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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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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网易研究局
  • 发布时间:2020-09-21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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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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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就近期财经热点话题,网易研究局采访了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
网易研究局:如何理解“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与扩大内需有什么区别?
王小鲁:所谓“国内大循环”在严格意义上讲是指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在国内,即:使用国内原材料,在国内生产加工,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而“国际大循环”是指参加国际分工体系,一种典型情况是进口原材料,在国内进行生产,产品又销往国际市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两个循环并存,其中多数经济大国因为国内产业比较齐全,通常内循环占主要部分。但即使是国内生产、国内销售,也常常需要使用某些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两个循环很难截然分开。事实上所有现代国家都是开放经济体,都不可能置身于国际分工体系之外。否则,就成了闭关自守的封闭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经济往往是停滞的。所以两个循环都不可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内循环和外循环各占多大比重,主要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我国在自然资源方面并无特别的优势,但历来劳动力资源丰富,决定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自然资源和本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两头在外”的出口产业,因此改革开放后外循环的比重迅速扩大,对经济增长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作用巨大。随着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的提高,我们的中高端制造业也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了一定竞争优势。但如果国外供给和产品外销受到阻碍,就不得不更多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内循环的比重就必然上升。
“国内大循环”与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所谓内需拉动经济,强调的是经济的增量部分由国内需求带动。如果经济以内循环为主,拉动增长当然主要靠内需。即便有些国家因资源缺乏、产业比较单一或某些产业优势突出,经济以外循环为主,但它们在进出口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还要靠内需拉动。因为决定外需强度的是净出口。只有在持续保持较大外贸顺差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主要由外需拉动。我国在加入WTO后一段时间内(2001-2008),净出口占GDP比重从2%左右上升到8%左右,其间外需对增长贡献很大。但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持续。近年来净出口已经回落到GDP的2%以下,说明主要由内需带动经济增长是常态。
现在提出内循环为主的概念,主要源于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一方面,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进入深度衰退,短期复苏无望;另一方面,美国在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对中国封锁打压;这些必然对中国国内的生产体系造成影响。外需下降了,国内市场就变得更加重要,有些原来依靠国际市场的某些重要产品靠不上了,也不得不转向国内。这会使内循环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同时,外贸顺差未来可能也会逐渐缩小,因此增长也只能主要靠内需带动。但这只是根据国际情况变化的调整,绝不意味着我们要退出国际分工体系,回到闭关锁国状态。相反,还应尽一切可能推进对外开放,尽可能更多参与国际分工。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网易研究局:要扩大内循环,应该如何克服国内在产业和技术方面的瓶颈?
王小鲁:我国虽然已经形成了很完整的产业体系,配套能力很强,但仍有大量的重要高端产品和技术要靠国外。如果这些国外供给受限,就需要国内有更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来解决技术瓶颈和产业瓶颈问题,实现进口替代。而我们过去大部分产业和企业模仿学习能力很强,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如何推动国内的研发创新?我认为应明确几点:
第一,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和企业,而不是主要靠政府。只有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形成技术不断进步、创新层出不穷、经济充满活力的局面。企业和科技人员在最前沿,更了解科技和产业发展动态,应该让他们更有自主权、决定权。政府要帮助市场补短板,而不应取代市场的作用。
第二,在少数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市场短期难以起到作用,或单个企业能力有限,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扮演主要角色,促进或组织产学研结合,推进关键领域的研发创新和产业化应用。但必须有的放矢,选准目标,绝不能四面出击,到处撒胡椒面。
第三,要使市场和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必须改善营商环境。这包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融资条件,杜绝对企业的盲目干预和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侵犯,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主权。同时,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必须受到良好的、有效的法律保护。如果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得不到有效保护,被别人大量抄袭复制,企业创新就得不到回报,甚至无法收回成本,使企业不敢进行研发创新。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必要条件。
网易研究局:既然外需作用下降,接下来应该怎样发挥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王小鲁:内需由消费和投资两部分组成。正常情况下消费占主体地位,世界各国的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平均约80%,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约20%。我国去年消费率只有55%,投资率高达43%,消费率不但远低于世界各国,也显著低于我国改革开放后到2003年以前这二十多年。过高的投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主要是长期的货币刺激和政府持续大规模投资的结果。这导致了过度投资,使投资效率急剧下降,债务急剧上升,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空置等一系列结构失衡现象,结果投资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拉不动经济,同时又挤压了消费,妨碍了消费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去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9%。近年来经济增长不断走低,主要是这种结构失衡的结果。
因此,当前启动内需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扩大投资,而是改善民生,启动消费需求。但在这方面认识很不一致,一部分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过度迷信凯恩斯教条,以为启动内需只能靠扩大政府投资,把老百姓消费这个内需主体丢在一边。这是严重的认识误区。其实凯恩斯自己也承认,他的经济刺激政策只是短期政策。但包括美国在内有不少国家政府目光短浅,把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化,其恶果迟早会爆发。而对我们国家来说,因为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继续实行投资扩张为主的刺激政策弊病会更严重。合理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继续搞,但切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当前迫切需要坚持和落实“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基本方向,以改善民生、促进消费为中心来启动内需。
网易研究局:要改善民生、促进消费,具体需要做哪些事?
