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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从国家体改委到中央深改组、中央深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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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体改委沉浮》《与改革同行》等文献
  • 发布时间:2020-08-12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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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

如何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从国家体改委到中央深改组、中央深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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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改革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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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改委的历史成就

  (一)体改委23年的历程

  国家体改委前后大约存续了23年时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但是怎么改革,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迫切需要一个高层机构来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1980年5月,国务院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务院秘书长兼任办公室主任。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亲自担任主任。此后,到1990年8月,除1987年~1988年李铁映担任主任外,一直是总理兼体改委主任。当时,体改委被赋予了4项任务: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

1990年9月,陈锦华接替李鹏出任体改委主任。总理兼主任的惯例被打破。但是,体改委的位势并没有改变,仍然与计委、经委同处政府组成机构序列最高层次的宏观调控部门之列。 

  1998年机构改革,体改委降格,从体改委变成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退出政府组成序列,人员编制也从200人压缩至不到90人。随后的 5年,体改办的声音日渐衰微,主要做国务院交办的一些与改革有关的调研项目,包括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供销社体制改革、小城镇改革以及整顿药品市场流通秩序等各方面内容。 

2002年11月,最后一任体改办主任王岐山赴海南任省委书记。2003年3月,体改办并入发改委,结束了历史使命。各地方体改部门,大多数也于2004年撤销,人员有的并入发改委,有的到了政府研究室,有的到了金融改革办公室(简称“金融办”)。

  (二)体改委是一面改革旗帜

  20世纪80年代初,体改部门成立时的政治环境与今天决然不同。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计划经济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那时候,不要说市场经济,就是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可能犯政治错误。当时地方改革搞得最有声势的是四川和安徽。安徽改革成绩最大的是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改革最突出的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些改革起初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当时中央不可能自上而下部署这些改革,一是拿不准,二是中央部门层面的阻力更大。邓小平的态度就是“不争论,允许试”。 

  四川省委书记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后,面对众多老领导、老同志,面对依然激烈的姓资姓社的争论,急需理论家的支持,急需新生力量的支持。于是国家体改委便应运而生,总理亲任体改委主任。除兼任领导外,国家体改委还聚集了一大批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的高级别领导和理论权威,如廖季立、安志文、童大林、薛暮桥、马洪、董辅礽、蒋一苇、吴敬琏、林凌等都是体改委的成员或顾问。随后不久,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张维迎、曹远征等改革开放后毕业的年轻的经济学人也加入体改委。体改委实际成为改革的一面旗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时任总理经常请体改委的专家们对一些改革试点研究、指导、总结,形成改革建议。如蒋一苇、林凌对首钢承包制改革的跟踪总结。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实际上也是由国家体改委组织召开的。会议邀请了包括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宾、匈牙利科尔内等一批世界级专家;中国国内很多顶级专家也参加了,如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周叔莲等。巴山轮会议的成果,对冲破计划经济的思想束缚,树立商品经济乃至后来的市场经济观念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研究设计改革大方向

  30多年前中国改革刚开始时,自称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当时的改革不仅仅是“摸石头”,也在找方向和基本思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其实就是改革总方向的顶层设计。改革设计需要组织,单靠某个人或者某个一般的机构是难以完成的。国家体改委是当时层次最高的机构,汇集了一大批经济专家。体改委又是一个全新的利益超脱的部门,于是就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改革大方向设计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86年4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成立,组长为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办公室主任是体改所所长高尚全。办公室下设财税、外贸、金融、企业等组,配套改革方案在8月份的北戴河中央财经小组会上获得了批准。

  1987年10月,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提出开门搞规划,委托了8个课题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三年、五年、八年中期规划,又称“三五八规划”。负责人分别是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计委等。到课题结题时,李鹏已成为体改委主任。1988年6月1日,体改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李鹏到会听取课题组汇报。1988年7月,国家体改委规划司将各家成果编辑成《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出版。20多年后,吴敬琏回忆这段经历时,仍然对这种开门设计总体改革方案的做法赞赏有加,认为这些讨论“为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 

  体改委不仅研究整体改革方案,对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如股份制、承包制、价格改革、市场体系建设、流通体制改革、财税体系改革等都提出过改革方案。价格改革,从“计划为主”到“调放结合”、“双轨制”到“价格闯关”,体改委起了很大作用。虽然1988年的“价格闯关”因为时机和方法选择不当而失败了,但价格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其后随着形势的演变也慢慢取得了很大成功。

  当然,当时大力推动改革的不仅仅是体改委,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家经委等。农研室主任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从1982年到 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当时的国家经委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如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20世纪80年代中期企业承包制,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都主要是由国家和地方各级经委、体改部门共同推动的。

