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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可放缓最低工资提高速度,为民营企业减负促进就业

2019-04-12 22:55:45 | 搜狐智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宋晓梧:可放缓最低工资提高速度,为民营企业减负促进就业

 

近日,在搜狐智库举办的“搜狐有名堂”系列沙龙活动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宋晓梧发表主题为“当下与未来稳定就业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的演讲。

宋晓梧表示,工资水平升降会影响到宏观就业,为“稳就业”,政府可采取通过控制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发挥宏观就业调控作用。当宏观工资水平高,致使企业雇工数减少,失业增加时,政府可放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速度以促进就业。同时,应推进全国统筹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来做好稳就业工作。

此外,宋晓梧表示,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要促进居民就业,还需要处理好就业与投资、就业与农民工、就业与创新发展、就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宋晓梧表示,投资的核心目标应该是拉动就业,而不是拉动GDP增长。要避免过去的路径依赖,即围绕GDP去确定投资项目,导致投资拉动GDP增长却无法带动就业的局面。

宋晓梧表示,解决农民工就业是重中之重,城镇总就业人口4.2亿,农民工占2.8亿,农民工占中国城镇就业人数的67%左右,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农民工市民化,并希望在“十四五”时期(2021年-2025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对于“新型城镇化”,宋晓梧表示:“现在讲‘新型城镇化’,如果说前一阶段城镇化是在中国缔造了2.8亿农民工的城镇化,那么新阶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

对于稳就业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宋晓梧表示,创新并不只是消灭就业,创新也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不过,若短期内发生严峻的结构性失业,可采取让年老职工适当提前退休的办法加以解决。

就稳就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宋晓梧表示,在中国,中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容纳了80%以上的就业,要稳就业首先就得稳民营企业。

 

以下是演讲主要内容精编:

 

一、缓提最低工资标准可促进就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行业的、一个企业的工资水平,是根据本行业、本企业具体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来确定的,政府最好不要直接干预企业的工资水平,在企业的工资水平确定以后,行业的工资水平自然就出来了。

事实上,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基本做到了企业自主确定用工和工资水平,但是在一些垄断性行业、享受特别经营权的国有企业,国家还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这些企业的工资增长。

但要通过工资水平升降调整宏观就业,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宏观工资水平低的时候,政府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从而起到提高宏观工资水平的作用;当宏观工资水平高,致使企业雇工数减少,对宏观就业产生不利影响时,政府则可缓提最低工资,也就是说,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提高的速度减慢些。

这种通过调节最低工资促进就业的做法,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乏先例,有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严重时,还曾经冻结最低工资标准,即不提高了。

当前中国,国家规定是两年提一次最低工资,但现在是两到三年提一次,有的也一年提一次,两年提一次,还有的则三年提一次。过去的十来年,从2007年到2010年,最低工资上升比较快,从2011年到2016年,最低工资调整幅度逐年在下降,2017年有很多地区没有调整最低工资,2018年又调了一下,总体说来,这种调整适应了就业的需要,适应了当年宏观经济的需要,这个调整方向是对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宋晓梧:可放缓最低工资提高速度,为民营企业减负促进就业

(图来自讲座PPT ,下同)

 

二、应全国统筹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

 

社保缴费是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同时,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上起一个经济发展稳定器的作用,既给职工和社会提供一个社会保障网络,也可以通过调整社保缴费水平和职工得到的养老金、失业金的水平,调整预期,影响到消费,对经济直接产生影响,适应经济波动,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

之前出现的企业抱怨社保缴费率高,主要是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率缴费过高。那么,如果在就业压力增大的时候,可以暂时下调社保缴费率,这是很多国家采取过的措施。

比如说亚洲金融危机时,新加坡就把公积金缴费率下调10%,从40%下调到30%,在经济形势变好后,缴费率又逐渐恢复些。又比说德国,也是根据经济形势调整法定的养老保险缴费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宋晓梧:可放缓最低工资提高速度,为民营企业减负促进就业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仅从法定社保缴费率的数值看,中国的企业和个人缴纳的五项社会保险的法定费率之和为38.25%-38.75%,在世界上处于高位,但实际上的缴费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最终缴费是由缴费基数与缴费率相乘所得,而我们的缴费基数低,拿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来说,法定缴费率合计(企业加个人)是28%,但实际缴费率其实在18%左右,实际缴费率低于法定缴费率10个百分点

近年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也在适当调整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比如,从2013年到2016年,上海、哈尔滨两市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企业缴纳部分)从22%下降到20%,厦门从14%降到12%,深圳、宁波保持在14%。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宋晓梧:可放缓最低工资提高速度,为民营企业减负促进就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企业的缴费率可以从20%降到16%,职工个人部分的缴费率维持8%不变。

