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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治思潮的演变

2014-05-07 12:58:19 | 方明江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发展、消亡的过程,政治思潮的变迁也是如此。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观念认知结构等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凤凰涅磐的重新的构建。然而,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程和一个充满争议的动态过程。
    政治思潮的内涵
政治思潮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宏观的、动态的思想倾向,它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的意义。一种思想之所以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思潮,是因为它能够抓住当时社会最为敏感的问题,并能够对这些问题在价值、实践层面上有明确的判定,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具备动员社会民众、促进社会改造的力量,同时也应当具备一定的时间。任何一种政治思潮表达的都是一种鲜明的政治价值,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特点;任何一种政治思潮它在价值和制度层面层面上,表达的是一种继承或否定某种政治传统的设想;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通过对某种社会问题之政治根源的揭示来表达某种政治信念和政治主张;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有其发展、消亡的过程,其价值取向的流动和兴替是由实践所决定的。判断某一思潮的特点、地位和重要性,不是取决于它在某一历史时期是否重复出现,存在多长时间,而是在于它能否成为标志政治观念发展的潮流。当然,政治思潮的内涵也有其绝对性和相对性。对政治思潮的解读也受政治文化含韵、政治理论解释、学术话题的议程设置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推崇息息相关,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当代政治思潮的主题
恩格斯曾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具有不同的内容。”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矛盾在和近现代与社会思潮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产生了新的结合,同时新的、宏大的的政治事件所屏蔽的问题得以重现展现,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当代政治思潮所关注的对象。外在约束使政治思潮不能随意按照自身的逻辑去发展,必须受制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力度。20世纪80年代,以西化论为代表的政治思潮在政治实践上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文化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传统还在刺激着一些知识群体的颠覆性介入运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观念为中国当代政治思潮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表现为文化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两极对立逐步消解。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市场化开始缔造限制国家权力的“武器”,市场化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以及在世俗化轨道上形成的理想化力量把来自文化权力的颠覆力量抵消掉了。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最为集中的主题就像刘建军先生说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国家、一个推行市场化的国家、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日益面对全球化的国家如何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具体表现为:西方化与中国化之争,个体化与国家化之争,精英化与平民化之争,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和传统化与现代化之争。
“78”年以后背景
政治思潮的更迭是一个时代的旋律,它的变迁代表了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节奏。所以,政治思潮不仅是“观念史”的构成要素,也是“政治史”的构成要素。首先,1952年,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在全国的高校被取消。1978年,邓小平倡导政治学应该赶快补课,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高校的一恢复与发展,为政治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学科支撑和学术支持。只有这样,政治思潮才能借助学术资源和学科资源,转化为一种系统化的文化力量。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新的改革时代到来,在社会巨大的转型时期,政治思潮与社会变革的契合度就更加默契,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使其成为一种展现和支撑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的思想资源。再次,知识和思想是赋予人们思索政治的源泉。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者的代言人,他们和政治领导者之间的张力是相互呼应的。1978年的改革使知识分子从休眠的状态之中摆脱出来,使得知识群体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对未来政治生活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从而让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之间的断裂再次缝合。最后,放大的社会机制为政治思潮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途径。政治思潮借助知识的传播体系进行广泛传播,使得某种观念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最后升级为一种思潮。其中,高考制度的恢复为知识群体的再生提供了制度化的空间和机制。
    几种主要思潮的回顾
人道主义:就意识认知的重构
人道主义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思潮,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道主义并不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舶来品,主要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人道主义。当然,在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潮并不是对西方人道主义的整体把握,但它继承了其中的“人性论”观点,试图将人从阶级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人道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兴起,与文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革中,极左的政治路线对人的戕害令人发指。真正的人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工具”。正是文革期间的惨痛教训,才激发了人道主义这一思潮的产生,以“人性论”代替“阶级人”,是对文革的否定,这是人道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成就。另一个重要的成就便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政治文化层面的批判运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异化”概念抽离开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语境,转而用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此时,人道主义才告别其文学形式,开始转换成一种理论思考,表露出一种政治思潮的效应。最为著名的有周扬先生,他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没有异化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结合构成了对既定国家意识形态的挑战,试图将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构建在抽象的人民性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以此来来掩盖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阶级性。同时,中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催生了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发展,换句话说,其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根本不可能在对现代化进行批判。至此,人道主义已经转化为挑战和否定既定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制度的思想武器,伴随着市场及其规则后来日益成为主导形态的中国语境中,其最终的政治命运就不言而喻了。
