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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综合体制改革暨威县创新实践高层研讨会在河北威县召开

2017-06-25 11:28:45

    2017年6月24日,县级综合体制改革暨威县创新实践高层研讨会在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召开。

  研讨会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地方改革创新研究中心承办,中共威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协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等部门负责同志,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湖南、贵州、陕西等17个省(市、自治区)省、市、县改革部门负责同志,国内部分县级综合体制改革先进单位,新华社、经济日报、中新社等国内主流媒体,河北省、邢台市、威县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共20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地方改革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潘治宏代表主办单位致欢迎词。

  中共威县县委书记安庆杰代表协办单位致欢迎词。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体制改革司原司长孔泾源,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副司长宋葛龙,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张照新,河北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王晓桦,浏阳市副市长周耀辉,威县县长商黎英等在上午的研讨会上作了演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克,邢台市市长董晓宇,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省物价局局长张平军,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思远等出席研讨会。

  研讨会分上午主题论坛与下午“改革部门圆桌座谈会”专题论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史克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调研部主任贾存斗主持研讨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地方改革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潘治宏在致词中表示,这次以基层改革创新为聚焦点的会议是在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下举办的。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在经过了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后,从今年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强调以领导干部亲历亲为抓改革,强化改革的推进和落实。

  潘治宏指出,县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重要承载体,县域改革既关系着基层群众、农村经济社会和城镇化的发展,又关系着顶层设计的落实与创新,对于防止改革空转、解决改革落地难问题和切实增强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具有重要责任。

  潘治宏认为,解放思想是威县改革的重要特征。威县能从众多的贫困县中脱颖而出,求变求新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多年来的解放思想提高了威县干部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保证了改革的连续性、系统性、全面性。解放思想宝贵经验无疑对消除当前一些地方等、靠、要改革政策的惰性,对破除改革阻力具有重要意义。

  威县县委书记安庆杰在致词中指出,威县发展的特点是一个“快”字。这源于:第一,上级的信任。河北省把改革试点放在威县,邢台市大力支持。第二,勇于担当。改革越来越难,触动越来越多的既得利益,必须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去推动。第三,重点突破。“放管服”改革中,威县把组建行政审批局作为最重要的一件事。第四,统筹推进。改革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定要全面考虑。第五,方案精准。我们的改革既强调顶层设计,又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寻找稳妥的精准方案。威县制定任何改革方案,都要求事情必须办成,而且不出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副司长宋葛龙指出,威县作为省级综合改革试点,和国家级试点相比力度更大,经验更丰富。威县的改革实践有五点启示:第一,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第二,县级综合改革大有可为。第三,改革要充分尊重基层的实践,多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多取得第一手材料,正确看待新事物、新做法,只要符合实际和发展规律的都要给予支持。第四,改革要善于抓案例、抓典型。第五,要善于发现改革之美,总结改革之美,宣传改革之美。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指出,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又一次农村土地制度重大创新,使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三权分置”改革的目的在于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合作社、工商企业等进入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张红宇强调,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经营权流转,在中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要有耐心。在推进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不能抢民地、瞎指挥、一刀切。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改革,不能把农民的利益改小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这是改革的基本遵循。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要循序渐进,因地施策,要与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相吻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体制改革司原司长孔泾源指出,供给侧改革必须兼顾发展。我国经济去年增长6.7%,今年一季度增长6.9%,企稳回升,二季度、三季度不会低于6.7%。需求已经开始回升,但也不要盲目乐观。我国经济正在减速换挡期。从日本、德国及亚洲“四小龙”看,人均GDP一万美元以下时,增速会超过8%;人均GDP一万美元到两万美元之间时,增速会降到4.5%;人均GDP两万美元以上时,增速会降到2%左右。2016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由过去中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徘徊不前。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会逐步下台阶,但还有很大的潜力,有能力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前提是需要大力度推进改革。

