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搜索
搜索

聚焦改革

分类出来

资讯详情

财税改革思路应来自陷阱破解

  • 分类:领域改革
  • 作者:
  • 来源:
  • 发布时间:2014-05-07 18:25
  • 访问量:

【概要描述】

财税改革思路应来自陷阱破解

【概要描述】

  • 分类:领域改革
  • 作者:
  • 来源:
  • 发布时间:2014-05-07 18:25
  • 访问量:
详情

   【摘 要】中国经济发展的隐患与整体趋势不是发展减速问题,而是潜在的10大陷阱问题,到底是些什么陷阱?如何破解?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临的难题与课题,也是财税改革的思路与路径依赖。

  【关键词】中等收入 十大陷阱 破解陷阱

  一般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 3000美元至6000美元时似乎就会出现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停滞的阶段。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这是国际经验与经济发展规律。

  一、“中等收入陷阱”倒逼改革

  我国人均GDP 2013年达到67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所显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中国已经十分突出,中国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百姓,从政治到经济,从城市到乡村,从社会到家庭,无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矛盾和对立情绪。把这种现实中的矛盾带来的情绪过分夸大当然不对,但视而不见,不承认它的存在,不认可国际经验,也是自欺欺人。

  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不前的一种状态。其根本原因是:收入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特征,中国已全部具备这些特征。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中国如何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2014年4月3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研究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时,李克强指着手中的材料,肯定有关部门的修改建议,要求将便利化通关政策的表述由“继续推进试点”改为“全面推进”。“我们要加快改革进程。‘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政策就别再‘试点’下去了,要直接‘全面推进’,为企业提供更多便利。”“别再试点了”五个字说出了总理的急切心情。中国是总理急,部门不急;中央急,地方不急;经济专家急,经济主体不急;少数干部急,群众不急。面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多个陷阱,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再也不能不急了。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中国政革是倒逼的形式”。现在的中国,改革再也不是我们的主动行为,而是客观现实倒逼我们不得不改了。财税改革,1993年的税改相对来说有一定理论指导,当年中央财政已经岌岌可危,通过“分税制”改革,财政推进了一大步。但远远没有完成,当年存在的问题又一直拖着,后来问题越来越大。新情况、新条件、新台阶、新目标,倒逼我们不得不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问题,重新设计新的改革方案。

  二、中国的陷阱分析与破解

  1、 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陷阱,也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陷阱。在10大陷阱中,转型陷阱是核心、是主体的,如何避开转型陷阱,是最关键的核心内容,其他陷阱是依赖主体陷阱问题的解决而程度下降,即使是“未富先老”这样的中国特有的陷阱,只要转型成功,“未富先老”陷阱,也是有办法解决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甚至认为:“转型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层次的重大问题。

  按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静态考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该包括下列10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转变;二是由粗放、加工向集约、自主制造转变;三是由出口拉动向出口、消费、投资、创造发展转变;四是由结构失衡向结构均衡转变;五是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六是由投资拉动向技术进步转变;七是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八是由第二产业带动向三大产业发展转变;九是由忽略环境向环境友好转变;十是由少数人、沿海先富向共同、全国全民富裕转变。

  这10个方面基本概括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弊端和预期的优化发展方向。怎么做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课题。现在的问题是:看到问题不难,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解决这10大问题的关键是要真心放弃GDP主义,不怕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面对问题求真务实,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落实在行动上。到底怎么做?任何专家和领导干部都不是神仙,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法,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往本地区经济模式上一套,就有成型的解决方案。

  转型问题,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的关键在于“听”,在发动群众集思广益。需要我们各级、各部门党政干部沉下去,心怀转型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在基层直面实际问题、直面职工群众,一个一个问题地解决,决不能见到问题绕道走,遇到困难避而不见、不谈,更不要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宏观意识与大局观念。

  我们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往往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案,就在我们身边普通群众的大脑里,他们最了解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谁是阻力,谁是动力,早就有出以公心的解决的办法,只是没有人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罢了。他们找不到能认真听取他们意见的人,找不到发表意见的渠道。近20-30年来,包括民营企业的老板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还要严重,按毛主席的“走群众路线”,什么难题都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办法和避免陷阱的途径的法宝藏就在问题的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众中。如果我们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老问题、新问题,在微机层面尽可能多解决一些,现实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就高一分。