    新传统主义:对儒家文化的重拾
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构成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文化密码的连接符,但是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曾一度断裂。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步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知识界对推行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文化上和价值上的检讨。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使得中国知识界必须通过确立一种新型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西方化的中国;一部分知识群体和一群理想主义者沉浸在新儒学复兴的文化生态之中,主要讨论围绕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即儒家伦理是否包括着现代化动力;二是儒家学说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中的地位和命运;三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及儒家学说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这四个主要方面;同时借助世界范围内的“儒学第三期复兴”的波澜,于是,以新儒学为代表的新传统主义逐渐在国内兴起,成为一道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新传统主义是一种以中国哲学为根本精神,以其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哲学,以寻求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出路的派系,中国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建必须汲取传统的文化资源。新传统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意味着一种价值的整合与重建,揭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永恒的问题:即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如何保留自身的精神特质。它本身也具备一种潜在的“政治正确性”,所以,领导集团也把传统视为支撑社会整合、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资源。传统主义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孕生和消解西方人权外交的霸权地位、抵抗西方化的腐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反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方面与主流意识保持一致,同时主流意识有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援,所以新传统主义在合法性的背景下大大的扩展了自身的势力,新传统主义愈演愈烈。时至今日,回过头去看新传统主义,其生存和扩展的空间还是极为有限的,被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保守主义取代。
西化论:高歌猛进式的乐章
“变”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的主线,“西化”与“东方化”一直是贯穿中国近现代的主题,至当代,“东方化”被“现代化”替换。1988年《河殇》播出,彻底展现出一种西化的思想,表露出对传统几乎全盘的否定,成为西化思潮的“政治宣言书”。西化论思潮从意识形态反思、文化反思转向制度反思,西化论把中西对照扩展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之中,其核心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借鉴或复制。西化思潮认为中国在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上面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模式,也就是说,不仅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同时也要效仿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为此,它借助一些政治事件而得以显现其实践效应和颠覆效应。比如:“人权游行、示威”运动,“民主推进”运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运动,以改造“政治体制”为目的的运动以及“六四”政治风波等。西化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借助对政治学理论中诸如人权、民主、分权等基本概念的理解,提出“三权分立”,实行“多党制”等。通过权威体系在话语上和行动上的彻底决裂,转化成一种街头政治和运动政治。西化论思潮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滋生与蔓延,最终引发1989的政治风波。此后,以政治体制批判指向的西化论思潮逐步分解,1992年市场化更加剧了这一分化、消解趋势,对财富、名望和知识等资源的多项选择逐步代替了对政治体制的批判。总而言之,西化论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从文化反思到制度反思的转变体现。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在西化论思潮踊跃的年代,也正是改革开放事业建设过程之中的矛盾凸显期。
新权威主义:立足实际问题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选择上,中国理论界出现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主题的讨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与1988年被正式提出。在这个时间提出主要表因是改革处在攻坚期,物价飞涨,官倒横行,腐败猖獗,社会危机四伏;因此,改革该往何处,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然而其出现的根源确是政治民主化的意外后果,经济发展中地方主义和混乱状态及后现代化国家成功的昭示;外部原因是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压力,特别是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新思维和公开性,对中国的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刺激,总而言之就是政治与经济一体的“政治全能主义”。新权威主义主张治国者其权威性来自民族主义及其现代化导向,经济上应当与世界主流市场化趋同;其次、新权威主义要求在政治上凭借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再次、新权威主义对传统价值有更多的认同,认为传统价值体系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最后,新权威主义还保障个人自由。换而言之,权威主义主张在向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过渡过程中,建立起强大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保障,并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形成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与权威政治、官僚政治共存并进的局面,即所谓的“硬政府、软经济”及“小政府、大社会”的结合,是民主逻辑、现实逻辑、经济增长逻辑、强力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结合。新权威主义与西化论之间的冲突基本构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总体面貌,新权威主义是特殊历史时期发生在中国的一场争论,其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已经在改革过程之中得到解决,但是其关注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选择问题,任需进一步探讨。
