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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怀的体改委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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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摘自《我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等文献
  • 发布时间:2020-07-28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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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

不能忘怀的体改委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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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改革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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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摘自《我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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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14日,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安志文先生去世,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届体改委领导,至今已全部作古。1982年体改委成立时第一届领导成员分别是:主任赵紫阳,副主任薄一波、杜星垣、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顾问薛暮桥、马洪,专职委员廖季立、詹武等。这些人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拓荒者和工程师。然而,除了赵、薄外,其他人物世人所知甚少,甚至连专门研究改革开放历史的专家都感到陌生。本文简单介绍他们的事迹,梳理他们的思想,以表示对安志文先生及其他第一代体改人的怀念(有必要说明,当时,80年代体改委人员年龄断代明显,上面提到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多数是七旬上下老人,接替他们的高尚全、贺光辉、刘鸿儒、张皓若等都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所以,称安老等人为第一代体改人并无不妥)。
  体改委的前身是1980年5月成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年改名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它是一个规格高于一般部委,超越部门利益,从全局出发设计改革方案的机构。2014年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借鉴“体改委”的经验而设立的,其名称和运作机制采纳了原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的意见。
  第一届体改委副主任杜星垣(1914—2011)“文革”前先后任广州市委副书记、一机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等职务,80年后任职国务院秘书长、体改委副主任。1978年8月,杜星垣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他与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率先进行农村改革。四川农村改革以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粮食总产量步步登高,1979年,四川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加了819万吨,增幅达三分之一以上(杨汝岱,2010)。当时流传的“要吃粮,找紫阳”其实背后有杜星垣的一份功劳。杜星垣当时还是主管工业的书记,他又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他选择重钢、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个工业企业作为扩权试点,1979年扩展到100家。这些企业1979年的生产利润增加33%,是非试点企业的2.2倍。

 


       1980年,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调任国务院总理,就把老搭档杜星垣调往北京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并委以新成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重要职务。接任他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田纪云,也是他在四川工作时的部下。田纪云曾经评价杜星垣:这个人,少言寡语,性格倔强,为人正直,作风深入,工作细致(杜导正,2011)。

周恩来称安志文为“守法户”
  安志文(1919—2017)出生于陕北一个有影响力的乡绅家庭,他的父亲安庆云在民国初年担任陕西省议员,哥哥安子文是陕北最早一批共产党革命家,建国后长期担任中组部部长。在抗战期间,安志文曾经与习仲勋共事,习仲勋任职绥德地委书记时,他是地委秘书长。从1944年起,安志文担任高岗秘书,因为1952年高岗进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主席,安志文也成为计委委员,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与政务院平行的机构,15个委员分别是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志文、马洪、薛慕桥,安志文是其中三名专职委员之一。“高饶事件”后,高岗提拔的干部几乎都受到牵连,唯独安志文不仅没有被降职,反而进一步受到重用。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严守组织纪律,从来不散播高岗对国家领导人的评论和传言,周恩来称他为“守法户”(杨继绳,2013)。1954年11月,安志文任国家建委副主任,1956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是计委历史上最年轻的副主任。安志文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被拉到西安与习仲勋一起批斗,随后被关进秦城监狱七年之久,由于长期被关在单人牢房,出狱的时候已经不会讲话。
  安志文到体改委后,由于薄一波、杜星垣都是国务院领导兼任的副主任,因此,在1982年到1987年间,他其实是体改委常务工作主持者。安志文是改革全能型的工程师,体改委对商品经济、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股份制、证券市场等现代经济的“四梁八柱”的规划,几乎都是由他牵头调研和提出方案的。安志文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发起创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改革开放之初,体改委十分重视国外的转型经验及经济理论学派对中国改革的建议,但由于体改委是政府机构不方便展开对外活动,因此,安志文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作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理论交流的平台。

 

 