  宏观层面上,我们要从长计议,在制度建设上下工夫。一是政府放权,压缩审批,调动企业创造动力与活力;二是改革高考制度,除已经确定的两类高考制度设计外,更重要的是高考要选拔创新意识强的学生进入优质高校学习,高校要鼓励学生创新,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最终都靠创造发展起来的;三是加大教育拨款,不分国有与民营,按培养人才数量依标准拨款;四是建立低水平的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早日规范化;五是建立地方税收体系,中央上收省级财政自由支配权,削弱省级财政,甚至省级行政经费可直接由中央财政拨付,中央向县、市财政让利,加大县市经济体的财力。

  在公共服务上,要提高教育等服务品质。如高教,是不是可以让北大、清华等排名前10位的高校在每一省会城市合并一所当地顶尖高校,称为“北京大学某省分校”、“清华大学某省分校”、“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某省分校”,统一按北大、清华、复旦与中国科技大学的标准办?

  2、 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或称差距陷阱。20世纪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前曾出现过一段发展较快时期。但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大,弱势群体增多,城乡差距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社会陷入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拉美陷阱”的典型表现是城市化畸形发展。由于缺乏规划,当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

  中国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拉美各国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城市化失衡造成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现象。也有过度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城市病,高房价、高地价已经不可持续了,农村、农业问题比过去更加让人端心,土地大面积荒芜,特大城市人口生活品质下降,空气污染、水资源不足、交通拥堵、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严重短缺等,整个城市陷入棘手的危机之中。

  中国还有一个特有的历史问题,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限制人口流动并与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挂钩的户籍制度。有人认为正是户籍制度制约了城市混乱与动荡,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试设想:如果偶发事件引发大规模区域或全国性群体事件,这些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其破坏力是惊人的。

  解决拉美陷阱问题,必须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解决本地区的城乡差距的积极性。一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必须涨价。粮食涨价不是小涨,而是要大涨,稻谷、小麦要涨到500-600元一担,才是相对公平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比过去厉害多了,主要农作物产品价格太低,土地抛荒是比价差距太大带来的,而且目前的农业与农村补贴,有腐败因素,实地调查结果是在有的地方国家花钱买的是党与群众的距离而不是感激,花钱买的不是劳动积极性,而是鼓励懒惰。因此,要取消现在的农业补贴形式,提高商品粮收购价格。粮食涨价,肯定国内粮食比国外贵,那是花钱给较少接受教育者设置就业岗位,为城市富余资本找投资项目,为土地资源不致浪费,为疏散盲目进城务工者,为90后人群培养农业劳动力。

  二是完成地方税制体系建设,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地方税制体系推迟20年没有建立,是中央税基本满足了要求,导致地方税体系立法惰性,地方财力长期不足、支出责任增加是带来诸多社会差距与矛盾的祸首,使地方党政机构和官员社会道德形象受损。而且与收入、城乡差距交相辉映,是产生各种社会矛盾的源泉之一。如果地方政府不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土地政策没有大的突破,干群矛盾与突发性事件不可避免。中央税与地方税分配、管理、立法权等,必须重新设计,地方税立法权部分下放给省级人大,中央只作原则性规定。

  三是公共服务在各级政府中明晰责任和财力来源。政府财力支出主体应为公共服务,对公共服务必须在理论上分类,实践上分部门,责任上分级,支出标准全国统一,以立法形式固定。

  四是改善教育、卫生、社保统筹与管理标准规范。全民应该共享的最大公共产品是教育、卫生、社保三项,这三项公共产品必须全国统一、全国统筹,最低也要大经济区统一标准。关键是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如教育:中央政府应负责知识文化教育类的顶尖高等教育,省级政府应负责技术文化教育类的高等教育,地、市政府应负责基础教育的高中教育和技术文化教育类的中职教育,县(市)应负责九年义务教育,乡镇应负责幼儿教育责任。

