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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如何看待中国智库的独立性

  • 分类:改革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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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发布时间:2019-09-05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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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从事研究工作的体会是中国智库的独立性需要大大增强。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我谈几点提高中国智库独立性的看法。
    第一,提高中国智库的独立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资源的配置方式上,过去是政府独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整个国家像一个大工厂。现在我们各类市场主体发育起来了,市场主体也分化了,社会呈现多元化状态。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要起决定性作用。与此相适应,有共同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需要组织起来进行维权自律,政府在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应与社会组织进行民主协商,不同社会组织也应建立自协调机制。这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一方面,政府需要与各类社会组织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协调也需要对话。这两种对话都可以通过各自的咨询机构或公共咨询机构——智库,进行协商。由于整体与局部利益往往发生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往往发生矛盾,要解决而不是激化这些矛盾,应当允许智库代表各类社会群体发出真实呼声。这就要求中国各类智库提高独立性。
    第二,智库的多样性与独立性。现代智库是多元化的,有代表中央层次研究国家大政方针的,也有代表地方利益,代表行业利益,代表雇主利益,代表工会利益的智库。多样性与独立性并行不悖,也可以说恰恰有了多样性才有了独立性,千人一面还有独立性吗?不能统一要求所有智库都只能代表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代言人,那样反而把智库的独立性给抹杀了。我去过美国很著名的“开拓”研究所和美国“城市”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机构对美国的公共政策评价大相径庭,“城市”研究所认为“开拓”研究所更多地代表了金融界的利益。可见,独立性和多样性是并存的,不能因为强调独立性就要求所有智库都超脱不同利益群体,实行统一的标准。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可以通过自设研究机构,也可以通过公共研究机构发出自己的声音,关键在于这个声音能否真正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样民主协商机制才得以真正成立。
    第三,智库的财务独立与思想独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政社分开,政事分开,现在大量的研究机构,除了政府直接举办的研究院所,其他绝大多数智库都应适用这一原则。政府提倡购买公共服务,大量的公共政策前期研究和中、后期评估可以委托各类智库或中介机构,政府自己不要养机构,养人。当然,政府办少量的研究机构还是必要的,美国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为了增强独立性,更应该注重培育民间智库,而购买服务将使智库的独立性提高,因为智库与政府是平等的交易契约关系,你出钱,我出思想,这是很好的方式。
    那么政府出钱办的智库应该有思想独立性吗?我认为也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说,在朝廷之上与天子论可否的是宰相,与天子论是非的是谏官,因而“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可是谏官的俸禄是皇帝给的,财务不独立,他怎么敢与皇帝论是非?这是封建王朝从长远执政考虑,专门设立的官职,也可以说是监督天子的制度。对这个问题再深想一下,中国2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政教分离的,这才有了“文死谏”的空间。如果天子就是最伟大的理论权威,最标准的道德模范,是“教主”,谏官如何与他论是非?如果还是文革期间报刊上天天宣传的那样,领导人讲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出一策必盈庭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谁敢与其论是非?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党和政府要从长远执政的战略出发,即使是自己出钱办的智库,也要让其能够发表相对独立的声音,让其真正收集反映社会不同群体的民意,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四,提高智库的独立性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围着一个指挥棒转,现在多元化社会阶层已经形成了,但是上层建筑的转变慢于经济基础,智库自身的行为还没有得到相应扭转。许多智库仍然一窝蜂研究同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宣讲,与其说是宣传,不如说是吹捧。现在领导关注某个问题了,社会舆论关注某个问题了,大多数智库就热热闹闹地研究某个问题。就业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就业专家,金融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金融专家,贸易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国际问题专家,养老问题突出它又成了社会保障专家。对某个方面问题深入研究,全面了解国际经验教训,真实把握中国实际情况,提出有理论根据,有实践案例,有详实数据,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殊为不易。怎么可能隔三差五地就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研究透了?当前一些智库浮躁的原因之一,恰恰是缺少自身的独立定位。
    智库努力增强自己的独立性,绝不意味着可以恣意妄为,而是一定要在宪法和相关法律框架范围内活动。我们都知道部门和部门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当前和长远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应该也可以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加以协商解决。如果片面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将部门利益、部分群体利益、眼前利益置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之上,甚至天马行空触犯法律,该取缔的还是要取缔。(作者: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文章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7日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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