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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先:我眼中的五次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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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先:我眼中的五次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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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启先,曾先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河北大学经济系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曾任体改委综合规划局局长、专职委员,并曾兼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从1952年开始,在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整整20年;他,改革开放后曾在国家有关部门任重要职务;他,不仅亲身经历五次宏观调控,还曾参与部分政策的制定。

 

第一次:1979年—1980年

缘由:“那时候,要再建十个大庆,再建十个鞍钢。而这些大项目需要资源,而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就从国外进口资源与技术。这就是所谓的‘洋跃进’。”

结果:“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要适度发展经济,认为‘洋跃进’有些不切实际,规划太大,因此很多项目被压下。”

 

第二次:1986年—1987年

缘由:“那时候,有的银行甚至用车拉着钱,送到企业去。也正是有这种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1984年12月一个月份的贷款增长量就相当于1984年全年贷款增长量的40%—50%。”

结果:“这种态势势必导致1985年出现经济过热。到了1986年,中央开始进行调控并一直持续到1987年。此次调控平稳、缓慢、适度。”

 

第三次:1989年—1990年

缘由:“那时候,有人提出要更快发展中国的经济,可以更大力度地推进开放,实行‘大进大出’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再次风起云涌。”

结果:“政府随之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宏观调控,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严格控制银行贷款增加,并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

 

第四次:1993年—1996年

缘由:“中国经济进入了又一轮快速发展阶段。到1993年上半年,经济又出现严重过热,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两位数。”

结果:“政府开始运用金融财政等手段,利用税收、利息等工具来进行调控。到1995年底,第四次宏观调控基本到位,经济过热得到压制,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不足之处是,这次调控的时间长了一些。”

 

第五次:2003年下半年至今

缘由: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速,银行信贷出现井喷式增长,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能源短缺问题凸显。  

结果:“此次宏观调控已经明显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到现在为止,可以视宏观调控的时间是及时的,措施是正确的,力度也比较合适。也正因为如此,已经取得较好效果。”

 

 

“我眼中的五次宏观调控”

   此次宏观调控已经明显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宏观调控的时间是及时的,措施是正确的,力度也比较合适。也正因为如此,已经取得较好效果,而对下一步经济政策走向,可以静观发展态势的变化再决定是加大力度还是继续落实,从前几次的经验教训来看,既不能错过时机,也不宜操之过急。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一切百废待兴。刚刚走出浩劫的人们,都积蓄了惊人的能量,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自己的美好未来。路在何方?当时的领导人充分理解人们渴望幸福的愿望,提出了“洋跃进”的思路。告诉记者“洋跃进”这个名词的是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他从1952年开始,在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了整整20年。改革开放后,1981-1990年他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局局长、专职委员及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研究办公室副主任,不仅亲身经历了五次宏观调控,还曾参与了不少政策的制定。8月4日,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跟随这位和蔼老者的回忆,记者也经历了一次中国宏观调控的回顾之旅。

 

第一次:1979年-1980年

   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宏观调控是在1979年到1980年之间,对于这次调控,杨老的话不多。他说,这是因为人们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大家都急于发展经济,当时的领导人就提出要快上项目,上大项目,“要再建十个大庆,再建十个鞍钢”。而这些大项目需要资源,而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就从国外进口资源与技术。这就是所谓的“洋跃进”。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要适度发展经济,认为“洋跃进”有些不切实际,规划太大,因此很多项目被压下。这次宏观调控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次:1986年-1987年

   时间滑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要实行商品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一时间,全国上下热情高涨,鼓足干劲拼经济。而这也就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宏观调控,1985年—1986年的宏观调控。当时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才让国家有所动作?杨启先认为是贷款原则出了问题。1984年12月,中央银行公布说,1985年各银行的贷款规模以1984年的贷款规模为基数。这也就是说,1984年贷款多的,1985年就会在多的基础上更多。而如果1984年信贷基数小,那么1985年就会在少的基础上增长。消息一出,各银行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当年最后的时间将1984年的信贷规模搞上去。“那时候,有的银行甚至用车拉着钱,送到企业去。”杨老回忆到。也正是有这种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1984年12月一个月份的贷款增长量就相当于1984年全年贷款增长量的40%—50%。这种态势势必导致1985年出现经济过热。到了1986年,中央开始进行调控并一直持续到1987年。对于此次调控,杨启先的评价是平稳、缓慢、适度,调控是成功的。

 