  县以上政府直属的基础教育和幼儿教育全部交由乡镇和县市政府管理。而社保必须全国统筹,全国统一标准,严格按征收标准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适时把社会保障费征收,改为社保税,强制征收。其中的医疗保险与国有医院设置,按病情大小设置,大医院不设感冒发烧、慢性病、小外伤医治项目,把医疗资源扩散至各类城市,优质医院可以并购中小城市低质医院,建立全国的医院品牌系统,政府切实负起医疗责任,以救死扶伤为宗旨,医生不管经济效益,专攻医疗技术,公立医院只管救死扶伤,不管赚钱亏损,如有亏损除管理责任外,由医疗统筹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统一待遇,取消官员特殊医疗待遇。

  五是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让竞争与垄断成为常态。对竞争与垄断,重新定义,反对政府垄断,支持“自然垄断”继续存在,对垄断企业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与建立用户代表最终决策权制度。取消食盐、香烟垄断经营,支持电力、铁路、能源等重要行业垄断经营。维护城市供水、供电、供热等自然垄断,但允许优质民营企业参与经营。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垄断经营的行业或领域由法律明确规定,即负面清单。在此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市场,严禁法律以外的垄断行为。

  六是取消建国以来建立的地区、民族与人口特权。在坚持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人才流向倾斜政策外,要取消任何地区、民族与人口特权,包括干部公车、医疗(养)与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等特权,民愤情绪一般都是源于特权,没有了特权,妒嫉心理就不会产生。要有特权的话,只能给弱势群体或残疾人。而且,要说干就干。

  七是坚持市场效率原则与政府公平原则协调发展。市场效率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政府公平原则是政府的根本,两个根本都不可动摇。捐赠是第三力量,捐赠自愿原则与民间原则也不可动摇。市场经济必然出现财富两极分化,这是能力与效率的客观表现,如果仅仅是能力与效率的体现,社会矛盾就不会激化,激化矛盾的是行政权力进入商业领域,干涉商务活动,行政权无限扩张,国家权利部门化,为部门为少数群体谋利益,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这很可怕。目前的反腐,实际上是“打击结果”,但没有涉及制度本身,也没有从制度上把权利关进“笼子”。需要在权利设计与权利运行上设“笼子”,如不允许官员与商人接触,不允许官员到民营企业视察等,都要作为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识规范出来。

  3、 福利陷阱。

  福利陷阱是指二战后的福利国家通过创办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包括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高福利政策,以调节缓和矛盾,保证经济生活平等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制度。瑞典作为社会福利的橱窗号称完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高福利的弊病不可忽视。如希腊政府一遇经济危机,政府靠借债度日,维持不下去。2008年危机爆发前,由于慷慨的福利体制和丰厚的退休金,希腊人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在发达国家中可谓首屈一指,每年还有多达6个星期的休假。

  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现在成了一个焦点话题,如何缩减贫富差距,如果政府通过福利政策来缩减贫富差距,目前实行的福利政策和制度本身有问题,先要改革福利制度,用正确的福利制度来矫正收入分配不公现象。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6.48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0.8%。而2008年美国仅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就为29.5%、德国为54.3%、加拿大为45.4%。

  马骏、张晓蓉等撰写的《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达到18.3万亿元。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国家福利制度的成熟运行和社会的稳定有一个过程,福利陷阱问题不仅仅是社会保障领域的问题,它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平衡关系。中国的福利制度过去仅存在少数人口中,绝大多数民众的社会福利才刚刚起步,但也存在差距、标准与普及的矛盾和问题。

  福利并不是政府给公民的施舍,而是公民自己缴纳的保险,它是社会保底、保命、保弱、保残的人文关怀机制,它是通过全国统筹实现“大规模挖高填底”,实质是公民互助的公共福利性产品,原则上政府可以不予补助。但养老保险,因历史原因,建国60多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没有交纳养老保险金,至今没有建立养老保险机制,这个历史老帐,必须由国家财政解决,也可以用出卖国有资产或国有企业上交利润来解决。