       “巴山轮会议”的召开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不久后,参与发起的一个重要国际会议,科尔奈、布鲁斯、林重庚等著名“转型”经济学家都参加了本次会议,安志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安志文连续担任了三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一职,卸任后,担任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

 

 

   安志文晚年多次公开呼吁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在缺乏监督和法治的情况下,我们建立的既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很有可能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在与当初的改革目标如此接近的时候,没想到却与我们曾经‘共同富裕’的理想越来越远。”他还反思领导专断、个人崇拜的根源,他主张“搞思想的人与搞政治的人要分开”,他认为“政治家主要是出政绩,思想家主要是出思想。不要政治家主要精力用于出思想,而思想家忙着为政治家的‘思想’作注释。这就不会造成‘谁的官大,谁的话就是真理’,否则只会膨胀了个人的控制欲望,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卓成华,2010)。


著名开幕词《科学的春天》就是在童大林指导下完成的
  童大林(1918—2010)在“文革”前担任中宣部秘书长,1966年中宣部被毛泽东称为“阎王殿”,红卫兵称陆定一是“大阎王”,而童大林是“小阎王”,之后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九年之久。童大林一向思想解放,敢于创新,他在中宣部工作时抓文教,于1960年倡导创办了北京景山学校,景山学校一反“教育革命化”常态,语文教学强调文言文为主,数学教学采用法国、东德等外国原版教材,在小学低年级就开设外语课程,学生可以选择英、法、俄、西、德五个语种,使得当时景山学校在众多名校中异军突起。1976年后,他担任中科院副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童大林是文件起草组负责人,著名的开幕词《科学的春天》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此外,童大林模仿国务院成立体改办的做法,在国家科委内部也成立了科研体制改革办公室,是国务院部委中第一个设置“体改办”的机构。

 


  童大林到体改委后,坚定地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发展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方向。他极力反对一些位高权重的保守派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的做法,坚持认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普遍的经济活动方式。他还主张国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唯一形式,社会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都应该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占有方式。

1984年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过程中,一开始写作组坚持“以计划为主”的提法,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指派了由郑必坚、龚育之、高尚全、林子力等人组成新的文件起草小组,但是依然面临高层重重阻力,没法有理论突破。在距离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只剩下一个多月的关键时刻,9月初,童大林与高尚全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名义发起了著名的“西苑会议”,召集董辅礽、蒋一苇等20多名经济学家为“商品经济”造势,并且将会议简报呈送给中央高层,总理趁机批示将这些观点转发到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此举对于扭转“商品经济”在中央高层被动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童大林退休之后,发起成立了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研究员含括了吴象、李慎之、朱厚泽、吴明瑜、何方、王殊等资深改革人物,写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可以说是开创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后兴办民间智库的先河。

周太和选择武汉作为城市经济综合体制改革试点
  周太和(1914—2010)曾经担任陈云的秘书达14年之久,他来体改委之前担任中纪委委员、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周太和虽然长期跟随陈云工作,但是其经济思想却更大胆,更主张发挥市场在经济中的基础作用。周太和最重要的贡献是推动城市改革,1984年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周太和选择武汉作为城市经济综合体制改革的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中央和湖北省简政放权,把在汉企业都交给武汉管理;商品自由流通、自主定价,除了计划管理的24种产品外,全部由市场定价;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武汉市计委计划管理门类由161种减少为55种;改革城市财税体制,实行总额分成,增加地方和企业的留成;实行科研体制改革,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打破计划体制下的城市壁垒,加强城市间的横向联系,建设长江流域经济带(方明,2017)。武汉改革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一跃成为城市改革的排头兵:第一个菜篮子工程试点、第一个技术市场、第一个兼并市场、第一个聘请外籍人士担任厂长的工厂,汉正街也被誉为“全国第一商业街”。周太和还较早认识到城乡一体化的问题,他主编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1983)、《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4)亦是当年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资料。


