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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泾源:制造业面临挑战和转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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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6-10-16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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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侧改革暨工匠精神高峰论坛”于2016年10月16日在江苏南通海安举行。论坛以“供给侧改革与工匠精神”为主题,围绕“供给侧改革、工匠精神、产融结合、多维整合”等议题展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孔泾源:从我个人来说做了近20年的改革工作,今天是讲一些感受,此前刚刚以改革的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为题,讲过这个题目,今天只讲其中的一部分。
    供给侧改革与制造业转型,讲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供给侧改革成就了中国的制造业;第二个是制造业面临的挑战和转型压力;第三,制造业转型与工匠精神,跟今天的会议主题稍微挂点钩。在这里面有一些形而上的理论探讨,当然更多的还是形而下的意见表达或者政策解读。因为我们长期做行政工作,是做具体工作的。
    先讲第一个供给侧改革成就中国的制造业。供给和需求是近代经济的范畴,近代经济学研究产生的结果。正如刚才李教授讲的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真正作为一个供给理论的还是要归到萨伊定律,我们国内在学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是误解了萨伊理论。萨伊生活的时代,他的经济学原理是1813年写出来的,1813年写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时代呢?整个世界经济是短缺经济时代,经济在高速增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体制机制逐步趋于完善,中世纪的各种管制,犹如资产阶级革命逐步得到放松和释放。二三产业和非农产业如火如荼地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产业外溢正在上升期,居民的就业收入和需求也处于转型期,包括殖民拓疆或市场边界正在向现实扩张,正是具备了这一条件,所以萨伊创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或者构造了萨伊链条这种经济理论表述。后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出现,人们开始否定萨伊理论,实际上是对它的一种误解,为什么呢?因为萨伊理论提出的时候,第一次生产过程经济危机,17年后才发生,所以我们不能用几十年后发生的经济现象来否定萨伊定律或者萨伊链条。
    生产过剩型危机出现之后,需求侧管理变得非常重要,其中以凯恩斯理论为重要代表。供给侧改革有它的个性差异,我们很多人讲,我们的供给侧改革不同于这样,不同于那样,其实也相同不了,因为市场成熟型国家,新供给学派提出的改革主张,说一千道一万,可以简单归结为三到四个方面,抛出货币政策的考虑之外,主要就是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就是包括拉非曲线在内的税费减轻政策;第二个,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内的管制放松政策;第三个包括就业和收入弹性在内的福利削减政策,包括我们国有企业进一步降低工资。典型的代表,如果说减税政策的话是里根为代表的里根经济学,私有化是撒切尔主义,但是对我们一个转轨,体制转轨性的国家而言,供给侧改革,这三个方面是不能概括全面的,甚至是不能概括的,当然包括一些部分甚至每一个部分,是在经济层面,是从微观体制到宏观体制的结构性的。
    在上层建筑方面,从过去的传统体制要向民主发展体制转变。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典型式的供给革命,用我的话来说是中国式供给革命,萨伊理论或者萨伊链条最有效的极端案例是什么呢?是在天下人都吃不饱饭的时候,我们要增加供给,同时也改善需求,是供给创造了需求,还是需求刺激了供给,可能是鸡和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农村经济改革是经典式的供给侧改革。乡镇工业的崛起,在传统国有经济的管制之外发展乡镇企业,当时轻工产品供不应求的需求扩张来刺激供给,或者说我们在体制之外发展乡镇企业增加供给,改善供给。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中小国有企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时间变成民营企业或者私有企业,迅速转变为产业资本,并且转变了体制机制,把当时已经出入恶性通胀的状况迅速得以改善,住房制度改革,把以前盖的公房,通过房改房的形式,把老百姓口袋掏空,这个掏空是值得的,变成私有住房。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范围内自有住房比例较高的国家。