第三次:1989年-1990年

   经济总是像波浪一样,起起伏伏。所以可以说,宏观调控是无时不在的。经济到了波峰,要调控压一压;经济到了波谷,要调控提一提。所以回顾这几次宏观调控,其实就是又重温了一次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不可否认,记者简直有点沉迷于其中了。1986年—1987年的调控成功之后,未来经济政策如何又成了众人争论的焦点。1988年,当时一位领导人发表讲话认为,鉴于1986年—1987年宏观调控的成功,中国已经摸索出了一条既能保持经济较快发展,又可以不发生通货膨胀的路子。这一论断很容易使人放松了对经济重新过热的警惕。与此同时,有人提出,要更快发展中国经济,可以更大力度地推进开放,实行“大进大出”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个提议得到了领导的肯定。这样,经济一向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终于可以充分舒展自己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再次风起云涌。导致宏观调控后的中国经济过热问题在1988年出现了反弹。到年中,通货膨胀率即超过两位数,而且通货膨胀率与储蓄利率发生了倒挂。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很快调整利率,但顾忌到国有工商企业的承受能力,没有及时调整,一直拖到当年8月份。当时的居民储蓄利率在7%左右,而通货膨胀率15%左右。而就在这时,国家又提出要搞“价格攻关”,攻关的主要原则是,今后只有极少数商品的价格由国家控制,其余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并且率先放开了高级烟酒的价格。价格放开后,这些商品的物价快速猛涨,比如五粮液酒,从十几元一下涨到了150元左右,茅台酒从二十几元涨到了200多元。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短时间内成十倍地上涨,使普通百姓产生了一种心理暗示,认为所有商品都会大规模涨价,因此在1988年8月—9月份就出现了一次全国性大规模抢购,银行储蓄存款大幅下滑。当时人们对商品无所不抢。政府为平息此次抢购,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宏观调控,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严格控制银行贷款增加,并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利率被调整到了14%以上,随即又推出了保值储蓄的办法,也就是说,储蓄利率按照物价浮动而浮动。这样到10月以后,抢购风潮才基本过去。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总结,杨启先认为,导致这次经济过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对形势估计有错误;第二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商品普遍供不应求,还不宜进行所谓的“价格攻关”;第三是对于通货膨胀和利率倒挂的解决办法意见不统一,错过了调整的最佳时期。如果当时早一些提高利率,很可能不会发生抢购风潮。应该指出,1988年底的这次宏观调控,力度非常大,当时采取了非常多的行政性手段进行调控,比如下发指令性文件,派检查组下去检查,严禁一些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开工,严格控制银行贷款等方法。到1990年,物价就完全被压下去了。而杨启先认为,这次宏观调控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一是对需求压缩过多,由于这次调控力度过大,导致了随后三年中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按可比价格计算几乎没有增长;二是导致中国整个经济三年低速增长;三是劳动失业率大幅上升,市场商品供大于求,当时曾出现大幅压缩农民进城打工人数的情况,致使大量农民失业;四是当时调控压缩了投资,使资金多余出来,其实多余的资金,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但是当时政府做出错误决定,提出要发挥商业部门“蓄水池”的作用,即用资金来大量增加商品库存,结果导致了大量积压。加之严格控制贷款后导致了很多工厂的资金周转不灵,拖欠问题严重,三角债、多角债大量增加,而由此使社会诚信大幅降低。可以说,这次调控基本是经济的“硬着陆”。

 

第四次:1993年-1996年

   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重要讲话,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发展阶段。到1993年上半年,经济又出现严重过热,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两位数。下半年,中央开始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杨启先认为运用的经济手段较多,而行政手段相对较少。政府开始运用金融财政等手段,利用税收、利息等工具来进行调控。到1995年底,第四次宏观调控基本到位,经济过热得到压制,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不足之处是,这次调控的时间长了一些。对于1996年的经济政策走势,国内出现了一次讨论。一种意见认为,1996年的经济政策应该调整这几年实行的财政、货币从紧政策、适当放松,鼓励经济发展;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宏观调控目标还没有到位,应继续从紧。因为1995年全年的通货膨胀率还在两位数。现在看来,杨启先说,通货膨胀率数据反映的情况有一定的滞后性,其实在1995年底已降到一位数,即宏观调控已基本到位,但1996年仍然采取了双紧缩政策,由此导致了从1997开始连续六、七年的通货紧缩。经过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六、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3年才基本扭转了这种局面。对于1993年第四次宏观调控的评价,普遍认为力度比较大,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房地产行业,由于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导致沿海地区如海南、北海、深圳等地“烂尾楼”的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贷款大量增加。并且由于没有适时推出经济改革措施,使国有企业的经济机制没有得到转换,国家金融风险增大。

 

第五次:2003年下半年至今

   杨启先认为,此次宏观调控已经明显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宏观调控的时间是及时的,措施是正确的,力度也比较合适。也正因为如此,已经取得较好效果,而对下一步经济政策走向,杨启先认为,可以静观发展态势的变化再决定是加大力度还是继续落实,从前几次的经验教训来看,既不能错过时机,也不宜操之过急。

 


比较分析五次宏观调控(观察)

 

所针对经济运行态势不同

   前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都是经济波动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高峰,针对的都是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都是要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总之,前四次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大起”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进行的被动调整。第五次宏观调控针对的不是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11%的大起(2003年经济增长率为9.1%),而是为了防止经济出现“大起”,防止“大起”导致“大落”;针对的不是已经出现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不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而是部分行业投资的局部过热;针对的不是已经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而是物价上升的压力开始显现。总之,第五次宏观调控对于过热的部分行业来说,是及时的调控;而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全局来说,则是见势快、动手早、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主动调整。

 

 

经济体制基础不同

   前四次宏观调控都发生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但尚未“基本转型”的过程中,而第五次宏观调控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的第一次紧缩型宏观调控。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充分表现出来,并折射到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形成各种声音的多元化。这无疑给宏观调控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宏观调控中,每次调控都需要统一认识,而每次统一认识都很不容易。特别是第五次宏观调控,统一认识的难度更大。

 

采取方式和手段不同

   关于调控的实施方式。在第一次到第三次宏观调控时,在最初作出调整国民经济决定的头一、两年内,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随后,才进行坚决的大规模的调整。在第四次宏观调控时,汲取了前三次的教训,在作出治理整顿的决定后,在实施上表现出雷厉风行的特点。第五次宏观调控因是见势快、动手早的调控,所以采取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冷静观察、温和预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注意准确地把握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关于调控的手段。第一次至第三次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第四次宏观调控时,已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开始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如开始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性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第五次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注重了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时也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对外经济联系程度不同

   在前四次宏观调控时,国际上均不太关注。而第五次宏观调控,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就这次宏观调控的效果将会如何来说,海外的争论可分为两大派: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认为,这次采取降温措施要比十年前经济过热时早得多,结果会使当前的经济增长持续更长的时间,为延长经济周期提供了重要基础。悲观派则主要是担心,如果宏观调控造成经济的急剧减速,形成“硬着陆”,将会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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