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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体制秩序与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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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0-10-27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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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体制秩序与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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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中国经济奇迹。十九届四中全会讲到,中国经济的奇迹实际上是“两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第二个奇迹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只有快速发展的奇迹的话,能否真正成为长期的奇迹?现在已经被公认的中国发展奇迹是40年的高增长、快速的结构变革,也就是说,保持了将近40年10%以上的增长率,此外,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17.8%,现在达到60%。这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奇迹。

 

 

在这里要追问的就是,高增长和结构变革本身就是发展的基本事实,所有国家都是从乡村社会变成城市社会,历史上许多时期都能找到某一阶段某个国家的高增长,人类史上的高增长并不只有一次,例如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发展被称为奇迹?另外,我们讲结构变革,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那都是一场结构变革。另一个要进一步解释的是高增长和快速结构变革的来源是什么?我们现在所有的对增长的解释基本上是对增长理论的延伸,也就是投资、人力资本、技术等残差带来的高增长;快速的结构变革则是要素再配置的效果,从农业配置到工业、到服务业,要素配置带来效率提升。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未引起重视的长期稳定奇迹。目前对于稳定的关注,只从两方面讨论。第一,我们用发展来解决社会的稳定问题,例如做规划的时候很重要的一块是就业指标,只要保持一个高的增长率,最后这个社会的就业问题就能解决,稳定问题也随之解决。第二,在改革进入后期的时候,社会矛盾在增加,最后采取的办法是维稳,社会学家现在对维稳问题的关注远高于经济学家。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长期稳定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如何度量一个社会是长期稳定的?原本用发展来解决稳定问题,“稳”到底是什么?所以,在“两个奇迹”中,第二个问题还没有找到要害,对于“双奇迹”需要给出经济解释。

 

一个真实的经济,是波动的,有增长也有收缩。增长和收缩的频率和幅度也是不一样的,真实的经济的绩效可以被分解为四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经济增长的频率;增长年份的平均增长率;经济收缩的频率;收缩年份的平均收缩率,这四个部分组成完整的真实的经济绩效图谱。

 

将高增长和结构变革作为经济奇迹的解释,只解释了增长的部分,但是对于收缩率的这部分没有给出解释,也就是说只解释了经济绩效图谱的一半。

 

我们来看经济事实。首先,高收入的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来比较,并不是说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频率和增长幅度就高,而是因为它收缩的频率和收缩的幅度小。这张图给大家展示的是,分解以后可以进行不同收入的国家的比较。

 

不同收入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并不是取决于增长率的高低,实际上是取决于经济收缩对于整个经济绩效的贡献率。越是高收入的国家,经济收缩的频率和幅度降低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绩效的贡献越大。越是低收入的国家,往往有过高的经济收缩的幅度和频率,最后影响国家的经济绩效。

 

我们长期追赶的发达国家,最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看2008年到2018年,18个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的人均收入平均变化率,可以发现整个长期经济绩效改善的过程并不是长期保持高增长率的结果,恰恰是收缩率下降的结果,也就是它的收缩频率和幅度下降的结果。

 

可以发现,穷国增长率的数据也很高,但是差距在哪儿?差距是在收缩率上。因此,我们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奇迹时,不能只看到经济增长为正的奇迹,更重要的是为负的那部分所代表的收缩频率和幅度的缩减程度。

 

经济收缩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收缩的频率和幅度下降,有的则一直保持非常高的收缩频率和幅度?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长期经济演变过程中,政治和经济互动中形成的权利秩序。如果权利秩序长期由少数精英把持,政治上由少数集团把持、经济上高度垄断,最后形成政治与经济互动中权利限制的秩序。这些权利限制秩序的国家,经济和政治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结构往往不稳定,有频繁的政治事件和频繁的经济事件,最后导致这些国家经济收缩,对这些国家的长期经济绩效带来不利的影响。

 

总体上来讲,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提高,这是公认的事实。

 

比较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绩效,改革带来的最重大的变化是什么?最大的变化是经济绩效的提高,为正和为负部分的总体平均提高。计划经济之前是2.0%,1979—2017年是5.4%。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绩效和改革以后经济绩效比较,增长率相差无几,改革之前经济增长率5.7%,改革之后6.1%;但是改革前经济收缩频率为30.8%,改革后降低到7.7%。改革前经济收缩率为-6.2%,改革后为-2.4%。所以经济绩效改进的来源于收缩频率和收缩幅度的下降。

 

改革之前频繁的经济衰减,改革之后开始减少。经计算,改革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对经济绩效的贡献实际上只有9.5%;降低经济收缩率的贡献达到21.4%,降低经济收缩频率的贡献度达到69.1%。

 

所以,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表现不是长期保持高增长和增长率,而是整个经济收缩率频率和幅度的下降。这里给出一个解释,一个经济体不同时期的经济绩效,实际上取决于体制的绩效和体制的秩序。

 

我们对改革前那段时期的定义是权利集中体制和秩序。改革前绩效低和绩效下降,主要是因为建立了集中计划体制,这是一个权利限制型的体制。新民主主义体制时期将旧体制转向集中体制,权利结构不断朝向集中,到集权的计划经济时期,权利体系基本上已经关闭。但这期间,权利封闭的体系为什么没崩溃?1978年改革的时候,许多人说体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西方学界觉得我们并没有崩溃,很重要的就是在权利封闭的体系下,为了维持这套秩序,在绩效下降、体制出现重大问题时进行了体制性的放权,保持了封闭权利体系下的秩序维系,防止了崩盘。

 

与封闭的集权体制相比较,改革的本质是朝向权利开放的体制变革。同时,开放权利的过程中又保持了秩序的结构。第一个方面,1978-1985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从集权封闭到权利开放的过程;1986—1992年,深化体制改革是权利的进一步开放;1992—2002年,建立权利开放的体制架构,2003—201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型。这些改革是成体系的、不断的权利开放,最后带来经济绩效的不断提高。但是,权利开放过程也面临着体制的重构。第二个方面,秩序维系。每一次的权利开放都面临秩序的危机,我们采取了开放过程中秩序维系的政策调整。

 

最后,我们讨论下一步怎么走。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进一步开放权利,这一过程中形成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现代秩序。

 

第一,中国当前阶段的重点不再是追求高增长,而是防收缩。如果继续追求高增长,国民经济结构会进一步扭曲,效率会进一步下降。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权利开放的过程中追求质量、防收缩。第二,吸取苏联的教训,苏联在体制出现问题的时候进一步封闭体系,虽然封闭体制可以维持秩序,但是经济绩效将进一步下降,下降到整个体制无法支撑的时候,就垮台了。第三,吸取拉美的教训,政治不稳定将会带来经济扰动。最后,中央的蓝图绘得很清楚,“五位一体”就是全面的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支撑是什么呢?是秩序结构,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的目标就是建成现代化强国。(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在第二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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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