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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论坛|开启中国改革新征程有三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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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来源:中国改革报
  • 发布时间:2020-12-01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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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9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在京召开。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出席论坛并致辞。图为会议现场。

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 高弘杰 摄

 

开启中国改革新征程有三大关键

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在京举行

 

 “‘十四五’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11月29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在京表示,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抉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根本动力。

彭森是在当日召开的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上作出如是表示的。论坛由国家发改委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主题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前,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开启中国改革的新征程。”彭森指出,开启中国改革新征程有三大关键。

 

 

▲ 图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出席论坛并发言。

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 高弘杰 摄

 

一是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最核心的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二是必须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关键性基础性的重大改革任务,也是市场化改革成败的关键。“十四五”时期要真正突破阻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和创新。

三是必须进一步创新改革推进方式。更加注重处理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改革与开放、改革与法治三大关系。

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出席论坛并致辞。来自全国政协、国家发改委、中国社科院等有关机构的负责同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会员代表,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改革一线的有关领导、学者和企业家等近150人出席了论坛。

在主题演讲环节,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王一鸣,分别就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良性互动、扩大消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作了主旨演讲;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分别就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城市群应率先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与均等化等问题发表主旨演讲。

圆桌论坛上,国务院法制办原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张穹,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党委书记吴德林,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高红冰围绕“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发表演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华生,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李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ESG研究院理事长钱龙海围绕“坚持改革创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主题发表演讲。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立、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泾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青,分别就圆桌论坛各专题发言进行了针对性点评。

 

链接:

 

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释放中国经济结构性潜能

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聚焦“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抉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根本动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

“‘十四五’期间,应通过更大力度、更有实效的改革开放,释放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潜能。”

这是从11月29日召开的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上传来的“改革之声”。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主题,与会嘉宾群策群力、献计献策。

 

 

 

▲ 图为会议现场。

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 高弘杰 摄

 

1

建议GDP不再作为“挂帅”指标

 

 

 

“中国经济首先受到疫情冲击,但率先恢复,走势基本符合预期。”谈到当前的经济形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已达0.7%,全年可争取2%左右的增长;明年或可达7%~8%,这主要是由于低基数导致的恢复性增长,并非是经济重返高增长轨道。今明两年,GDP平均增速预计在5%左右。

刘世锦建议明年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指标“收尾”的指标体系。“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就业指标能有效衡量全社会资源利用状态,这应是一个力争完成的指标。”

此外,还可以采取若干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GDP指标应该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再作为‘挂帅’指标。”刘世锦说。

有研究认为,为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未来15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刘世锦对此并不认同。“这些研究通常假定汇率水平不变或仅有小幅升值。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问题,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

刘世锦强调说,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因此,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立足点应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GDP增速。

“我们还应该提一个跟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指标,就是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看来,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收入。他建议城市群应率先实现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再推向更大范围,消除各个领域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别。

 

 

▲ 图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论坛并发言。

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 高弘杰 摄

 

2

着力发掘“1+3+2”结构性潜能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是,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刘世锦认为,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结构性潜能逐步消退后,“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提出,开放型、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需要“1+3+2”的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其中,“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3”指实体经济方面补上中国经济循环过程中“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三大短板,“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

“这些结构性潜能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往往是‘看得见、抓不住’。”刘世锦表示,下一步应当通过更大力度、更有实效的改革开放,让这些结构性潜能“变现”。

一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包括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等。二是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三是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促进竞争。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改革。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此外,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相关领域深化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谈及“十四五”时期的宏观政策,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要保持货币中性,降杠杆、除泡沫,积极财政政策重点进一步体现保障民生。

王小鲁建议,“十四五”期间M2和社会融资年增长率不超GDP两个百分点。配合土地制度改革,控制房价总水平基本不再上升。此外,改革财税体制,扩大医疗、教育、社保、保障性住房支出。

 

3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扩大消费的前提

 

 

 

“今年以来,我国防控疫情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但恢复还是很不平衡的,消费相对于投资和出口、需求端相对于供给端恢复是相对滞后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说。

王一鸣分析认为,疫情抑制了消费倾向和消费预期,造成消费支出的下降和预防性储蓄的增加。调查数据显示,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更大。居民负债水平上升会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收入差距扩大也会对消费形成一定的制约。在政策层面上,宏观政策偏重激励供给,工业生产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消费恢复相对偏弱。

“消费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构建‘双循环’的重要抓手。”王一鸣表示,“从当前来看,扩大消费会对经济的稳定复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图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出席论坛并发言。

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 高弘杰 摄 

 

如何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王一鸣建议,把稳就业放在优先地位;加大促进消费的政策力度;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抑制房价的过快上升和居民高杠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鼓励发展新型消费;进一步优化消费的环境,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对消费领域违纪违规的惩戒力度等。

2019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5.4%,与发达国家相差20个百分点左右。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看来,这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不相称。他提出“,十四五”期间,要把促进消费的着力点放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力争使中等收入群体达到6亿人左右,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29%上升到40%左右。

为此,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居民收入有较快和合理的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建议,“十四五”时期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在全面脱贫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打破城乡行政分割,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此外,宋晓梧还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发挥税收平抑贫富差距的作用。他建议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妥开征房地产税,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予税。

 

4

提高自主可控技术及其产业的比重

 

 

改革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提高自主可控技术及其产业的比重。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关键是要激发人才积极性,实行“揭榜挂帅”制度。

杨伟民还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的体系“。通过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来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谈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党委书记、教授吴德林表示,要聚焦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这两个科技创新最重要的环节,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完善科研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研究稳定支持与精准支持机制,以创新成果的开放与转化为导向,推动人才的高效流动。

在科研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刘世锦建议,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城市,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际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

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并不对立。韩永文提出,要研究通过一些有效而又能够为国际市场接受的开放合作方式,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研究型大学冲破各种封锁藩篱,积极参与世界基础科学研究。加强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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