  (四)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

  与今天的改革相比,当时对改革的鼓励主要来自中央,而改革的具体行动,主要从基层的某一个点开始。有的试点,实际上一直得到了最高层的支持,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票市场的建立等。有的试点是中央直接抓的,如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深圳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和冲破计划经济大胆改革,吸引了一大批港澳资金和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创造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

  当时的中国,大江南北、各行各业的改革积极性远远超过今天,人人都想改革,谁改革谁是英雄好汉。如承包大王马胜利、浙江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首钢周冠武、天津大邱庄禹作敏等,都以改革而名动一时。公务员辞职,教师下海,也比比皆是。如著名的“万通六君子”潘石屹、冯仑、王功权、易小迪等大都是从体制内单位辞职下海的。其中的冯仑,还曾在体改所工作过。一些改革并不是什么人部署的,什么人推动的,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争论。如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珠三角的 “三来一补”等。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苏南起步,很快就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邓小平欣喜地称之为“异军突起”

  与苏联东欧改革不同,中国改革被称之为“渐进式改革”。如价格逐步放开,先有乡镇企业增量改革,再有国有企业存量改革。实际上这主要是后来的总结,当时改革者并没有这种渐进式改革的“顶层设计”。当时中央高层设计的改革着力点主要还是放活国有企业,但现在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后来,乡镇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壮大起来,挤占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导致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这才逼迫国有企业实行了更深刻的产权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二、体改委沉浮

 

  等待

  2002年11月,国务院体改办(即"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1998年机构改革以前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岐山飞赴海南,就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两年前,王从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位置回京转任体改办主任,换下了就任此职两年的前财政部长刘仲藜(刘后来出任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国务院办事机构向有"只做不说"的铁律,自此,王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恪守着一颗平常心度过了两年时光。

王岐山卸任南下之后,国务院体改办一直在没有正职的状态下运行,三个多月来,主持工作的是常务副主任宋宝瑞。宋当年曾在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担任省长之职。

  主任的缺位似乎已经暗示了什么。随着"两会"的临近,有关体改办将被撤销或合并的消息不胫而走,这种隐隐的暗示已日趋明朗。2月中旬,记者在位于北京西安门大街22号院的体改办看到,人们正静悄悄地处理手头工作。据说根据上级指示,所有部门和个人都要在2月底之前将国务院领导交办的工作清理完毕,然后,静候3月份"两会"的定夺。有消息说,在今年3月"两会"即将启动的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国务院体改办将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合并。新成立的机构名称可能包含"改革"和"发展"两个主题词。

  而在一片去留声中,先行一步的,王岐山之外,还有原体改办副主任邵秉仁,他在2002年11月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电监会副主席,目前已经赴任。

  从1980年到2003年,23年起起落落的历史中,7位中国政界要员先后当过体改办(体改委)-这个人们印象中的"清议机构"的主任,而已经离任远去的王岐山,将成最后一位。

 

  浮沉

  体改办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政府机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但是,怎么个改法,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迫切需要一个高层机构来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1980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第一任体改办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兼任。

  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高层很快发现:作为一个办事机构,体改办在推动改革举措落实上权威不够。于是,在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这是体改办第一次升格。此后,到1990年8月,除1987年-1988年一年间是李铁映担任主任外,一直是总理兼体改委主任。当时,体改委被赋予了四项任务: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四项任务一环套一环。"体改委那时是事实上的改革决策中枢。在体改委工作的人当时颇受其它政府部门的人艳羡。"有人这样说。

  1990年9月,陈锦华接替李鹏出任体改委主任。总理兼主任的惯例被打破。但是体改委的位势并没有改变,仍然与计委、经委同处政府组成机构序列的最高一层:宏观调控部门之列。

  但是到了1998年的机构改革,体改委真的"伤筋动骨",不仅机构降格,从体改委变成"体改办",人员编制也从200人压缩至不到90人。与此同时,成立了一个"虚设"的国家体改委,作为国务院的高层议事机构,由总理兼主任,有关部长任委员。体改委从此退出政府内阁组成序列。这一轮回距离最初体改办成立整整18年。

  1996年7月,国家体改委机关刊物《中国改革》杂志针对一些地方在机构调整中撤消体改部门的行为,曾经发表了一篇旗帜鲜明的评论员文章。题目叫"这一刀砍错了地方!"。

  文章认为:"体改部门的存在,不仅具有改革的政治象征意义和重大现实作用,而且集中了一大批精通理论、掌握操作经验、观念超前的优秀人才,是推动改革与协调各方,从而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力量。"谁知两年不到,"这一刀"砍到了最上一层-国家体改委。当时外界有种种猜测,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体改委在产权改革上过于"激进"。

  刘仲藜于这次改革后从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转任体改办主任。国务院领导破例送刘上任并发表讲话,对新挂牌的体改办提了三条要求,即"不开会,不讲话,不发文件。"随后的五年,体改办的声音的确日渐衰微。在此期间,体改办主要做国务院交办的一些与改革有关的调研项目,包括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供销社体制改革、小城镇改革以及整顿药品市场流通秩序等各方面内容,但情况已大不如前,其"目标"仅仅是赢得国务院领导批示,至于如何执行和执行效果,已没什么直接相干了。

 

  沉底?新生?