但是,这对厦门、宁波等城市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他们的缴费率早在16%之下了,但对于像上海、哈尔滨这样的城市来说,再降到16%,收支亏空就更加大了。

另外,由于当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尚没有实现全国统筹,即在全国层面上,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统一征收机构,统一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各地自行确定降低企业缴费率幅度,加大了地区差距,破坏了社会保障应遵从的大数法则,造成不同地区企业社保负担苦乐不均,特别是老工业基地企业与新兴工业城市企业难以公平竞争

比如说,一个企业在黑龙江投资建厂,过去要交22%的养老金,那么一个10000人的厂子,假设工资每人一个月5000元,厂子支出一年就是6个亿,而同期的厦门、广东等地,只需交13%、14%的养老金,比黑龙江低8到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建个一模一样的厂子,在广东建相比于黑龙江,企业就可以多5千万元的盈余,或者说,在黑龙江建厂子,就得多交5千万养老金,但这并不是归于自己的企业用,而是社会统筹拿走用于其他已退休的老职工,这就不会在黑龙江投资了。

再一个,例如像老工业地区的老职工过去做的贡献,其利润是在全国统一分配的,包括现在的央企利润也是全国统一调配,那怎么养老就只能在当地养老?这是有违公平的。

此外,从全世界看,除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其它地区在法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略有差别外,其他国家都是全国统筹基本养老保险。

因此,针对当前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长远发展看,还需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进行全国统筹,通过国家控制,而不是由地方决定,一步一步调整,使得企业负担既降低,又公平,这样才能够发挥社会保障大数法则的原则,举全国之力,抵御我们养老的风险。

 

三、以促进就业为投资的核心目标梧该围绕的一个

 

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把GDP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这具有其历史合理必然性。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财富过于贫乏,人们都急于想把经济发展起来,改善生活水平。因此,以GDP为表征的经济高速增长持续多年,但经过长期的经济增长,也累积了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就业关乎民生之本,财富之源,但过去的发展走了一条就业弹性(“就业弹性”,在本文中,同“就业弹性系数”,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非常低的道路。

分析从1979年到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尤其从1993年后,发现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很少。比如在2005年、2006年、2007年,这三年就业弹性分别只有0.083、0.065、0.064,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就业人数才80万人左右,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基本没带动就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宋晓梧:可放缓最低工资提高速度,为民营企业减负促进就业

 

从投资角度看,则是投资增加很多,拉动GDP增长很高,但投资带动就业量很少,因为当时的投资主要是到了重化工、炼钢等项目上,其带来的就业数量相对很少。

对比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就业弹性,比如像G20和欧盟诸国,他们的就业弹性大多稳定在0.5到0.6左右,是同期中国的10倍左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一旦经济下滑,失业率就会大幅度上升,而中国则在短期内,无论经济是快速增长还是增长减速,对就业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但是从2012年以来,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1200万-1300万,就业弹性得到很大改善,恢复到了0.3以上,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150万至190万。目前,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为负,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也是趋于负向,就业弹性恢复主要靠第三产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宋晓梧:可放缓最低工资提高速度,为民营企业减负促进就业

 

那么,现在“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绝不是说投资不重要。拿美国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时,失业率从4%、5%一下子上升到11%、12%,就业问题非常严重,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失业问题,美国就出台了一个《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但这个“再投资”围绕什么开展的呢?美国这个“再投资”不是围绕GDP增长开展的,而是完全或者主要是围绕怎么增加就业去搞投资。

在当前,对中国来说,促进就业是投资应该围绕的一个核心目标,而不只是通过投资拉动GDP增长。换句话说,投资一个项目,第一要考虑的是这个项目能够增加多少就业,而不是增加多少GDP

因此,可以通过就业弹性把“稳就业”和“稳投资”联系起来,把对就业弹性的考核作为政府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当然不是唯一的指标,以此衡量投资的绩效,看投资是不是提高了就业弹性,即促进就业。需要警惕的是路径依赖,即又围绕GDP去确定投资项目,导致投资拉动GDP增长却无法带动就业的局面。

 

四、解决农民工问题根本途径是农民工市民化

 

长期以来,统计城镇失业人员时是不包括农民工的,农民工在中国被当作一个特有的就业稳定器,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了,农村农民工就进城了,一遇到点经济波动,不需要劳动力了,为了减轻城镇失业率,农民工又得从城市回农村种地去了。但是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则是必须把农民工就业放在稳就业工作的重要位置,就是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也不为过。

现在城镇总就业人口4.2亿,农民工占2.8亿,农民工占中国城镇就业人数的67%左右。其中,八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并且,2017年统计表明,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占比重为10.3%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宋晓梧:可放缓最低工资提高速度,为民营企业减负促进就业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很多是在城镇长大的,在城镇接受教育,从小就没回过农村。据调查,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宅基地,没有承包地,根本回不去农村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没种过地,也不认为自己是农民。