  养老保险决不能向高标准看齐,最多只能是中等水平。目前的难题是公务员的养老金标准相对较高,而且在退居二线时或退休时给提高一档,如果都向公务员看齐,不仅社保金不足,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连续10年提高企业养老措施应该止步了,公务员的养老金不正常操作要停止了。北欧福利社会制度不可持续性是不可取的,中国应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养老保险平均水平,要与在职工作人员年收入中等水平才算合理,但行政级别高,职称高的人不能与普通工人比,二者的劳动贡献是不可比的。

  延迟退休年龄是中国客观的必然,而且不能实行高标准退休费,社会福利涨上去容易,必然皆大欢喜,但降下来却是不可能的,它也是刚性的。除养老金压力外,医疗保险的压力是潜在的,没有医疗、过度医疗与浪费医疗资源的现象同时存在,我们要设计保全民基本医疗、反对公务员单列公费医疗,禁止过度医疗,根除浪费医疗资源的现象。全国社会保险要尽可能早地实现全国统筹,一方面要量入为出,反对特权,公平保底,另一方面对急重危患者,不用“等钱救命”。社会保险与经济水平基本实现同步,决不能过度消费。
  4、 城市化陷阱。

  城市化,就是经济中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的过程,也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是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大多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一般受教育年限短,劳动技能单一,就业渠道狭窄,大多是城市弱势群体,甚至成为新难民,一有偶发事件就会引发城市暴乱。这种暴乱与交通拥堵、自然资源紧缺、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不足等,带来城市原有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的趋势,称为城市化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迅猛。中国社科院发布的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称: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达到51.27%,城镇化率超过50%,由于户籍限制,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27日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从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不可忽视的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仅为35%左右。

  目前,有一种谬论:城市高房价是阻止人口流入的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还要提高水价、房租、公共交通费等,要让低收入者在大城市生存不下去。现在已经有了房子限购、轿车限购,核心城区限进,只有限的办法,没有疏解的思路,把政府放在民众的对立面,这是很危险的。另一方,城市大量征地,人为制造楼市,导致支撑国家经济的不是工业,而是房地产经济,“土地财政”是城市政府的真实写照。

  而且有一个农民转成市民,需要多少投资的说法。城市化陷阱不仅有经济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安邦咨询研究员陈功指出:城市化率50%是一条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伊朗发生霍梅尼革命,城市化率是50%;土耳其发生政变,军政府当道的时期,城市化率也是50%。北非的动荡,阿拉伯之春的发生,虽然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率高于50%,但这些国家和城市问题的积累期,恰恰也是城市化率50%以后。

  楼市和房价攀高,直接导致工业企业用地成本被推高。现在的中小企业,可以说已经不可能置地办厂了,高房价又必然推高租赁价格,给工业企业制造了巨大的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的房价透支了人们的消费能力,破坏了城市的发展潜力,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高房价已成为了普通老百姓生活不能承受之重。

  城市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消费的提升,也可能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城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上升,在制造红利消失后,可能意味着生产效率的下降,人口未必是红利,缺乏培训的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可能意味着混乱时代的到来。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市的灾难,加上私家车猛增,交通堵塞成为常态,空气和水资源受到严重挑战,现有城市化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正常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工业化需要大量产业工人,这些人一方面来自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一方面来自失地农民,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需要住房。然后这种需要在收入保障的前提下变成经济需求,从而推动楼市的发展。

  新的城市化政策框架:一是设立国家级城市区和县辖市两类新的行政领导机构。城市化过程中要立足以县辖市为主体的乡间小城市容纳农村人口大部分,特大城市区容纳优秀大学毕业生,大、中城市容纳知识、技能型人才为中心的人口流向。行政管理在城市管理体制上,向上扩展至城市大区,如渤海、长江口、珠江口、长江中游可设四个经济行政区,现有一万人口以上固定居民的乡镇,可以设为县辖市,以容纳巨大规模的农村外流人口。

  二是采用新的商品房供给制。虽然我国城市单位面积居住人口并不高,关键是流动人口带来一些矛盾。我们要想方设法减少城市人口流动的潮汐现象,如住房就可以“单位人住单位建的商品房”,并实行“前店后厂”的居住模式。