  体改办面临终局,很多搞了多年改革的人心理上难以接受。悲观的人说,体改委"节节败退",现在终于"沉到底了"。

  为什么会"沉底"?如果抛开某次机构改革偶然因素,来审视体改办(体改委)与中国改革关系的话,会发现体改委作用的走弱有着很大的历史必然性。

  "迄今中国的20多年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后十年是转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需要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后十年,改革呈现多元动力推进的局面。体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石小敏认为。

  有这样两条曲线为证: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这是一条上升的曲线;另一方面则是改革自上而下的势能不断释放,体改委的作用的逐步减弱。这是一条下降的曲线。

此外,由于后一阶段改革的重心在发生位移,从纯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体制改革渗透,从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拓展,而作为指导经济改革的部门,体改委自然难当全责。

  不过,对于体改办被撤并,在体改委工作过10年的"老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副会长杨启先倒显得比较超脱。他认为,保留不保留体改部门并非改革进行的必要条件。"广东的顺德和中山一直没有独立的体改部门,改革一样做得很好。"杨说。"关键是看做决策的领导是否真正重视改革。""我认为真正从经济规律来说,应该是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改革。这样才有利于经济工作。但假如认为两个变成一个,标志着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就可以不要这个机构了,是这么一个思想,那就会出问题了"杨认为。

  以杨的观点,改革进行到今天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离建立真正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相当距离。要素市场的规范发展,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政府职能的真正转换,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四大难关尚待进一步突破。

  如果诚如所传,合并了体改办和计委的新部委兼具改革和发展两大任务,倒是与时代特征切合。

  国家体改部门与地方体改部门于2003年、2004年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撤销体改部门有各方面原因,当时很多部门都进行了调整,体改部门人数减少、职责弱化是逐步演化的。所以,我们这些体改部门的人,当时也没有觉得有很多不妥。10年过去之后,面对很多改革工作的停滞,很多人又感慨体改委撤早了。其实,主要的问题也不在于体改委撤不撤,如果没有改革的意识、改革的勇气和智慧,体改委不撤又会怎样呢?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习近平就《决定》向全会作了说明。习近平说,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设立的最高级别的改革领导机构,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

组长

习近平

 

副组长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

 

职责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

 

  背景

  国家体改委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统领改革全局的机构,成立于1980年,在中南海办公,1982年起主任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要职能是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各部委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到体改委征求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经体改委协调后才能上报。国家体改委主导了多项至关重要的改革:提出“商品经济”,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金融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土地制度等。1998年机构改革,国家体改委被降格成“体改办”,退出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2003年3月并入国家发改委。改革步入深水区,利益越发多元化,社会矛盾凸显。但国家发改委主要推动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协调社会体制等问题。

  2013年全国两会,重建改革顶层设计机构再次成为热点议题之一。3月11日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有没有计划重组“国家体改委”这样的机构,对此,王峰回复了三个“拿不准”:已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基础上深化改革,需要各部门结合发展中的问题共同研究解决,要不要再搞一个实体机构,拿不准;当前面临的改革,范围更加广泛、任务更加繁重,搞一个机构能否把所有改革都统筹起来,干得了干不了,没把握;这几年各领域改革都在有序推进,有的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建立了各领域高层次的协调和推进机构,效果不错。把这一套弃之不用,重新再搞一个机构,拿不准。

 

  规则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项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

 

  专项小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

 

  运转机制

  专项小组和中央改革办联合运转,建立各省区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关部委的改革责任机制,并同领导小组形成联系机制。

 

  2014年1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当天召开首次会议,组长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公布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组成的一正三副的领导架构、下设的六个专项小组名单以及相关工作规则。

  这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首次公开亮相,虽然没公布具体的成员名单,但是央视报道配发了现场画面,从会场布置和参会人员还是能看出这个超级机构的不少端倪。

 

 

  《大公报》文章指出,总计有23位领导人(副国级以上)是该小组成员,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了25位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14人,国务院全部四位副总理及一位国务委员,中央军委两位副主席中的一人,六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的五人。涵盖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以及两高等各大系统。这便于充分加强协调,集思广益,提高改革的实效,也有利于改革的综合推进和落实。

  现场画面显示,参会成员内外两圈共43人。除了在上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确定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担任副组长的李克强、刘云山和张高丽,坐于内圈的均为副国家级领导。这一圈官员囊括了国务院、人大、政协、军委、政法系统等部门负责人。