  孔泾源强调,县级改革在中国改革中极其重要,我国近四十年的改革过程中,都是通过吸收基层创新经验来形成总体指导意见,推动改革前进的。从县域层面来讲,未来需要从产业结构上推进改革,从技术进步方面深化改革,从要素优化配置中深化改革,从区域协调发展中深化改革,从市场体系建设和市场边界扩张中创新机制推动改革,从民生诉求中创新机制推动改革,从公共服务创新中深化改革,从体系建设中深化改革,从开放新战略中深化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县域经济是重点。第一,县域政府改革成为各项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和条件,所有重要的改革最终都要在县级层面落实。第二,县域政府治理的能力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成效,关系老百姓的福祉。第三,县域政府自身的问题依然突出,急需加大改革力度。

  汪玉凯强调,县域治理结构创新要敢于跳出增减机构、转变职能、创造服务模式等传统思维。第一,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县域实现路径角度思考县域治理,探索县域层面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第二,县域经济是未来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如果没有县的现代化,光有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中国难以实现现代化。第三,县域城镇在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汪玉凯针对创新县域治理结构提出新思路。第一,按照国家法治的基本要求,给县域更大自主权,逐步向县域自治方向发展演进,这是大国未来不可能不走的道路。第二,对县域治理结构进行大胆探索。一是强化人大的权威,二是县委书记不宜兼任人大主任。三是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下,竞争性选拔县委书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刘守英指出,农村制度变革有一个契机问题,新一轮农村改革从决策层、执行层到地方都觉得压力很大,推不动,原因是乡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现在的农民跟以前的农民不同了。一是农民的异质化。农民异质以后与土地的关系、对农村的观念、对农业的想法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二是代继差异。第一代农民工40后50后基本上以农为业,以土地为生。第二代农民工80后90后离土出村后大多不再回村。第二,农业功能与形态发生了变化。原来农业就是生产粮食,现在农业功能已经大大拓宽,出现了休闲农业、健康农业、特色农业等等。第三,乡村出现了新产业和新业态。第四,村庄分化。一部分村庄有城里人去,有特色,有历史古迹,这些村庄大多在大城市周边。但是远离大城市的村庄,随着“农二代”不再回去,大部分都在衰败。第五,城乡互动和乡村价值的提升。上一轮急速城镇化,基本上生产要素是从农村到城市单向流动。下一轮城乡一体化,土地、资本和劳工会在城乡之间剧烈互动、对流。乡村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是讨论整个农村制度改革的前提。

  刘守英表示,下一轮乡村改革真正有革命意义的是宅基地制度改革。改革目的是要实现村庄转型,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退出宅基地农民的宅基地权。第二,村庄聚集以后原来宅基地权如何保证。第三,宅基地的财产权和实现形式。第四,外村人进入村庄如何取得宅基地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指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步子推得不够快。我国的土地制度从效率上、平等上、稳定上、环境上问题都相当突出。我国粮食产量很高,据测算,全要素成本是两万亿,按照市场来衡量种粮食是亏损的。如果土地制度进行适当改革,可以把粮食要素成本降到5700亿,形成国际竞争力。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张照新指出,社会领域改革也是县级综合改革的重点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社会建设。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大的转变是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因此,应该大力培育社会组织。

  张照新指出,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不对称,小微金融发育不足,导致整个金融资源没有互动。传统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的需求更多是小微金融满足的,而我国金融以大中银行为主,出现结构性矛盾。未来,需要大力发展小微金融。

  河北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王晓桦对威县的综合体制改革给予高度评价。王晓桦指出,威县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聚焦放活市场主体,发挥市场作用,探索集中行使审批权改革,成立行政审批局。第二,聚焦多头监管、交叉监管,政府作用不能得到很好发挥,探索集中行使市场监管权改革,综合行使城乡管理执法权改革,成立市场监管局和城乡综合执法局。第三,聚焦为民服务,让百姓办事更便利,探索集中审批与政府社会服务的融合方式。第四,聚焦民生,为提升城乡居民医保水平和能力探索城乡医保一体化改革。第五,聚焦扶贫,让产业发展与扶贫联动起来。

  浏阳市副市长周耀辉表示,近年来,浏阳市向民营经济发展要动力,为民营经济提供最大的支持,这是浏阳加快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举和务实之策。浏阳市以简政放权为核心,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在全国县级城市中首推建设投资项目审批改革。浏阳市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现多证合一,一证一码,申请开办企业2.5工作日可以办结,推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全市新登记企业和注册资本分别同比增长24.6%和22.9%。

