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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腐败的特点概括和推进反腐机制建设的思考

2014-03-18 14:48:24 | 方明江

反腐倡廉建设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我们党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已经把它作为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无疑是党从建国以来进行反腐工作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反腐力度空前强大,“苍蝇”、“老虎”一起打。反腐工作必是我党今后一项长期执行的艰巨任务,反腐倡廉建设既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一项基本建设,又是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项关键工程。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 当前中国腐败的几个特点
在众多腐败案件的总结中,腐败形式五花八门。无论是怎么样的腐败花式,都有其共同的地方,以下不完全地归纳出几个特点:
■高官腐败案件增多
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等部门纷纷发力,查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国家能源局局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铁男,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安徽省政府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等省部级高官。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2010年落马、宣判的省部级高官15人;2011年落马、宣判7名省部级高官;2012年查处了刘志军、王立军、黄胜、田学仁等5位高官;十八大后,蒋洁敏、李春城等19名高官相继落马。
■涉案资金愈发巨大
2010年,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广东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利用担任职务便利非法谋利人民币2959.5万余元一案;2011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涉案金额4200余万元一案进行宣判;2010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正科级负责人罗亚平利用职务之便涉嫌贪污、受贿,涉案金额共计6000余万元,并在单位私设小金库,掌控赃款多达1.45亿元一案宣判;2001至2004年,前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利,涉案金额约合计人民币1,867亿元;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涉案金额高达2.5亿人民币;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被控受贿,涉案数额约1.7亿元;2012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开庭审理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原党委书记李丙春,共贪污公款3887万余元,挪用公款约1.6亿元,网络媒体还有报道“涉案金额”再创新高之说,不管是位居高位的高级干部,还是基层的工作人员,涉案金额之巨令人咋舌。上面的例子只是诸多案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
    ■腐败干部的抱团性
在一些腐败案件某个点暴漏后,常常引发所在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一方面腐败分子相信“利益均沾,法不责众”,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制度固有存在的缺陷,给腐败分子提供了机会。因而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即“窝案”、“串案”。概括为组织性、整体性和公共性,主要表现为涉案人员众多;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公然与中央精神背道而行。2000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25起案件一审公开审判,1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4名是厅级干部,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有2人是厅级干部,其余58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01年,“慕马腐败大案”重要涉案人员已达一百二十二名,其中六十二人被移送司法机关;2006年湖南省郴州市腐败窝案: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及20多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查,该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2006年上海市社保案:涉及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社保局局长、宝山区区长、国企董事长等政界、商界几十人;2010年,以原吉林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忠吉为首的吉林交建集团11人集体腐败案。集体腐败比个人腐败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腐蚀更多的党政官员,更重要的是会产生更严重的政治腐蚀性。
■裸官现象依然严峻
有些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把“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旦有什么风声或是涉案人员落网即随时出逃。随着“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逐渐被人们认识与抵制,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亦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加拿大更是成为裸官前往的天堂。从1996年到2000年,大陆共有约200万公民移居欧盟15国,欧盟官员:1996年到2000年的大陆赴欧移民中,官员本人的移民比率约2%。当然,这只是在欧洲而已,那被裸官称之为天堂的加拿大会不会比这里的人数更多呢?同时,这还是十年前的数据。裸官具体数目当然不是很容易获取,但是从媒体报道度和社会舆论关注来分析,裸官现象依然是社会中存在的一个亟需解决的毒瘤,当然,目前政府也在采取一些措施来遏止这一问题的恶化。
■腐败手法的惯用性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支出式腐败、审批式腐败和卖官鬻爵式腐败是官员惯用的三个伎俩,无独有偶,法国社会出现的历史如今在中国重演。支出式腐败就是官员透过搞基础建设,包括修建道路、港口等等进行腐败,因为这是最容易腐败的方法。刘志军在任8年,总投资金额3万亿修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丁书苗这个中间人穿针引线找了23大国企、大央企搞到了五十几个铁轨项目,其从中抽取回扣;审批式腐败三大业务是最容易腐败的,审批制度在中国是相当严格的,许多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为自己牟取利益。卖官鬻爵式腐败通过手中的权力去掌控下级官员的升迁之路,以获得利益。
    ⊙加强反腐机制建设的思考维度
十八大后,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但反腐败任务还相当繁重。要充分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坚定反腐败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秉承“零容忍”反腐的理念