  在里圈就坐的参会成员有马凯、刘延东、许其亮、汪洋、赵乐际、杜青林、王晨、周强、张庆黎、王正伟、王沪宁、刘奇葆、李建国、孟建柱、栗战书、赵洪祝、郭声琨、曹建明、 周小川。

  其中,国务院层面有马凯、刘延东以及汪洋三名副总理出席会议。全国人大则由排在第一的副委员长李建国及秘书长王晨参加会议。与此类似,全国政协方面由排在第一的副主席杜青林和秘书长张庆黎出席会议。政法系统方面,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公安部长郭声琨、最高法院长周强以及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出席。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中组部部长赵乐际以及中办主任栗战书(中办副主任丁薛祥在第三圈就坐)出席会议。中纪委方面,在内圈就坐的是副书记赵洪祝。军委出席人员是许其亮(中央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此外还有两名副国级的部委领导王正伟(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和周小川(政协副主席、央行行长)出席会议。

  在目前已近公布的地方版“深化改革小组”中,地方政研室多起到深改组办公室的作用。湖北将深改办与省委政研室合二为一,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省委政研室主任兼任省委改革办主任。北京则称“办事机构设在市委研究室”。由此看来,若未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起到中央深改组办公室的作用也不算意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不仅政研室主任王沪宁出席会议,副主任潘盛洲也出席会议,潘盛洲是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及中央宣讲团成员,是中央核心智囊之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首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规章制度,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六个专项小组名单。未来何人将担纲六个专项小组负责人,也是引人关注的焦点。

  第二圈就坐的官员同样值得关注。此次会议共有三名发改委官员参加,他们分别是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中央财办主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以及发改委副主任穆红,穆虹在发改委分管办公厅及投资司两大实权部门,主管投融资体制改革。由此看,具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也将在“深改组”中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发改委之外,与会的国务院部委负责人还有袁贵仁(教育部部长) 、王志刚(科技部党组书记)、苗圩(工信部部长)、楼继伟(财政部部长)、尹蔚民(人社部部长)、韩长赋(农业部部长)、周生贤(环保部部长)、高虎城(商务部部长)、李斌(卫计委主任)以及国资委主任张毅。上述部委的与会实际上也体现出了未来改革的方向。

  在中央深改小组的各层级成员中,中纪委成为无可匹敌的超级单位,中纪委有多达五位副书记参加。通过央视新闻画面看,除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和履新不久的杨晓渡没有出席外,黄树贤、李玉赋、张军、陈文清都出席了会议(还有上文提及的赵洪祝)。而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也在此次会议上被列为六个专项改革之一。

 

 

图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参会成员

 

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部分与会人员及时任职务

组长: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副组长:李克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刘云山(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张高丽(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内圈23人全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四位正副组长之外,其余19人包括:马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王沪宁(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研室主任)、刘延东(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奇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许其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李建国(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汪洋(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孟建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赵乐际(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栗战书(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杜青林(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洪祝(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王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郭声琨(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周强(最高法院长)、曹建明(最高检检察长)、张庆黎(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周小川(全国政协副主席、央行行长)、王正伟(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

部委层面与会成员(10人):徐绍史(发改委主任) 、袁贵仁(教育部部长)、 王志刚(科技部党组书记) 、苗圩(工信部部长) 、楼继伟(财政部部长)、 尹蔚民(人社部部长)、周生贤(环保部部长)、 韩长赋(农业部部长) 、高虎城(商务部部长) 、李斌(卫计委主任)。

参会成员还有(10人):黄树贤(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 、李玉赋(中纪委副书记) 、张军(中纪委副书记)、 陈文清(中纪委副书记) 、雒树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刘鹤(中央财办主任、发改委副主任) 、陈锡文(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张毅(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穆虹(发改委副主任) 、潘盛洲(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方案指出,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事机构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2018年3月28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领导

主任习近平

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

“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是健全党对重大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次会议指出,要完善科学领导和决策、有效管理和执行的体制机制,加强战略研究、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整体推进,加强对地方和部门工作的指导。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强化组织协调能力,确保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项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

从管理组织建制上说,领导小组一般是议事协调机构,属于一种阶段性工作机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体性组织。委员会则一般是成建制的固定机构,是为完成一定的任务而设立的专门组织,职能更加全面、机构更加规范,运行更加稳定,组织更加健全。此次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升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是健全党对重大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体现了党中央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更加便于从顶层设计的体制机制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确保改革决策和规划的战略性、科学性、整体性、协调性和有效性,切实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和决策部署落细落实,也能最大限度地吸纳各个方面的改革力量参与到改革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2018年3月28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领导,紧密结合深化机构改革推动改革工作。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项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

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构改革情况的报告》、《关于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总结和下一步工作考虑的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关于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的意见》、《进一步深化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进一步深化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进一步深化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公安机关执法勤务警员职务序列改革方案(试行)》、《公安机关警务技术职务序列改革方案(试行)》、《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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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