  三是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城市必须取消户籍限制,以实际居住人口设计公共服务规模。如果京沪广深等特大城市容纳人口有限,自然资源不足,宁可拆分首都经济功能,经济资源转移,也必须取消户籍限制,因为户籍限制剥夺人权,不合公理和世界通行做法。

  四是特大城市既要扩大范围,又要设置基本门槛。如北京能够迁户籍的只能是“985”大学的本科以上的毕业生,其他人员按技术技能计分限入。但不能把大学生与普通农民工混为一谈。而且,对档案与户籍转移要重新设计。

  五是重新设计人事档案机制。取代档案保管责任的最佳主体是银行的信用档案,国家完全可以把银行的信用档案扩展为信用人事档案,银行的信用档案转交给银监会或人民银行,由银监会或人民银行建立个人信用信息库,明确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信用人事档案的归集与保管。

  六是地方税务局管居民信息。社会福利要与纳税和社保联系在一起,地方税务局应该承担这一社会管理事务,建设人口、居民的居住信息资源库。开征房产税、遗产税,征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地方税务局必须对辖区内所有房产及个人财产进行摸底登记,居住人生活在当地,居住并拥有财产(房产含房产权和租住,财产含动产和不动产),就是当地居民或称公民,就应该依法纳税,依法交纳社会保险。地方税务局要对当地居民居住情况建立资料库,居民更改居住地址,或新居民都应在网上或办事大厅申报新的居住地址及居住人口情况。在理论上把居住的房产所有权、财产登记权,与纳税人和交纳社会保险人联系在一起,体现公民个人社会责任与义务对等关系。公安系统的人口户籍管理与地方税务局居民信息联通,只限公共安全系统内部使用,对外不起作用。

  5、 资产泡沫陷阱。

  资产泡沫陷阱是指超发货币导致经济失衡的经济现象带来的灾难式经济停滞。日本近20多年的经济停滞就是陷入了资产泡沫陷阱,这是我国必须清醒认识并要大力防止的。因为我们从2002年M2 18.5万亿増加到2013年一季度103万亿,上涨5.5倍仅花了10年时间,是2012年GDP总额的1.98倍。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中国错误总结了日本教训。日本陷入长期萧条的原因是日本政府为了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滥发货币,导致资产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就陷入了长期萧条。然而,中国主流学界,多数人认为日本陷入长期萧条是因为日元升值,因此,反对人民币升值就成了国内的主流声音。但是,只要人民币不升值,就必然会多发货币,从而引起资产泡沫,而这恰恰跌入了日本陷阱。日本陷阱的真相---不是日元升值,而是资产泡沫。

  只要货币滥发,就必然有地方要体现出来,什么产业最赚钱,哪个产业就有可能成为经济泡沫,如近几年中国的房地产业就是典型的泡沫经济。资产泡沫只是货币滥发的体现之一,人民币升值也是资产泡沫的结果。中国房地产、钢铁、煤炭、汽车等过剩产能行业的泡沫最终必然破灭,泡沫破灭后中国将陷入通缩,中国经济日本化,是或然而非必然,目前应极力避免断崖式下跌,一旦房地产泡沫被捅破,房价下跌将导致中国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乃至地方财政出现系统性危机乃至瘫痪局面。所以,如果中国政府再刺激,泡沫非破不可,就掉进了资产泡沫陷阱。2014年5月1日李克强总理在《求是》杂志撰文称:“若采取短期刺激,今后几年会更难过”的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的货币发行,问题很严重。从70年到79年,每年平均新增货币90多亿元,增长速度是15%左右,增长量保持在百亿元之内,增长速度控制在20%以内。81年到83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增货币增长量上了新台阶,每年平均新增货币400多亿元,货币增长速度为22%,从84年到89年突飞猛进,每年平均新增货币1500多亿元,89年货币存量达到12000亿元。

  从90年到93年,货币增长量每年都还控制在数千亿元之内,没有超过万亿元:90年与89年相比,新增5253亿元,91年比90年新增4100亿元,92年比91年新增6100亿元,93年比92年新增94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39%,93年货币存量达到34879亿元。