市民社会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市民社会是从英语Civil Society翻译过来,主要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三个流行翻译术语,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竞争和自我主义导致的社会联系对于个人才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纯粹手段。但市民社会在中国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市民社会论的信仰者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公共权威之外的有私人活动场所逐渐形成的一个公共领域,是一个外在且独立与国家的社会,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具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共性、开放性、参与性和社会自治等特性。市民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引入注目的思潮,得益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家通过单位体制将社会吸附和吞噬到统治权力体系之中,就不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有着某种关系的说法。随着市场化的深入,逐渐出现了一个独立于国家统治权力体系之外的空间,这个空间由个人、企业组织、社团等要素构成。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激发了很多学者对这一结构性变动产生了诸多现象,在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这个空间里,奉行的是市场经济平等的契约性关系、遵守法治原则、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内部活动和管理具有自治的性质、通过舆论来表达意见,并以此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的过程。以此来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并试图通过构建市民社会自下而上的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因为市民社会思潮迎合了市场经济的嗜好和突破了一元化权力体系的渴望,成为了一种政治思潮,为知识分子论证中国民主化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而被人们广泛谈论道。对市民社会的褒贬也是不一,主要有市民社会有益论、市民社会局限论、市民社会泡影论、市民社会生化论等论调。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市民社会思潮产生了分化:一个是在经济层面上逐渐演化为捍卫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和政治层面上逐渐演化为以改革为中心的治理思潮。
自由主义兴起20世纪90年代,是由市民社会思潮演变而来,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中国自由主义者继承了西方社会自由概念中的权力维度和政治维度,放弃了道德维度上的自由和人文主义上的自由。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主要有两重面貌,即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既想挑战权威体系,又想在市场化改革中获取财富和地位。经济自由主义的温和面貌以及中国改革的内在亲和性使其向各个领域渗透,进而成为一种揭示中国改革逻辑的重要思潮,它与国家权力的亲和性决定了经济只有主义在中国令人欣慰的命运,这一思潮也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逻辑。截至目前,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已呈现奄奄一息的态势。
市场化的改革是一个政治、社会后果是脱离政府控制的领域出现,从而导致了公民社会的关注,公民社会作为后单位社会替代性的制度和组织资源,成为维持治理和走向善治的基石。善治与治理思潮的兴起,为重估社会的公共价值提供了思想资源,沿着这一路径思考的集中体现便是“公民社会”的源头。字公民社会思潮中,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合作者出现的,公民社会和政府的关系并不总是对抗的关系,也是有相互补充、合作的关系。总而言之,治理和善治思潮的兴起标志着政府观的变革,社会观的变革,无疑对处在推进深化改革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建设性作用。
新左派:自封的正义捍卫者
中国改革进入90年代以后,严重的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贫富两极分化等恶像,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新左派将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归功”于市场本身的弊端,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弊病是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已经出现过的“西方病”、“市场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反对拜金主义,纠正市场弊病和解决社会不公。新左派既是对中国刻意追求现代性的一种提醒,同时它又借助冷酷的话语展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新左派强调从历史过程和多元互动的角度,在一种新的框架中对中国问题进行重构。新左派把对现代性的批判推进了一个总体的层次,即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进行的一种反思。
第三条路:具有建设性的自由之路
20世纪90年代,当时贫富悬殊、阶层分化、政府社会关系的紧张、社会流动和最新社会阶层诞生等原因的催化,“第三条路”在中国开始兴起。主要论说有层化论、碎片论和断裂论。据杨雪东先生的研究,第三条路主要详细内容包括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确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有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和改革福利国家重新定位国家的四方面。第三条道路不仅提供了一种具有涵盖力、包容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和务实的政策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第三条道路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有着重要的消解力,对中国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第三条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提高了理性的注视和综合的诊断。
全球化:是是非非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增多。在中国,存在着支持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两种思潮。支持全球化的人认为资源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配置与流通,则会超越民主壁垒,进一步推动民主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全球化将会把世界带入一个民主主导下的和平时代。总之,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而且这个时代是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快乐的时代。。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形成了民间的“反全球化意识形态”在持反全球化思潮的人看来,全球化是为工业而设计的一种剥夺机制,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的一种扩展机制,是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机制。跨国公司、自由贸易、科技创新与国际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最终导致这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环境灾难在大范围面积里的爆发。伴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程度的提高,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的关注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全球化已经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已经成为分析中国近年来变迁的重要变量和维度。

任何一种思潮都是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片面性。不管各种思潮如何,最终都会在实践中得以检验。知识分子作为价值的担当者、观念的诠释者、问题的搜寻者和介入的实践者在社会思潮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这也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先天性情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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