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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

2014-04-17 10:24:43 | 方明江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裴宜理在4月11日发文称,‘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最好的实验室,我也主张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抗争性政治时,需要采取一个长远的历史眼光。’这并非空穴来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变得非常流行。而之所以流行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大量的社会运动正方兴未艾,比如民权运动,言论自由运动。从最近几年群体事件发生的增长比率而言,得出当下中国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趋势无可厚非。

    第一、底层社会与抗争性形式界定
何为底层社会?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学者对此的看法颇有出入。但总体而言,是指那些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上占有率和支配率极低或未占有的那部分群体,他们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相应的权利被剥夺。有时对底层社会的理解还可以引用一个相对概念加以诠释,这个一般适用于特权阶层面前。
蒂利在他的题为《抗争性的法国人》这本书里开始发展出他的关于三种抗议方式,一直被沿用至今。第一种类型是竞争性的抗议。指的是在占有差不多同等资源的群体间为了争夺同一样资源而发生的冲突。比如,在不同的村庄或敌对的家族团体之间基于土地占有而形成的世仇。在这些冲突中争斗者们或多或少的在资源占有方面较为平等,他们互相争斗是为了夺取对稀缺和需要彼此争夺的资源的控制权。但是,这些活动并非仅仅是经济斗争,他们也同样发展出一种文化来延续这种冲突。第二种类型是反应性抗议,包括像抗税、暴乱、或者粮食暴乱这样一类事物。反应性抗议与竞争性抗议不同之处在于卷入冲突的各方在资源上并不平等。在反应性的抗议中,普通群众与远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或市场交手。第三个种类的抗议是主动性抗议。这里主要的抗议者不再是农民,而是工厂的工人。工人们并不是简单地试图保护他们的传统资源不受国家和市场的新的要求的侵害。相反,他们积极地举行罢工来要求新的权利,包括每日8小时工作制、福利、普选权等等。他们的这种抗议形式被我们认为是一种现代的抗议台本。4月14日,广东中山,格兰仕工人打砸工厂,抗议工资低于公司招工时承诺的标准。约2000工人从凌晨零点开始,将宿舍、饭堂、超市、大门、电动叉车、警车以及办公室电脑设备等悉数砸毁一事件就是最好的范本。

    第二、底层社会抗争性的现实基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是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的,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距还在扩大。城乡差距的扩大造成了城乡产业差异、生活方式差异、基础设施差异、市场的分割、城乡公共服务的差异,不仅制约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且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进一步制约了内需的扩大。城乡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人均公共资源禀赋的差别,承担改革成本的不同,财政政策的“非农化”偏好以及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已经指出要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但到现在,还没有明确提出一个怎么样的改革建设方案。因为要在农村实行改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某一方面通过行政将它推上去就能够解决的。比如,政府主导了城镇化的过程,把造城当成是提高政绩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手段;地产权制度是两块,农村那一块是集体的。最终拥有者是农民,但是农民从中得不到权力也不能获得利益。权力和利益主要掌握在村干部手里;还有就是行政级别是层级化的问题。
在前改革时代,虽然市场机制作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有些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把新经济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引入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等。结果,这些领域高度商业化和货币化,造成了对社会的极大的破坏。同时,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更使得中产阶级的发育不良,成长缓慢。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出口与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等方面。这些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得中国的一次分配完全失灵。这些失衡结构使得少部分既得利益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绝大部分人所得甚微。这必然造成了两极分化,形成了贫富之间、劳资之间、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改革开放之前所没有的,这些矛盾的本质是利益失衡。
    在经济与社会整体发展中,经济发展始终是前提和基础,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社会发展是根本和目的,社会发展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繁荣。在前改革时代,我们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使得我们在后改革时代经济发展中遇到一系列社会性的问题,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如失业人口增多,就业压力增大;收入差距扩大,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城镇弱势群体及相当部分农民的生活还面临困难;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

    第三、如何破除中国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的痼疾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重要价值目标,一直被公共政策制定者们反复提及,胡锦涛主席说:“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温家宝总理说,‘让人民有尊严的活着’,十八大习近平主席说,‘让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李克强总理反复提到,让改革的成果惠及于民。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体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以人民为对象,不仅包括形式的而且包括实质的公平正义。
首先,在经济领域突出的公平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对由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后,破除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告别了“贫穷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经济发展观的制约,致使在一段时期里,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为以GDP为中心,只顾追求效率,将“公平”这一议程给忽视了,导致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和不断扩大趋势。
其次,在政治领域突出的是政治民主问题。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体现和得到保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改革开放的实践说明,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其基本内涵包括: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被统治者;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人民是目的和服务对象,不是手段或工具,更不是“对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是为民,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法治国,以法行政;维护司法正义;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杜绝任何特权,保障宪法规定的人民的政治权利;不断扩大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空间和渠道;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必须通过人民民主的方式求得解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更不能随便使用暴力和压制手段。

   “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我们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有这样,中国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才会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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