  94年开始货币增长量超过万亿:94年比93年新增121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为34.6%;95年比94年新增14000亿元,96年比95年新增16000亿元,97年比96年新增15000亿元,98年比97年新增13500亿元,99年比98年新增15400亿元,2000年比99年新增15600亿元,2001年比2000年新增18200亿元,货币存量达到152888亿元。平均年增长量为15100亿元,平均增长速度在39%左右。

  2002年更高,货币增长量开始突破三万亿:2002年比2001年新增31000亿,2003年比2002年新增36000亿元,2004年比2003年新增34000亿元,货币存量达到253207亿元。增长量加大了而同期的货币增长速度却降了下来:年平均增长速度在33.3%。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4月11日公布的3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116.07万亿元,2013年3月末是110.65万亿元。

  快速增长的货币不是由央行印钞的结果,而是通过商业银行信贷增长与货币创造机制流出的。如果这些创造出来的货币流向实体经济,当货币流量远远超过实体的经济需求,它就会以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的方式表现出来。实体经济供求关系就会随之调整,货币的供应自然会收缩。解决的途径有二,一是加大人民币国际化,让过量人民币参与国际流通,减小国内压力,二是加大对外投资力度。

  6、 老龄化陷阱。

  老龄化陷阱是指新增劳动力供给不足,养老金缺口大等问题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经济现象。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是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990年的6299万增加到2000年的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5.57%上升为6.96%,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3.2%,约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

  发达国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7%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00美元,发达国家的人口先富后老,我国则是未富先老,是世界仅有的特例。与此同时,2012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总量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2011年劳动力的供给减少了345万,这一重要信号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它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怎样的效应,很难预知。人口红利消失,人才红利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北京大学教授赵耀辉表示,如果不提高退休年龄,中国老年人抚养比将从2010年的4.9下降到2050年的1.4。若以税负角度衡量,年轻劳动力的“税率”将从2010年的16.8%增加到2050年的40.9%,即纯粹为了支付老年人的花销,年轻劳动力将要拿出全部收入的近41%。如果延迟退休,年轻劳动者的负担将大大降低。若在2050年将70岁作为退休年龄,老年抚养比未来40年将基本维持在2010年水平(2014年4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

  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是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人口老龄化是现收现付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导致在职人口减少而退休人口增多,制度将会面临收支失衡,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适当延长事业单位人员,企业等非重劳力劳动者的退休年限,延长劳动者的劳动年龄和价值。公务员要退后几年才能实行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社会压力。另外,要打开公务员向事业单位流动的渠道,让当官与做学问统一起来,还要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使老年人的身心更加健康,有助于他们继续创造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鼓励他们继续为社会服务。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提高退休年龄时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在中国既有一线女工劳作一生身体状况不允许延迟退休,也有“跳广场舞”大妈,身体很好却早早退休。但当前学术界还没有关于人口健康状况与退休年龄之间的相关量化研究。

  7、 金融陷阱。

  金融陷阱包括美元霸权掠夺行为和流动陷阱两种。美元霸权这个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金融体制,实际上是美国借助各国央行统治全球经济、获取全球资源财富的主要手段。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经济学家J·托宾在其论文中,曾运用若干资料证明了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并明确得出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有效的结论。

  美国从全球获取美元霸权红利的主要途径是: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10个渠道。中国的证券、期货市场如果开放,美国金融大鳄就会兴风作浪。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4月29日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加大中国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可能引起市场波动。

  破解金融市场的运行之谜,长久以来都是人们的追求和理想。俯瞰国际金融体系,对国内外一系列金融大事件进行剖析,我国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中国参与制定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具有战略意义。但是,我国的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金融政策和金融手段很不成熟,甚至金融理论没自己独到的见解,如遇金融危机、金融陷阱,只有吃亏的份。而金融陷阱的恶果最终都必然转化国家财力的危机,财政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最后必然是政治危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跨太平洋之间的金融平衡。如今,这一平衡因为其表象性、脆弱性、奇特性以及平衡打破后果的严重性等,对世界经济的威胁增大,以至于被称作“恐怖平衡”。“恐怖”主要源于美国巨额且不断增加的“双赤字”。但是,美国毫无顾忌,不断利用“恐怖”挟持世界,并以“金融陷阱”来遏制竞争对手。日本曾因此而遭受惨痛的“金融败战”,现在,美国又以贸易逆差、汇率为借口“敲打中国”。国际金融平衡如临深渊,中国经济与金融也面临巨大风险。