王小鲁:我们在民生方面还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是阻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第一,现在仍然有2.3亿城镇常住人口没有城镇户籍,绝大部分是被称作农民工的新城镇居民。他们长期为城镇建设做贡献,但没有享受同等待遇,多数人没有被城镇社会保障覆盖。去年城镇就业人员4.4亿人,被失业保险覆盖的只有2亿人。没有社会保障的新城镇居民失业后只能回农村去,自己设法维持生计。他们年老后多数人也不能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因此挣点钱只能尽量储蓄,以备未来失业、生病、养老、住房、子女教育之需,怎么敢随意消费?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尽快放开城镇户籍限制,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对常住人口应保尽保,解决两亿多新城镇居民安家落户、成为市民、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问题。
第二,城镇外来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需要同时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今年大规模减免企业社保缴费,是非常好的政策。但疫情之后,缴费负担也需要减轻。建议拿出更大份额的国有资本来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同时把社保费率降下来,让企业轻装上阵。另外,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需要改革,精准支持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因此需要制定全国按常住人口的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最低标准,财政转移支付按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与公共服务标准的缺口发放。这才能使分配更公平,资金使用更有效。
第三,经济仍面临困难,首当其冲的是失业人员,特别是没有失业保险的失业人员。现在地方政府仍有相当部分投资是低效或无效的。比如,城市街道本来好好的路面挖掉重铺,纯属无效投资。与其浪费资源,为什么不对未被失业保险覆盖的失业农民工全面发放救济?对失业者的认定,现在有手机运营商和银行的大数据可用,完全有可能通过大数据来精准认定。这解决了他们生活急需,比漫无目标给所有人发消费券或现金都更精准有效,也更有利于启动消费。
第四,长期以来很多城市的中、低收入居民深受高房价之苦,而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远远无法满足需要。我国在80-90年代住房改革的初衷是保障房和商品房双轨并行,但实行中走偏了,形成了商品房一轨独大的局面,而且地方政府在利益上与卖地收入捆在一起,唯恐地价不涨,导致房价不断上涨。这种情况亟待扭转,迫切需要恢复保障房和商品房双轨并行的格局。现在有些地方政府通过债券筹了大量资金,但又发愁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钱花不出去。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把保障房建设搞起来?如果能让保障房起到给中低收入居民保底的作用,居民的消费潜力就能大大释放出来。
以上情况说明,当前启动内需所需要的不是刺激政策、投资扩张政策,而是民生政策。只有把钱花在这些亟待解决的短板领域,让居民消费恢复其内需主体的地位,保持旺盛的增长,内需才能成为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强大支柱。
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消费能力较强的高收入和中上收入阶层只有4亿人左右,他们可以说已基本进入了现代化。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14亿人的现代化。其余10亿人还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大部分人的消费还仅仅处在满足温饱的阶段,还有一些人处在贫困状态。绝不能把10亿人留在现代化之外。为此,必须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政府支出结构要实现以民生为中心的转型。这些问题解决了,现代化的远大目标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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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