  威县县长商黎英指出,威县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突出。第一,集中现场审批,成立河北省第一家市场行政审批局,实现了“一枚公章管审批”;第二,集中现场服务,成立河北省第一家县级市民服务中心;第三,集中中介管理,成立专门中介服务超市,把185家放到超市里免费提供;第四,一个平台办税收,国税地税联合办税。第五,一个机构管执法,整合原工商、质检、食药监,组建河北省第一家市场监管局。第六,集中检验检测,整合分散机构,组建河北省第一家县级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实现了“一个中心搞检测”;7、审批服务下移,向乡镇下放审批事项184项,向村下放前置审核及代办事项85项。在一揽子对市场营销环境优化服务的努力下,威县市场主体增速很快,2015年新增市场主体2137个,2016年新增市场主体3140个。

  在“改革部门圆桌座谈会”上,部分省(市、自治区)、市、县改革部门负责人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长沙市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吴德峰指出,目前的改革要防止四种现象:一是孤岛现象,部分地区改革工作做得好,但周围广大地区没有改革。二是盆景现象。有的改革修饰得很漂亮,发展成为改革的“盆景现象”。三是温室现象。某项改革领导一关注,财力一投入,推进就很好。但领导人一走,这项改革立即人走茶凉。四是橱窗现象。有些改革只能演示不能量产。

  吴德峰指出,我国当前的体制是自上而下授权,有的是分线授权,有的是分块授权。在目前体制下,部门抓改革会出现很多问题。第一,改革往往围着自己一亩三分地打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改革任务成为烫手山芋,碰到改革就不愿意搞。第三,改革成了利益工具,难以走出部门利益的圈子。第四,改革容易陷入自拉自唱、自说自话的境地。第五,有些部门本身是改革的对象,却让它自己改自己,无异于让溺水人抓着自己的头发从水里救出来。

  贵州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郑云跃表示,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向纵深推进,改革办的机构和职能需要进一步完善,改革办机构不太健全,贵州省委改革办12个编制,人手少,任务繁杂,压力非常大。

  湖南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罗云寿表示,搞好县级综合体制改革,第一要选好县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一个地方敢不敢改革,改革能不能成功,核心是一把手。要把真正有改革能力,敢于担当的实干家放在县委书记这个位置上。第二,要加强对县级改革的指导。第三,改革要有推进手段,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进改革。第四,要为改革要营造好的环境。

  江西省委改革办规划研究处处长张晓勇表示,威县综合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充分说明地方改革家能否不断脱颖而出,对改革大业而言十分关键。威县把改革当成一种政治责任和重大机遇,全力以赴,迎难而上,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近四年了,从改革实践来看,比较缺乏真正的地方改革家群体。中央讲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但实践中这点体现的并不够。

  广州市委改革办秘书处处长章翔宇表示,改革有两种模式,一是冲刺短跑,一是马拉松式长跑。从长远看,我们要有跑马拉松精神,要有节凑,要谋定而后动。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靠刺激可能效果很快,但会留下很多隐患。但短期来看,改革又要冲刺,要有决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杨宗长表示,百色市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推进机制。第一,建立完善一把手的改革工程责任制。第二,建立抓落实的长效机制。建立市领导联系机制,每个市委常委都有改革试点的县作为联系点。建立跟踪协调机制,改革办每个人跟踪到县级,责任明确,各司其职。第三,建立网格化的管理机制。把12个县市区分成五个片区,同时在改革办分成五个工作小组,对应不同片区进行分类指导。第四,督察机制。邀请第三方进行督察评估。第五,分类绩效考评。

  湖北省鄂州市委副秘书长、改革办主任范玉姣表示,有的地方领导就改革论改革,观念上没有形成改革是发展过程中一个拐杖、一个方法的认识。改革是解决地方发展中面临实际问题的方法。治理理念现代化就是要有改革办法,一些领导没有认识到改革对当地发展的价值,更多的是就发展论发展,不懂改革,不会改革。

    (来源:中国改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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