  中国的金融科学与金融手段、金融政策都需要整理、发展,目前相对原始。

  8、 美元陷阱。

  美元陷阱是我国3.8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带来的增值困难与贬值风险难题。1996年,麦肯锡发表的《无疆界市场》就明确指出:“美国拥有独特的储备货币地位,可以用通货膨胀的办法,轻易解决其严重的债务问题。美国所有债务皆以美元计价,美元本身就是世界储备货币,它随时可以制造通胀摆脱债务。”

  解决中国外储困境的根本办法是减少外储。一个国家把所有的外汇集中起来,本身就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做法。外汇储备投资中的效率损失是惊人的,而且当外汇储备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后,可投资的资产选择就变得非常少。

  解决外汇储备的长远办法,首先是藏富于民,通过民间来进行多重目的、多重策略、多重资产种类的投资活动,通过民间个体来分散单一策略及标准所带来的投资风险,提高回报。其次是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要以市场供需为准则,具有更大的弹性。唯有这样,中国的外汇储备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一年涨一万亿所带来的投资上的尴尬。

  从长远来讲,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使国际收支更加均衡,是必须的。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年暴涨一万亿美元,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这对中国并不是好事。它使国内流动性暴涨,制造出国内资产泡沫;同时也给自己的外汇储备在海外投资带来了麻烦,因为买什么什么贵,想卖什么什么便宜,还不敢卖,也卖不掉。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正确的选择,步子不妨迈得大一些。人民币国际化步子一大,又有可能导入金融风险,如果没有战略性决策,畏缩不前,什么也干不成。

  9、 捧杀陷阱。

  捧杀陷阱是指国际是各种针对中国社会和政府的各种“吹棒”与“唱衰”中国,“中国超美成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威胁论”等多种多样的世界舆论,以及美国为首的破坏、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与领土、领海主权争议,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的一系列问题和现象。2014年4月, BBC推出纪录片《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的》(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再次预测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西方国家普遍“唱衰”中国。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升,“中国威胁论”等接踵而来。近几年来,面对奥运的成功举办、世博的举世瞩目、金融危机中的杰出表现、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中承担的义务等等,一些西方国家又开始利用各种问题来妖魔化中国,制造和推销“新兴经济体责任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要求中国承担起不合理的顺差、汇率、碳排放等过度的国际责任。钓鱼岛与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发展环境。

  已经有人在国际场合认为中国是不是已经跃入发达国家之列,全球传媒广告巨头WPP集团总裁马丁·索雷尔甚至说:“我们应当除去中国‘发展中’和‘新兴’这样的字眼”。发达国家此种论调到底是何用心?韩国人均GDP早就超过1万美元,还被称作“新兴国家”,中国只占世界经济总量8.5%,人均收入更是排到世界第100名左右,怎么就被觊觎摘去“新兴经济体”的帽子,值得我们警惕。

  其实,在经济总量上中国虽然登上世界第二高位,但在人均GDP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这说明,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目标还非常遥远,其硬实力还相差很远;在软实力方面,差距就更大了,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以上的努力。许多情况下的“吹棒”与“唱衰”大多不怀好意的,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努力化解恶化了的发展环境。

  成长中的中国,经济规模和总量越大,面临的内外矛盾就越多,治理起来也更复杂。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国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型期和阵痛期,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这个时候,我们万万不可落入西方国家“捧杀”的陷阱。

  10、民主陷阱。

  民主陷阱是指国民的民主政治诉求导致社会政治动荡,直接影响国家富强与人民生活改善进程止步或出现倒退现象。西方的民主道路经历了漫长过程,其社会建设大体先于民主进程,其民主进程又继续推进社会建设。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民主进程,则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即首先依靠一个权威的“发展型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积累了一定财富,政府再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建设,为政治宽容和民主化创造条件。