詹武:金融体制改革最早推动者之一
  詹武(1914—2014)解放前担任过任弼时和李富春的秘书,解放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1958年被打成中国人民银行“尚(明)、詹(武)、夏(原)反党集团”头目之一,是金融系统的第二大右派。詹武“文革”复出后曾经创立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这两个机构近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农业农村问题的重要研究机构。
  詹武是第一届体改委领导中唯一具有专业金融背景的成员,是金融体制改革最早的推动者之一,他主张:中国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是指工商、建设、农业等银行)职能分开,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信贷职能,专业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专业银行要企业化,成为独立经营实体;培育资金市场,增加企业筹资来源;重视通过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利率等金融手段来实现对经济的宏观管理(詹武,1988)。詹武还参与领导了体改委与中国人民银行于1986年联合开展的金融体制改革工作,首先选择广州、重庆、沈阳、武汉和常州作为改革试点,主要内容有: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创新金融工具,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横向资金融通,建立证券交易市场,鼓励银行开展竞争,推行承包责任制和行长负责制等,推动金融体制脱离计划模式向与市场适应的现代制度转变(张哲强,1987)。
       1987年,詹武与高尚全一起带队参加世界银行在曼谷召开的“计划与市场研讨会”,随团成员有吴敬琏、张卓元、彭森等,这次会议可以看做是“巴山轮会议”的延续和补充。由于“巴山轮会议”重点讨论了西欧发达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与计划的问题,中国还希望了解韩国及东南亚国家转型的经验,世界银行特意组织了这次研讨会,由于当时中国与韩国尚未建交,特意把会址选在曼谷,韩国对这次会议特别重视,派出了以前副总理兼韩国发展研究院院长金满堤为首的代表团。这次会议讨论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商品、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的内在关系,宏观调控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配套财政、货币、收入分配政策等,话题显然又比“巴山轮会议”更进一步(林重庚,2008)。这次会议上,中国矢志改革的精神还意外刺激了印度代表团团长、印度计划委员会执行主席曼莫汉·辛格,他后来担任财政部长,主持了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更于2004-2014年之间担任印度总理,被誉为“印度改革之父”。

廖季立是体改委内公认的有思想、有新意、有冲劲的人
  廖季立(1915—1993)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和国家计委工作,他是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重要文件《工业七十条》的主要执笔人之一(邓力群,2011)。1980年廖季立担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主持常务工作,体改委成立后,他又担任专职委员。廖季立是体改委内公认的有思想、有新意、有冲劲的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早倡导者之一。1983年”反精神污染“中体改委提出的“政企分开”、“尊重价值规律”等都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徐景安,2008)。但是廖季立不怕扣帽子,依然敢于与计划派针锋相对。

 


        1984年,廖季立提出市场和计划都是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的主要手段,1986年又进一步提出“建立各种市场作为企业活动中心”,这突破了企业以国家计划指令为中心的说法。他还提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代理总书记非常欣赏这个观点,并把它吸纳入中共十三大报告。1989年,廖季立又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国民经济要由直接管理变为间接调控;宏观调控应该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市场经济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市场经济必须有法制做保障,任何党政机关、企业和个人都要受到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廖季立,1989)。廖季立可以说是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第一人。
  此外,“巴山轮会议”是由廖季立和林重庚发起的,廖季立在会议前做了重要的筹备工作,但是,由于身体不适他未能参会,故而,他在“巴山轮会议”中所起的作用往往被忽视(林重庚,2008)。廖季立于1993年逝世,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去世前4个月与李锐等人联名上书,从生态、气候、国防、经济等角度出发主张三峡大坝暂缓上马。

 

体改委顾问:薛暮桥和马洪
  薛暮桥和马洪虽然是体改委的顾问,众所周知,八十年代部委的顾问不完全是虚职,并且他们即便是在体改委以外的工作,也都是与推动经济改革有关,因此,这里也有必要介绍他们的事迹。

 


