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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林: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优势与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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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1-01-22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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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林: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优势与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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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国已经具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诸多优势和有利条标件,同时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优势

 

 

① 强大的国内市场初步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增长,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较快增长,年均增速达10.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速为9.2%,2019 年突破40 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零售市场,是汽车、手机等成百上千种产品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比如,我国汽车销量连续11 年蝉联全球第一,目前年销量约为美国的1.6 倍,智能手机销量约占全球销量的30%。

 

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已拥有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且规模持续扩大,未来居民消费不仅有量的持续扩张,而且更具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特征,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同时,我国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阶段,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的空间很大。2019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但户籍城镇化率仅为44.4%,尽管增长速度变缓,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预计“十四五”时期年均新增城镇人口1000 万人以上,这将会带动相关投资和消费增长。

 

在工业化方面,尽管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新型工业化不断深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蕴含巨大的投资潜力。另外,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也为扩大有效投资拓展了较大空间。

 

② 生产制造能力强大,产业配套体系齐全

 

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充分释放了经济发展活力,快速从一个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建立起门类齐全、规模庞大、配套完整和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体系,强大且多层次的生产制造能力和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为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产业门类看,我国拥有41 个大类、207 个中类、666 个小类工业行业生产能力,涵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全部产业类型,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从产业规模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 年起已经连续10 年稳居世界第一,2019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27.9%。在500 多种工业品中有200 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根据《财富》杂志发布的2020 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我国上榜公司数量达到133 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 家)成为世界第一。

 

从产业配套看,我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园区平台载体逐步增多,检验检测、计量、标准、认证认可等公共服务能力逐步提高,物流和供应链体系逐步完善,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发展,为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配套支撑。

 

③ 要素条件雄厚充裕

 

从劳动力资源看,我国有约9 亿劳动力、有1.7 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 多万,人力资本积累已达到较高水平,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接近1 亿人。丰富的人力资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成为引领国内大循环的人才支撑。

 

从资金供给看,我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体系,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二大债券市场、第二大保险市场,外汇储备规模多年居全球第一,愈加强大的资本市场和外汇储备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丰富的资本支撑。

 

从基础设施看,我国形成了以“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为主骨架,综合交通枢纽为支点,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运输方式门类齐备的综合交通网络。截至2019 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突破3.5 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5 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我国还拥有服务能力强大的物流系统、高度发达的通信网络、规模庞大的能源生产输送网络,以及水利设施和城市市政设施,各类基础设施组成的一张张“小网”以及彼此之间衔接联动形成的一张基础设施“大网”支撑了各类资源要素的高效流转。

 

当前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快速建设,与传统基础设施比翼双飞、一道发力,形成了“新基建”与“老基建”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格局。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大幅提升了供给需求的对接效率,有效降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边际成本,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大的交通运输保障。

 

④ 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我国科技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创新能力建设成效突出,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科技研发看,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23%,超过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平均水平2.05%、欧盟平均水平2.18%,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次数均位居世界第二,科学与工程类人才规模大、增速快,科技创新所需各类要素充沛。我国科技成果质量不断提高,在科学前沿取得了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原创成果,在战略领域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正在进入成果爆发阶段,科技创新国际领先显露曙光。

 

从产业技术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与过去难以望其项背相比,现在在多个领域已进入并跑甚至领跑阶段,比如在5G国际标准立项中我国企业占40% 以上,涌现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领军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部分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世界前列。我国有33 家企业入选2020 年全球独角兽公司百强榜单,19家企业进入 2020 年全球最有价值的100 大科技品牌,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的全球份额超过20%。

 

从创新、创业、创造生态看,我国形成了以中关村、深圳为代表的一批创新集聚区,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为新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应用场景,有助于其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具有勤劳勇敢的创新基因,全社会创新精神勃发、创新文化浓厚。我国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支撑,也为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我国始终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对市场和政府作用关系的理论认识并在实践中更好地处理两者关系,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从生产环节看,产权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确立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优化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持续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着力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素质明显提升,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从分配环节看,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逐步完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提高,有助于强化国民经济循环的内生动能。

 

从流通和市场体系建设看,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深化土地、户籍等制度改革,健全资本市场,促进要素在不同性质主体和城乡区域间自由有序流动,同时吸引和汇聚国际市场中的高端要素,着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创造了条件。市场化价格机制基本建立,商品由市场定价的比重已超过97%,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日益显现。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制度体系更加完备。通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管,并在全国范围推行营商环境评价,确立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健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着力构建起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从而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不竭的体制动力。

 

⑥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国内国际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长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国、第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国,以及第一外汇储备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位势由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生根、走深

走实,顶住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逆风,坚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使得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迈上新的大台阶,也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赞誉和支持,为我国促进国际经济循环,进而畅通双循环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大的体制动力和物质保障。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制约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从制造业看,一般产品过剩,而高品质、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目前一些高端装备、关键基础元器件和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人民群众对健康、教育需求很大,但有效供给不足。实体经济循环和金融循环结合不紧密,资本市场还不完善,间接融资比例高,直接融资占比偏低,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实体经济与房地产失衡,近年来,房地产投资增速一直高于平均投资增速,2017—2019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8.8%,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高2.6、3.0 个百分点。目前,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业,这不仅造成较大的风险隐患,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实体经济的空间。

 

二是收入分配存在结构性梗阻。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不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从初次分配看,在宏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近年来在51% 左右)。国际比较数据显示,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劳动者报酬在GDP 中的份额一般在56% 左右,比我国高5 个百分点左右。从新发展格局再分配看,我国初次分配后的居民收入差距与OECD 国家比较接近,但再分配调节后的收入差距大于这些国家。从第三次分配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全社会公益慈善意识日渐增强,但第三次分配发挥的作用不足。发达国家慈善捐赠总额占GDP 的比重通常在2% 左右,我国慈善捐赠占GDP 的比重仅为0.2% 左右。收入分配的结构性梗阻导致居民增收可持续动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部分行业的生产过剩,制约了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三是流通体系还存在不少堵点。从物流体系看,标准化程度不高,物流网络分布不均衡,各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融合不够,尤其是新冠疫情冲击下航空运输能力不足、境外物流网络欠缺,物流成本仍然较高。从商贸体系看,实体店等传统商贸面临巨大转型压力。从市场环境看,统一大市场尚不健全,要素自由流动存在一定程度的壁垒,商品和服务跨区域流通仍不畅通。从信用体系看,市场诚信环境有待改善,合同拖欠款纠纷时有发生,这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流通效率。

 

四是内需潜力巨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随着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不断扩张,内需潜力巨大;但居民消费倾向总体偏低叠加储蓄向投资转化不畅,有效需求不足。从消费看,低收入群体有消费意愿,但支付能力不强,中等收入群体有较强的支付能力,但因公共服务不足和保障水平较低导致总体消费倾向偏低。目前,我国的消费率水平比当年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日韩等国低了7 个百分点左右,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被有效释放。从投资看,储蓄向民间投资转化的渠道仍然不畅,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一些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领域对民间投资进入仍存在隐性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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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