  中国和世界上现在的政治讨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对立:民主与专制。西方所谓民主概念是一个很晚近才出现的词,démocratie(法语),拉丁语这个词也要到14世纪才出现,到18世纪启蒙世纪成为重要的政治概念。它的对立面不是专制,而是aristocratie(贵族制度),而贵族制度跟专制没有任何关系。

  欧洲的贵族制是封建制度(这里又是一个翻译埋下的超级大坑——封建是非专制的,封建的制度是权力分散),这个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完全不同,一方面是统治集团都是血缘继承,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由血缘分裂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出生定义的贵族,一部分是出生定义的农奴和平民。这是西欧中世纪政治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央集权程度很低,跟专制完全扯不上。只有法国在路易十四之后才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为法国大革命做好了准备。而中国古代皇权,只有皇帝一人是血缘继承,而其他人是靠竞争(科举和选拔);第二,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皇权是政治中心。

  因此,所谓démocratie与aristocraie最大的区别和对立,不是什么专制、选举,而是权力来源是不是血缘关系,中国在唐代就在社会层面基本打碎了血缘控制,除了皇帝一人,其他人的血缘都不能保证家族永远掌握权力。而西欧是通过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革命完成这一过程。

  一党制与贵族制是有根本区别的,一党制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拔制度,不存在血缘继承。家族在其中会起到一定的荫庇作用,但是没有继承的合法性,中央领导(常委级别)没有一个是血缘继承的。而且是任期制,十年时间最多。基本上有点像是现代化的禅让制。禅让的根本精神其实也就是民主。

  相反,号称民主的印度,虽然是选票制度,但是尼赫鲁和甘地家族长期把持国家政治,印度自独立以来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掌管在尼赫鲁—甘地家族手中,他们两家人吃饭的餐桌可以看成前总理、总理、部长和议员组成的国务会议。这其实是aristocratie通过选票工具的延续。因此,虽然印度政治从理论上可以和平通向民主,但是它现在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世界上最大的非民主国家不是中国,而是印度。

  民主的根本不等于选票,而在于国家的政治权力能否向全体国民开放,领导人不是家族控制和血缘世袭。其对立面也不是所谓专制,而是世袭制。中国共产党的远期目标也是民主,但是什么样的民主需讨论和社会实践。从近35年中国大陆的发展看,从台湾式的民主、香港的民主实践都不是最好的民主形式。但实行现有的这种制度反而十分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有这样或那样很不令人满意的现象,但切不可以民主为口号,搞乱整个社会。在社会稳定富裕的状态下,再讨论民主、实践民主不迟。

  苏联解体后,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和人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埃及与乌克兰因民主政治纷争,反而使民族分裂。任何国家和地区政治纷争是永远存在的,采用什么手段让最好的政治实体或政治人物执政,是人类社会管理科学、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范畴,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尤其是不能用政治纷争代替经济发展,两者要相互促进,用政治代替发展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在中国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发展,政治民主还不是我们的第一需要,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来自外力的干预与围堵情况下。因此,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达到两万美元以上,城市化、工业化尚没有完成之前,我们的最佳选择是暂时不要奢求政治民主了。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应按党中央的步署,有序地展开,具体问题,采取具体的措施,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多种潜在陷阱时,以民主的思想来思考,缓矛盾,减小差距,疏导民意,压制冲突,在民主的基础建设中解决潜在的陷阱问题。如通过限制公权利、把公权“关进笼子”的思路,反对各种不公、特权、黑金、公权私用、行贿受贿等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成为我国民主的开端,是件好事,一定要把14亿人口大国搞乱、搞分裂,搞得民不聊生,才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反对的。

  结论: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是针对社会贫困而推行的,好改的,能一改见效的都改了,当时觉得有难度的项目都留下来了,现在要改的东西很多,难度很大,但我们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通道,再不针对问题扎实改、真的革自己的命,一旦掉入陷阱,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减退,国家必须动用财政、税收政策了。

  2014年5月4日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扫二维码用手机看

暂时没有内容信息显示
请先在网站后台添加数据记录。

版权所有 © 2019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京公网安备:001101084614

代码

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