国内某位学者曾经提出“腐败经济学”这一概念,认为适当的腐败可以在一定程度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发展,该学着提出这一命题的依据无非是通过利用公务人员的欲望心理驱使其做出一些行为,在客观上带来一定“好处”。这是一个相当错误的一种提法,这样的说辞无非给了那些企图腐败的人员制造了一种心理诱因,更为其贪腐行为开脱。“破窗理论”告诉我们,要消除犯罪现象,必须对轻微的犯罪行为予以严惩,不能给腐败贪污留下任何借口。“零容忍”理念应用于廉政建设也是有例可循道德。20世纪60年代,香港为治理腐败,一方面出台《防止贿赂条例》,对腐败的罪与罚作了非常清晰的规定,从而堵塞了轻微腐败的漏洞;另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在执行法律法规时也体现出腐败“零容忍”的精神。香港廉政公署下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管理处,三处相互合作,实施“举报必接、有腐必查、惩腐务尽”的原则。香港廉政公署实施腐败“零容忍”,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威慑作用,在较短时间内就遏制了腐败。
■加快建立完善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党极为重视权力相互制衡体系建设对维护权力科学合理运行的经济作用。十六大报告要求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十七大报告则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明确概括为“权力结构”,提出要建立健全“三权”相互制约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关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政廉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在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设置规范、严密的权力运行程序,厘清相互关系。目前党政机关权力运行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权力运行缺乏清晰、严密的程序性规定;有的虽然规定了权力运行程序,却不遵守程序,或者随意减免程序、改变程序,甚至权力运行不透明,制造腐败机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要严格规范党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使权力运行的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在时间和功能上相互衔接、环环相扣。还要制定相关的工作细则。细化到进入权力运行过程的每一位行政人员均能按照岗位职责、工作程序和规则,顺利地进入工作角色和工作状态,并有所依从、有所戒惧。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并不是一次性工程的,而是一个不断完善的、长期的、艰巨的过程。要认真总结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推进纪检监察制度的完善
探索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的途径和方法。现行的纪检监察工作体制因缺乏独立性而造成职能“缺位”,纪检机构隶属于同级党委管辖的体制,使纪检干部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同级党委手中。这种事实上存在的被领导者监督领导者的局面,由于监督者缺乏更大的独立权限,致使监督工作不时陷入被动和受牵制的局面,不利于纪检工作的开展。党的纪检机构这一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只有与“刚性”的制度和完善的体制相配套,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权威和职能。换句话说,就必然会制约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展,影响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同时,现行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部门各负其责”是让各个部门管好自己部门和所属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使党员干部不搞腐败,不搞不正之风。但现实情况不是部门各负其责,而是纪委负责。另外,从近年查处案件看,一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与有的部门的“一把手”或者与其领导班子作风不正有密切联系。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整个部门风气不正,腐败滋生。特别是对系统的管理,往往存在不愿涉及矛盾、对违纪行为袒护包庇、处理不到位的问题。“纪委组织协调”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十八大后,中纪委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认真落实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党委全委会决策和监督作用,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突出巡视工作重点,改进巡视工作方式,增强发现问题能力,加强巡视成果运用。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督促指导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切实履行职责。
■加强党性党风纪律的建设
良好的党性党风党纪本身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加强党性党风党纪建设,本身就是加强科学发展的执行力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党员干部队伍从总体上看是一支政治坚定、经受得住大的考验的队伍。但是仍然有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不强、“拿来主义”意识反而强烈。堵住腐败源头“管涌”,要求筑牢思想防线,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关键。要探索可持续性教育,用坚强的党性保障科学发展。党性既要靠党员干部自身去修养,也要靠组织的持续教育来培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拒腐防变教育作为第一道防线,必将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腐败文化的存在和广泛渗透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源头治理必然要求实施廉政文化建设,增强反腐斗争合力,以铲除贪腐文化产生的土壤和根源。
■利用网络工具铸造反腐新利器
网络作为信息交流平台所具备的廉价性、公开性、快捷性、便利性、互动性、隐秘性、追踪性等优势,已使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贯彻实施,网络在实现民主法治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反腐的重要武器。网络反腐可分为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这两种网络反腐只是在形式和操作程序有区别,但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目前,网络反腐已日益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反腐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内外网络反腐逐渐由个人行为转向集体行动,并呈现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局面。新形势下加强网络反腐的对策建设,转变思想观念,积极肯定网络反腐的作用,主动接纳网络监督;掌握网络反腐特点,积极引导与加强网络反腐;完善网络舆论监控系统;加大政府网站的透明度;加快网络反腐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完善网络反腐立法;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和网民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道德观教育,必须积极肯定和引导加强网络反腐。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决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而应该坚决纠偏补弊,激浊扬清,认真加以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所应该采取的负责态度。但也要看到反腐败工作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要坚定反腐败必胜的信心,保持旺盛的斗志,准备打好一场长期的反腐战,以扎实的反腐败工作成绩,取信于人民,助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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