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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中国经济双循环——布局全球与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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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1-05-06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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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中国经济双循环——布局全球与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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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判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普遍呈现负增长,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数据上来看,2021年1-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60.6%,其中对东盟增长33%、对欧盟增长40%、对美国增长75%,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此轮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主要经济体疫情控制不力,复工复产迟迟不能正常进行,虽实行宽松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供给跟不上,导致这些国家民众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此外,有些本来是面向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订单,由于这些国家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仍不顺利,订单又转移至中国,使我国出口规模不断创下新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成为最重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尽管美国、欧洲加快疫苗接种速度,努力控制疫情和对外开放,但不确定性较大,复工复产仍可能难以达到预期,因此,出口将会在今年较长一段时期内比较旺盛,加上后期其他有利因素,2021年我国经济可望在2020年基数较低的基础上实现8%的增长。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当前面临的经济风险,尤其是国际金融风险,即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超发,以及超宽松货币政策下债务激增所带来的风险。

 

  去年世界债务增长了24万亿美元,世界债务和GDP的比例关系增长至355%,美国、欧洲均大幅增长,零利率、负利率成为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一大特征,最近美国又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财政刺激政策带来的金融风险,随时可能引发危机。

 

  美国是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其货币超发带来的风险会分摊到各国身上。美国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的各种渠道,包括汇率机制等,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出现债务偿付等问题,从而改变国际外汇储备持有格局,改变各国的汇率关系,引发他国的振荡。此外,美国一旦停止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会对全世界产生怎样的经济冲击,同样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尽管面临不少经济风险,但是也无须将其对我们冲击的影响夸大,回过头来看,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都有限。我们的资本账户仍然没有开放,加上我们的财政较为稳健,没有搞大水漫灌,也是主要经济体中仍然保持正利率的国家。因此,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筑牢金融“防火墙”,就可以有效防范风险,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全球化的延续与中国的长期发展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碳达峰碳中和将是下一阶段经济增长中的两大重要因素。市场化改革、“双循环”、扩大消费需求等,仍将是工作重心。从外部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仍将继续,美国遏制我国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全球化也会发生某种调整,但这种调整并不意味全球化不再继续,而是演变为全球化的2.0版,形成“再全球化”。中国仍是全球化以及全球多边关系的重要节点,未来发展仍需要靠全球化。

 

  全球化一直以来没有停止,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说全球化出现变数,便不需要全球化了,进而关起门来进行自力更生。为什么?因为全球化的原动力没有改变,反而比过去更大了,推动全球化、想在全球化中获益的利益集团更多了。这些利益集团最初是世界上的各种大公司,后来叫跨国公司。他们在“二战”后到世界各地积极投资,选择利润最大的生产基地推动全球化进展。那个时候美国政府支持他们,其他发达国家政府也支持他们,美国的工人看到全球化对自己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也持支持态度,反倒是那个时候发展中国家有些犹豫或抵触,担心这些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这一形式盘剥他们而反对全球化。2010年以后,美国的工人开始感觉到他们在全球化中受到了冲击,同时美国的政客们也看到在全球化中崛起的国家给他们带来威胁,由此形成了反全球化的势力,这就是民粹主义。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们一天也没有停止思考如何在全球布局、配置资源,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因此从来没有停止推进全球化,因为他们可以从全球化中受益。同时,发展中国家看到全球化可能带来发展的机会,尤其是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看到了这一点,因此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支持全球化。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球化是有冲击的,去年中国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实行封城等措施,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因此,其他国家说要“去中国化”,其实含义是不要把产能都集中在中国,而是从中国分出一部分,以免因中国相关产业断供造成其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实际上,能够体现这种需求的最好口号是“中国+1”,即,产业链供应链绝大多数仍在中国,但是在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有替代品以及部分生产能力,以便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出现问题时,可以依靠其他地方的生产能力加以弥补,从而避免产业链断裂。“中国+1”的合理性在于,这些跨国公司不一定是将企业从中国搬出去,而是投资增量不放在中国,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是企业投资行为,是国际产业链的一种合理调整。相应地,我们也需要思考合理布局的问题,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等某个特定的国家,也要有分散化的布局,也需要按照利润最大化进行布局。

 

  这种布局就会出现全球化的区域化进程,使得产业链在全球区域布局上发生一些调整,形成“再全球化”。主要经济体希望产业链要么布局在自己国家,要么布局在自己周边不远的地方,从而能及时获得合理的产出。这种调整很有可能形成亚洲、非洲和欧洲、美洲三大时区,在一个时区里实现产业的布局。这三大区域可以自成体系,因为时区内具备发展的各种要素,如亚洲时区有中日韩大市场,有廉价劳动力、资源、科技、创新的链条等。同样,欧洲有市场、创新能力,非洲有资源、劳动力。美洲也是这样,北美、南美也有各种生产要素。通过时区内的自我循环,能够自我维持发展。

 

  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国际产业链调整,最大的因素就是美国要跟我们脱钩,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其一方面采取打压中国企业、遏制中国经济的政策,包括贸易摩擦、严格市场准入等。另一方面以技术封锁为手段,以遏制中国为目的,强行将一些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并要求这些产业回到美国,与此同时对中国的技术能力进行打压,实行技术封锁。这些出于遏制中国目的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美国自身的产业结构以及政策的调整,可能导致一些企业改变其生产经营战略,使得国际产业格局发生调整。

 