  薛暮桥(1904—2008)在1980年协助体改办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文件引用了他的观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是对所有制的重大突破。之后,薛暮桥进一步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观点,胡耀邦对此深表赞同。
        1981年4月,邓力群领导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坚持计划经济,第二类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列,第三类主张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分别实行计划和市场调节,第四类主张商品经济。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林子力等为第四类(薛暮桥,第376页)。在“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中,王忍之、袁木等致信胡乔木,认为“商品经济”的提法是“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必须批判这种观点。他们观点深得报告起草组长胡乔木的赞同,因此,十二大报告坚持“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薛暮桥由于坚持”商品经济“受到很大压力,不得不为此自我检讨,陈云甚至说他主张“商品”和“市场”体现了他“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雷颐,2000),不过他还是看到了市场经济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那一天。薛暮桥是“巴山轮会议”最年长的参会者,比最年轻的参会者郭树清年龄大了52岁。

  马洪(1920—2007)是山西定襄人,与阎锡山、薄一波、续范亭、杜导正等是同乡,马洪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悟性极高,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的提法就是他最先在1948年提出的。马洪在东北工作期间深受高岗欣赏,32岁就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高饶事件”后,马洪名列高岗的“五虎上将”第四位,被下放北京第一和第三建筑公司任副经理,后幸而被定襄同乡和“牺盟会”工作时期的老领导薄一波重新启用,调任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任负责人。

 


  马洪在“文革”结束后,先后掌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个最重要智库,是80年代国务院总理最信赖的“智囊”。
 


  总的来说,马洪的成就有:七十年代末在社科院工业所工作期间完整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理论,进而提出商品经济下的工业企业管理理论,并且在1982年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后,推动国家把重庆列为计划单列市,进行综合改革(李彦一、安志文,2014);是“商品经济”地位最终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得以确立的最重要推动者之一;他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对于起草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观第一代体改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早年投身革命,多数曾经担任过重要领导人的秘书,他们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认识最深刻,晚年成为计划体制的坚定改革者,安志文曾经说:“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这是天命!”这是对第一代体改人一生最确切的总结。
  第二,他们在建国以后饱经风霜,在政治上变得非常成熟,能够比较妥善地折冲周旋于政见差异明显的政治老人中间,逐步推进改革。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往往不缺乏设计变革的雄才大略,最缺乏推进改革的政治智慧,第一代体改人兼具这两项长处,异常难能可贵,可以说二者缺一,都不能有八十年代的改革局面。
  第三,他们不仅主张经济体制改革,还主张必须配套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至于经济体制改革变形,形成悬殊的贫富差距和“权贵集团”。
  第四,安志文、杜星垣、童大林等老一辈可谓是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负责具体策划落实。
  第五,他们不仅成就了自己的历史地位,还善于听取年轻人的意见,积极提携后进,80年代的体改委先后培养了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等专业财经官员,以及张维迎、曹远征、华生、石小敏等著名经济学家。“体改委”和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为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领域领导人才的两个摇篮。
  第六,所谓“仁者寿”,第一代体改人多数都活到90岁以上,安志文先生97岁时还来皂君庙4号院上班,皂君庙4号院是监察部曾经用过的老办公楼,没有电梯,安老依然能健步登上位于二楼的办公室。他们的健康长寿,跟他们心怀天下,不计较小我的豁达态度有关。现在高尚全都已年近九旬了还坚持天天来办公室,笔耕不辍为国家改革建言献计,体改委老人们“老骥伏枥”、“鞠躬尽瘁”的态度在国家部委退休老干部中是少见的。
1998年,“体改委”恢复创立初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名称,其改革中枢的职能被大大弱化,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体改办“进一步被撤销,其下属司局和研究单位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发改委。原来与体改委“一体两面”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成为第一代体改人继续为改革鼓与呼的阵地。近几年老体改人逐渐凋零,而中国改革的关键领域也止步不前,甚至有所倒退,改革执行力亟待提高,这不禁令人怀念老一代改革者的魄力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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