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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忆旧事:不改革没有出路

  • 作者:高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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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0-07-30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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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

高尚全忆旧事:不改革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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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改革口述历史
  • 作者:高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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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0-07-30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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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底全国爆发“经济过热”,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给经济体制转型提出了紧迫的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5年9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在交通部所属的一条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长江游轮上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

 

 

   世界银行为这次会议请来了一批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会议主要围绕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计划与市场问题、可供中国参考和借鉴的国际经验三大议题开展讨论。这个会议对搞宏观调控的人来讲,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学者们的观点反射到高层,坚定了中国高层决策者对于经济采取稳定政策的决心。

 

 

   与会的国外专家是由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先生出面邀请来的。这些专家都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在各自的相关领域具有代表性。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 James Tobin)对非集中性经济的宏观调控及其手段具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和弗·布鲁斯(W·Brus)则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病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阿莱克·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Cairncross) 不仅对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宏观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对英国在二战以后从战时的硬控制经济到和平时期的软控制经济的过渡具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则对战后德国经济复兴中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具有独特的经验。其它外国专家,如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拜特( Aleksander Bait)、美国的里罗尔·琼斯( Leroy Jones)、法国的米歇尔·阿尔伯特( Michel Albert)和日本的小林实,也都在经济研究或经济决策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与会的国内专家主要是来自政府决策部门的经济工作者和来自研究部门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在他们中,既有像薛暮桥、安志文、马洪这样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也有像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这样相对中年的经济学家,还有像郭树清、楼继伟这样年轻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的年龄和工作岗位不同,但当时都是矢志改革并站在改革前沿的经济学家。

   可见,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基本上是由三部分人构成的: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决策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自东欧的或对东欧的改革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经济转型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从与会人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仅仅吸取东欧的经验、停留于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而是要进一步吸取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经验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换言之,与会人员的组成同上述经济转型出现转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会议最后形成了七大专题报告,分别是《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经济增长与投资问题》《通货膨胀和价格问题》以及《实现宏观经济间接控制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巴山轮会议起草了《关于“巴山轮会议”主要情况报告》报送国务院。同年9月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建议中,就已经吸收了巴山轮会议的成果。

 

 

    35年前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是巴山轮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走在为中国各方面改革不断努力的道路上,对于那次会议,他有着与常人不一般的感受。

 

城市改革必须突破

     “这是改革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对中国日后的影响特别大。”回想起巴山轮会议,高尚全不无感叹。

事实上,巴山轮会议期间正是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之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确定了,但是目标和具体的途径还不清楚,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取得突破后,农业生产迅猛发展了,需求扩大了,要求城市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要求城市支持农业,迫切要求打开城乡流通。然而,城市改革滞后于农村,城市的体制还是老的体制,满足不了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必须要加快改革。

     “但这个时候,城市的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还处在一种试点阶段。而企业是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企业改革是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是城市改革要推进,而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如何在宏观上管理企业又缺乏经验,所以那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是一次成功的国际研讨会。”

   在当时,城市体制最大的问题是政企不分,企业的一切都在国家的控制下,包括产、供、销、人、财、物等都掌握在政府手里。

     “50年代,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因为没有自主权,吃大锅饭,没有积极性。有个画家在我的文章旁边配了幅漫画,意思是企业为了买个打字机,有关人员坐了火车跑到中央各个部委请求批准,中央部委的审批文件堆了一大摞。漫画虽然可笑,但却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计划国家定的,原材料国家供应的,设备国家配备的,利润国家拿走的,亏损国家补贴的,企业就是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主动性,没有积极性,这种体制暴露了当时的弊病。”高尚全认为,这种体制非改革不可。

很多观点有指导性意义

   高尚全还记得,当时在船上,大家集中地围绕着宏观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谈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途径,然后谈宏观经济体制的调控方式。会议经过讨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主要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应选择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协调,企业的经济活动主要由国家通过经济手段进行调控,要求基本上取消指令性实物计划指标管理。为此要创造三方面的条件:一是果断地进行价格改革;二是严格地制定和执行各种经济法规;三是逐步建立和放开资本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

     “这次会议提出,宏观调控主要应该用一些间接的手段,比如金融、货币、财政、税收、收入分配以及国际收支等。”这次国际会议,对长期以来的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对后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有着重要的深远的意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二十年前讨论的一些内容,对现在的改革、对我们所走过的路子再验证一下,觉得讨论的很多基本观点现在仍然有参考价值。”

   显然,在高尚全的心目中,巴山轮会议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和发展影响非同一般。

   为什么这个会议对于中国这么重要,在高尚全看来,原因在于当时,我们缺乏经验,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改革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是很有益的。

     “经过30多年,我们摸索了一些经验,而且中国的经验对不少国家也有影响,他们很想了解中国的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改革还要深化和完善

     “虽然今天的中国与35年前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还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无止境的,完善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不要认为改革搞完了。从理论上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永远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也不会终止,因此改革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谈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高尚全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国际地位越来越高,都是与改革分不开的。改革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增强了国力,提高了社会福利,但现在还不能说改革差不多了,改革目前还处在攻坚阶段、关键时期,必须要牢牢记住,要把改革的动力启动起来,要更加重视改革。不光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领域改革,甚至包括足球改革。

     “这30多年变化很大,自己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实践,逐步成熟起来,看问题也看得深了,对改革的必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改革很艰苦,从历史上来说,改革的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但不改革中国没有出路,只有死路一条,改革必须要有人来操心,要有各方面的人来参与,所以我把改革作为我的终身事业。而我觉得,在今生我能参与改革这项工作,走上改革这条路,我很满意。”

   对于改革路上的一些苦乐,高尚全有着他的理解。而说这些话时,你能感觉到他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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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