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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进社区治理结构:农民工融城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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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4-05-23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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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进社区治理结构:农民工融城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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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7日上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广西宜州举办了“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经验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村民自治专家以“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为核心议题,围绕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新情况、新探索、新思路、新理论等四大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孔凡义副教授,主要就农民工流动的城乡影响问题发表了看法,分别重点讲述了“分割治理”及“服务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将“农民工吸纳到社区治理结构”的理论思考。

  一、引言

  非常感谢此次会议给我这个发言机会。刚才董江爱教授也讲了现在农村空心化的问题。那么农民到哪里去了?实际上是到城里去了。我的问题就是农民的流动对乡村产生了影响,对城市也形成一种巨大的冲击,具体的内容实际上在前述很多的议题体上面讲得比较清楚,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想法。我讲的主要内容是我们王教授也讲到的中山市的一个社区治理的创新。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很多群体性事件会有大量的农民工参与。对这些事件,如我们都知道中山事件、广东的增城事件,这些都是产生非常大影响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西方有很多学者很早就接触到这个问题了。著名学者亨廷顿早在1968年就写了一本叫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书。在这本书里他就提出了一个概念,游民无产阶级,这个游民无产阶级往往是城市暴力的起源,尤其是第二代游民无产阶级。所以西方和我们中国都遇到过这个问题,那么我一直在思考,我们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里面,它到底有哪些特点?就我的了解,我们学术界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包括社会融合的研究,很多就是关注社会网络,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社科院的李教授很早都关注这个问题,很多强调文化的差异,还有的比较强的是社会流动所引发的一些。我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研究这个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社会关系网络确实是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觉得这只是它的一个凭借,实际上在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却常被忽略的原因,就是治理。我们这个城市的社区,包括城市的地方政府,在对待农民工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缺陷,在这个农民流入到城市以后,我们中国城市的治理并没有完全转型,我们原有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仍然是什么,我总结的是:

  二、“分割治理”的问题

  首先是分割治理,尤其是改革开放到21世纪之前。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没什么改变,还是分割治理。其中也包括依籍治理,还是按照户籍来管理。把农民看作是城市流浪者,要么是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一些基本的治理服务,大家肯定都知道非常著名的孙志刚事件。事实上,孙志刚事件在实际上促使国务院废除了城市流浪的救助制度。并且到了2003年和2004年,中央1号文件就把农民工确定为产业工人阶级,实际上就是确定了农民工合法身份。而到了2005年,中央又出台一个政策,就是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对农民工的态度治理实行了一个转型,这个转型我把它成为是一种功能转型。就是地方政府包括社区为农民工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我把它称为一种以服务促治理。农民工容易出事,那就为其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把他们吸纳到我们的治理体系中来。这个就是一种改变,由排斥到吸纳,然后由依籍治理到以人治理,按照人头来进行而不是按照你的户籍来进行治理,这是它的一个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我觉得它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是不是你提供公共服务就可以解决矛盾,就可以实现农民工和本地人之间的融合呢?后面发生很多事件,我觉得似乎都无法证明这一点,为什么?我进行了一个思考,通过服务实现治理,相对以前分割治理是一个进步,但是它还是存在问题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

  三、“以服务促治理”面临的三个问题

  第一,主客体关系模糊。农民工虽然可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但是在整个治理过程上,农民工还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被治理的对象,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没有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之中。农民工一旦与本地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要么不管,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偏向于本地人,而不是采取一种比较中立的态度。尤其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我去广东去调研,农民工报警以后,他就偏向于本地人,所以引发四川人集体的暴动,这个规模并且暴力性非常强,就是说它还是一个主客体关系。

  第二,权利无保障。我们提供公共服务的确可以保障我们农民工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权利保障依靠于什么,依靠我们地方政府的自觉性。地方的公共财政如果比较强,或者是政治意识比较强,它可以为你提供一些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还是完全依赖于什么,我们社区的领导人或者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他的一个主观的想法。如果权利没有力量作为保障的话,这个似乎在当前也很难真正的能够实现。

  第三,本地人治外地人,以服务促治理。我觉得它可能会带来一个本地人治外地人的问题,因为我们讲社区居民委员会法律上当然是一个自主的,但是实际上比较行政化。2012年民政部出台了一个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一个意见,实际上是为农民工提供政治参与的权利。总体上来讲,当前农民工在社区的治理结构里面基本上是很少见的,所以说总体上来看,就是说可以形成一个本地人治外地人。我们居民委员会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行政化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外地人实际上就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引发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会引发农民工的抵抗,这实际上是推动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中央实际上做了一些改革,它做了一些探索,包括王教授也讲了,建立了特别委员会制度,把农民工吸纳到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中。民政部也出台了意见,也在做这方面的贡献,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主要就是刚才讲的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农民工真正能够参与到社区的决策当中,涉及到农民工的利益,他是有发言权的,而不仅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第二,他可以通过权力,就是通过力量保障它的权利,这样就使得农民工他在参与,他拥有了决策权,这是很重要的,通过决策权实际上可以实现他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第三,由以前的本地人治外地人,到现在协同共治,就是由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协同共治,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到2012年这个时期,我把它称为是公共服务融合,这是一种功能的转型。到2012年,包括民政部出台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和中山市的改革就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公共参与了融合,实际上就是改变社区的治理结构,这是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我个人还有一点思考和想法,我认为通过吸纳我们农民工来参与到社区的治理结构,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改革。包括我们现在村民委员会自治法,我们正在修订,我觉得是不是以后可以考虑把农民工能够吸纳到社区的治理结构里面,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

  好的,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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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