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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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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1-01-12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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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洪虎

访谈者:肖冬连、鲁利玲

时间:2018年2月

整理者:肖冬连

 

洪虎

原国家体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原国务院体改办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确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历程被实践证明方向是正确的、步骤是稳妥的、成效是显著的,深受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备受国际友好人士的赞誉。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我个人认为,有几条重要的经验:

 

 

首先,改革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纲领,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改革开放有机的结合起来,始终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几乎每届党的中央委员会都作出了专门有关经济改革的重大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的论断;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专门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全会讨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些都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也是一个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因此,从党的十二大开始,基本上每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会,都会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决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自左至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第二,改革的思想路线确定得好。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首先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其次是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不唯书、不唯外、只唯实,走中国自己的路。再次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提倡解放思想,鼓励大胆探索,支持理论创新。最后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论和方法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本意是“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现在有些人批判“摸着石头过河”,说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根本摸不到石头了。实际上他们没有理解,“摸着石头过河”是形象生动表述的一种改革的思想论、方法论。

 

 

十二届三中全会会场

 

第三,改革的方向选得准。改革从一开始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后来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表述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这作为改革方向,而不是作为改革目标的表述纳入了《宪法》,这是非常准确的。改革是与发展相伴生的,发展没有止境,改革永不停步。生产力是持续发展的,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是不断存在的,改革应该永远在路上,而无止期。至于制定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应当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相适应,改革是为发展服务的。我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更为准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正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市场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市场配置资源是起基本的、普遍的作用,而在这个基础之上还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这是市场之上的、体现国家意志的集中调控,以防止和避免市场调控产生的盲目性、无序性和单纯的逐利性。而如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改变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属性,不仅仅在这种体制内所体现的一些社会主义特征,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的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集中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按照这种利益进行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社会主义特征。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第四,改革的路径符合中国实际。中国的改革中国改革是在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起步的,目标是要实现中国现代化。而现今的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却是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应该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进步的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的中国生产力却远远落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了当务之急。而生产力是没有社会制度区别的,要发展生产力,照抄照搬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很容易成为必然的选项。但是,中国走的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路子,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此,中国的改革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有机结合起来。在改革尚缺少总体规划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最先从农村开始,着手解决农业的问题,这样起步容易控制。同时,先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包括13套大化肥和上海宝山钢铁厂等先进技术;然后,又在小范围内实施对外开放,在广东、福建两省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后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再逐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有控制的引进外资。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抓企业的改革,把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作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改革的步骤首先从小企业开始。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先建设居民服务和小商品市场,放开居民服务、食品(粮食、食油除外)和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再建设工业品市场,逐步放开一般工业品的价格,然后是有控制的放开基础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再放开土地和矿产资源的价格。接着建设盘活金融资产的外汇、债券、股票和期货市场。最后是建立劳动力(人力资源)市场。这样,使能够实现市场配置的要素都逐步有序的进入市场。这种稳妥有序的改革,避免了按西方经济学理论设计的“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崩溃、导致的社会制度瓦解的后果,这是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第五,改革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把改革开放从解放思想、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增强社会活力提升到促进社会进步,增进人民幸福的高度。这样的改革才能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人民才能成为改革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十五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的改革无疑取得了史无前例、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任何深刻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回过头来审视亲身参与的历史过程,总是可以以“马后炮”角度进行一些品头论足。我觉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反思的主要是:

 

首先,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偏重为经济建设发展服务,为促进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关注的不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文革”带来的经济濒于崩溃的基础之上,发端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自然应该关注于经济发展。但是,改革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就必然要求更加关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这就不能仅仅限于从经济建设方面理解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初期,我国在1984年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1985年又分别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可见当时科学技术体制、教育体制是游离于经济体制之外的。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扩大范围,逐步延伸到科技、教育、文化、社会事业、人才建设、行政管理、生态文明等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包括多方面的“全面改革”,同时还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把改革引向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方向上来了。这是今后推进改革需要注意把握的“全面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第二,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重视了生产资料制度的改革,对劳动力制度的改革重视不够。社会生产过程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有机结合的过程。劳动力是最具有创造性、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解放生产力最关键的是解放劳动力,发展生产力最核心的是发展活劳动。我认为,劳动力是依附在劳动者个人身上的人力资源,是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的生产要素,因而,劳动者不是商品,而劳动力是具有商品属性的经济资源。劳动力是通过劳动者在劳动场所与劳动岗位之间的流动,实现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价值交换的。劳动力与不同所有制的生产资料结合,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有所有制的区别,而劳动力不应该有所有制的区别。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比较重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调整,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对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关系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劳动者与社会的关系研究的不够。今后的改革要更加注重解放和发展劳动力。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第三,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比较重视确立国家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之间的正确关系,而忽视了确立社会与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我们提出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方针,这无疑是正确的,今后改革还应该坚持这些方针。但是,我们忽视了这些单位、组织都是人群集中的地方,都是社会细胞,都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法律治理体系框架下,包括政府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和用人单位治理体系三个层次的。只研究建立政府治理体系是不够的,还需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用人单位治理体系,这样才能完整地促进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第四,过去的企业改革,比较重视确立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而忽视了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我国1984年就提出“增强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经济体制改革围绕着解决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而解决职工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工作不够充分。虽然我们制定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但这是不够的。把解决这种关系只当作是企业的事,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2001年修订的《工会法》很多规定过于简单,操作性不强。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含义不明确,有强烈国家主人翁的政治含义,在政策上也仅强调在公有制经济中职工具有主人翁地位,而没有把它作为普遍的原则加以贯彻。

 

 

2018年2月,十九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第五,国有经济企业的改革,一直没有把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区别开来。前面我已经说到,国有经济企业的改革经历了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出资企业几个阶段,也谈到了国家出资企业有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和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四种形式。最近,又出现一种国有资本全资公司的形式,它不是国有独资公司,而是指两个(含两个)以上国有资本出资人,而没有其它非国有资本出资人,投资设立的公司。现在,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经常出现的“国有企业”指代不清,它实际上应是“两权分离”后的“全民有所制企业”,当前,准确的应该称为“国有独资企业”。这是一种非公司制的企业,是建立在企业国有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理论基础上的企业经营形式,不是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国有资本”和“出资人”理论基础上的企业经营形式。今后国有经济企业的改革需要继续沿着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的方向推进。

 

今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一些往事可能记忆不准,但写出来供研究参考。回忆往事,为国家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既感到欢欣鼓舞,又深觉成就来之不易。企盼我国的全面改革将创造新的辉煌,对此,我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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