因此,以前那种城里有活就招农民工,没活农民工就回农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把农民工当就业稳定器,不考虑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做法,现在对这1.4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完全失效。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分析,“十三五”时期的社会风险,其中一个大的风险就是,经济如果是下行,就业受到影响,那么可能首先受到冲击的并不是城镇职工,而是农民工。当然,现在有不少农民工返乡创业,不需要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但是考虑到1.4亿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如果不把他们统筹考虑在就业、转业培训和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内,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可从5个方面着手解决,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平衡和持续发展,也有利于稳就业。一是要促进城乡居民平等就业;二是实现同工同酬;三是合理分享社会保障;四是按均等化方向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五是按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其中,农民工长期不能市民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制于户籍,以及享受不了与户籍密切相关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各项基本公共服务,这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还拖着农民工不进城。所以这两方面的问题要同时改进

再者,农民工参加社保比率低,农民工参保覆盖率最高的工伤保险在2017年也不过27%左右,养老和医疗在21%左右,失业保险则只有17%。对此,有些人想为农民工设计单独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就会把农民工群体固化,使得农民工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宋晓梧:可放缓最低工资提高速度,为民营企业减负促进就业
 

那么,要解决农民工问题,根本途径农民工市民化。现在讲“新型城镇化”,如果说前一阶段城镇化是在中国缔造了2.8亿农民工的城镇化,那么新阶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把这2.8亿人的市民化解决了就是新型城镇化,而不在于盖多少高楼,但根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那么这一个进程在“十三五”时期(2016年-2020年)应该加快,希望在“十四五”时期(2021年-2025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该是城市居民就变成城市居民。所以在这个稳就业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研究农民工问题。

 

五、创新发展既消灭就业,也带来新就业

 

关于稳就业与创新发展的关系,从中长期看是不矛盾的,创新可能导致一些现有工作岗位大幅度减少,但同时创新还可以创造多大规模的新的工作岗位,在某项创新之初是很难预测的,且创新的层次越高,可能带来的新就业岗位就越多

比方说,在汽车刚发明出来的时候,汽车代替马车夫,大量地消灭了马车夫就业岗位,但在那个时候,容易看到的是马车夫失业,难以想象的是未来的汽车设计、制造、维修以及相关产业带来了多少的工作岗位。

又比如微信,据中国信通院的调查数据,微信从2014年以来,带动的就业机会翻了一番,平均每年新增就业机会超过200万个,2018年总就业机会达到2235万个,其中直接就业机会是527万个,同比增长10%。其中的小程序,2018年微信小程序数量超过100万个,成为传统行业连接互联网的新纽带,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宋晓梧:可放缓最低工资提高速度,为民营企业减负促进就业

 

凡此种种,不是说创新只消灭就业,创新也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创新和就业的关系,可以类比人类的认知与未知的关系,过去不知道有地球,后来知道有地球了,人类认知的半径越大,更知道地球以外的东西、未知的东西更多,未知的永远比已知的多。

但是就创新发展对短期就业形势的影响而言,比如,一个港口采用一项新技术就能够减少将近百分之七八十的用工,像这样的具体到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因为创新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这就不能等着新技术创新所创造的新的就业岗位去解决就业,而需要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例如,政府应加大转业培训力度,为能够转岗就业的相对年轻的职工提供适用的专业培训;对于没到退休年龄的年老职工,比如50多岁的人,再要让他们培训转岗是很困难的,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若出现比较剧烈的这些情况,即年老的员工无法胜任新的工作要求,对于这些人,可以让他们适当提前退休,适当给他们提前提供合理的一些社会保障措施

 

六、稳就业就得先稳民营企业

 

人在哪里就业?主要在中小企业中就业。国际劳动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就业人员90%左右分布在中小企业。尽管一些大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破产,或者大量裁员,比如曾报道的有美国大汽车公司裁员,社会影响很大,舆论关注,但从宏观就业角度看,大企业裁员数量占宏观就业量其实很少。

就中国而言,中小企业基本上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为全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因此,如果稳不住民营企业,“稳就业”也就无从谈,那么,稳就业就得稳民营企业。

去年11月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后,国务院各个部门和地方相继出台进一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

例如,加大了对企业稳岗的支持力度,对于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以返还上一年度企业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额度,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提高幅度达50%;连续出台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等等。

这些政策相互结合,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等问题,稳住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作用。政策效果是明显的,2019年前两个月,民营投资同比增长7.5%,高于国有控股投资2个百分点,拉动整体 投资4.3个百分点。可以说,民营企业的投资直接带动就业,这对于稳就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来源:搜狐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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