  总体来看,国际产业链转移有三大原因,都和中国相关:一是产业链因供应链分散化、区域化需要而进行的调整,其结果是可能有些产业会撤出中国,有些产业会进入中国;二是美国出于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之目的,限制一些产业在中国发展,逼迫一些跨国企业重新思考其在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布局;三是美国及其他国家需要完善自身产业链,其目的不是要防止产业链供应链过度集中于其他国家,而是出于本国的产业发展、工人就业,以及保持行业技术领先地位的考虑。这三种不同的目的,都会使国际产业链发生调整,且都和中国相关:一个是因为中国断供,一个是因为中国崛起,一个是因为中国产业的发展导致一些国家的某些产业呈现畸形发展,需要弥补自身产业缺陷。

 

  面对国际产业链调整的新格局,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一是企业要努力发展,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如何配置资源,进行产业布局,仍然要走向世界。二是我们仍需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让更多的企业来中国发展。首先,中国的大市场是其他国家无法忽视的,此次疫情再次验证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包括线上、线下、奢侈品的需求等。其次,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5G等在内的新基建的发展,对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非常重要,相比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新基建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我们具有显著优势。与此同时,我们还拥有资源优势,这种资源不是指矿产等自然资源,也不是指廉价的劳动力,而是指相对廉价的科技人才,即每年我国都会产生400万至500万的工程师资源。因为我国每年七八百万大学毕业生中,有近500万理工科学生,这些人是科技研发的生力军,是可以使用的工程师资源,也是相对廉价的高科技劳动力。因此,我们依然是国际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种趋势不会改变,这也是中国下一步打破美国遏制非常重要的战略行为。

 

  需求侧管理与扩大内需

 

  “双循环”是在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所提出,即我们要更多依靠国内循环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概念的提出,相比扩大国内的消费市场的概念,区别在于“双循环”既包括需求侧的因素,也包含供给侧的因素。首先是供给侧,美国对我们的企业断供,导致我们的产业链断裂,以往的技术、企业“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出了问题。更多依靠国内循环,不等于不要国际循环了,而是侧重点更多地转向国内循环。国内循环首要的是依靠技术进步来补短板,在供给侧发力,以供给创造需求,使中国经济更好地循环起来。

 

  除了供给侧外,需求侧也非常重要。如何扩大需求,如何承认合理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都值得探讨。去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不仅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还要注重需求侧管理。

 

  GDP分为储蓄和消费两个部分,过去我们的需求太低,消费占GDP的比重太低,储蓄率一度达到52%,而消费占比不到35%,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要低。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的储蓄率仍然很高,但居民消费率只有38%,仅提高了4个百分点,仍显著低于其他国家。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这是最基本的,民众消费首先要有钱,因此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增长其收入。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2020年接近 1.1万美元,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根据历史的统计分析,到了这个阶段,便进入高消费阶段,但是高消费不是奢侈消费,而是让比较好的消费品进入民众的生活。因此,要以好的供给不断创造需求。同时,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非常重要,其可以带动更多的消费需求。相较于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需要解决更多问题,因此其边际消费倾向会更高,从而有效扩大消费。数据统计显示,2007年以来,低收入阶层如农民工的收入连续10年实现了15%的增长,这对于拉动消费是十分重要的。

 

  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比如新农合,新农保,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保障,这对当前的消费非常重要,农民今后的顾虑少了,才能有钱用于消费。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97%的人有社保卡,这是一个伟大成就,社保能涵盖这么多人口,这对当前消费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

 

  三是继续发展消费信贷。消费信贷对启动市场、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品生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过去曾出现过一些问题,但基于民众目前较好的还款能力,同时通过加强相关方面的监管,可以继续发挥消费信贷推动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

 

  四是进一步发展好互联网电商。通过挖掘庞大的数字经济市场,不断开拓消费需求。

 

  五是重视“一老一小”的消费需求。“一老”指老年人的潜在消费需求,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其消费需求有待充分开发;“一小”指面向低龄儿童的教育服务等,这两方面的消费潜力巨大,有很多文章可做。

 

  此外,扩大消费需求中有两大消费容易被忽视:

 

  一是公共服务的消费。从收入的比例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发达国家公共服务的比重占得越来越高,我们也是这样。公共服务的消费也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健、交通、通信等都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消费的性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下一阶段要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一体化,这些消费的增长会带动更多消费的增长。但就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还无法实现全国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如何使公共服务的消费在较为落后的地方实现均等,是我们下一阶段要面对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消费增长重要的领域。

 

  二是住房消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消费,住房从来都是消费品,且是最大的耐用消费品。现在的问题是,住房只算作投资没有算作消费,这是一大问题,因为目前自有住房的提供的影子租金没有算作消费,如果合并进去计算,我们的消费率就会提高不少。实际上,住房需求本身也是一种消费需求,从最新的中国资产负债表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人自有住房比例超过90%,全世界最高,人人都有住房,比例如此之高,为何还有住房需求?这反映出城市化进程中的迁移性需求。不只是农民进入城市,还有小城市发展为大城市,产业向大城市转移,人口向大城市转移,都会发生迁移性需求。迁移性需求成为住房市场基础性的重要消费需求。迁移性需求不是投资性需求,而是合理的住房需求,是以迁移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合理性需求,其与“房住不炒”政策并不冲突。

 

  上面所述包括住房需求、公共服务的需求,以及一般性的各种需求,都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城市化进程重要的支点就是城市群的发展,由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大中小城市互补,土地资源空间互补,公共服务互补,使得区域联动发展,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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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