    财税改革,大家知道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一直影响到今天,加入世贸组织,经济边疆的外溢,我们没有用武力拓展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加入WTO组织的方式,包括今天的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当然在我们的改革中,特殊的历史条件推进我们制造业。通过把传统体制的要素占用方式,潜在的制度适应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点其要点。第一个,大家知道要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为人生自由问题,一个是一无所有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着中世纪的历史起点,我们过去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土地由过去小农经济的结构变成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结构,脱离了土地的直接关系。我们改革开放支持农民进城打工,解决了异地就业问题,所以两个没有解决,解决了最主要的要素问题。
    我们在分管体制层面,通过利率、汇率、土地价格管制形式,压低了所有的要素价值,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乃至这次次贷危机之前的政策的基本底色。所以我们用这种叫扭曲了也好,压抑了也罢,以相对低廉的要素供给成就了中国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其他一些转轨制国家,因为一些政治的考虑,在改革开放之初,或者在体制转轨之初一夜之间恢复私有制,结果大大提高了土地成本、劳工成本。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乃至其他工商用地,无地可用,或者用地成本非常之高,丧失了传统体制,几十年潜在的制度创新潜力和经济发展活力,中国恰恰是我们传统体制的制度用到了极致,成就了中国的改革,中国进入了状态。
    在西方学者看来,我们用最不规范的制度形态,撑起了最为迅速的经济增长。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讲了。这是制造业的增加值,大家看一下,这是从2001年到2012年经济的增长情况,尤其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第二,制造业面临挑战与转型压力。大家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经济困局不仅仅是简单的周期性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或者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我们刚才讲的低成本优势,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已经开始在逐步衰减,首先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左边是我们劳动力供应情况,右边是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情况。大家看到我们的劳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我们适龄劳动力到2010年出现了拐点。与此同时,我们的高校学生,在校学生迅速增长,由于扩招问题。2001年是114万,去年是789万,今年是800多万,现在高校毕业生,每年七八百万的规模是必然的,七八百万是什么概念呢?大家知道我们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只有一千万人多一点,我当过就业司司长,知道我们的就业统计数据。三个月再就业就算两次就业机会,水分很大。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就假定有一千万人以上的就业岗位,其中七八百万以上是高校毕业生,还能搞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吗,还能搞低端产业吗?工人都招不到。
    第二个问题综合讲一下,要素供给第二个方面是土地,土地我们国家可以垄断一级市场,现在体制,或者说我们的改革正在进行一些变化,怎么叫进行变化呢?我们是由过去的国家垄断一级市场,地方政府跟房地产商和其他土地使用者来分地分肥,现在城乡要走公共服务均等配置,意味着将来土地要同权同价,尤其是在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方面。用地成本会大大增加;第三个是环境压力,右边这张图是我专门采写了2014年12月15号全国空气质量的指数,包括台湾在内,中国找不到一个地方是优质空气的,那一天,全国都没有优质空气。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还有其他的,受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不可能有廉价的资源可使用,而且这些廉价的资源又集中使用在某些经济主体范围之内。
    需求侧的变化,长周期拐点的到来。长周期拐点大家知道,我们讲的,通常的传统需求,衣食住行用,在这五大需求里面,房地产,或者说房产、住房是最难得到满足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房地产的发展,三个阶段,已经由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转化,一二线城市是例外,因为需求面不一样,房地产开发第一个阶段叫做开发暴利阶段,只要有地盖起房子来就能赚钱,就是开发暴利阶段;第二个阶段叫资本运作阶段,投资房地产或者投资其他产业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发现王健林开始搞电影院线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是持有微利阶段,尤其三四线城市和中小房地产投资者,发现盖的房子卖不出去,弄的不好把自己搞成房东,现在鼓励商铺发展,鼓励房地产商把自己建的房子出租,就是第三个阶段的到来。一旦这个长周期拐点到来,也就意味着衣食行用这六大门类之间都出现了,在一定技术水准和消费结构上的产能过剩,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开工率达到70%以上呢?只有30到40%左右的企业,其他大部分的企业到不了这个水准。这是普通性的过剩,而不是周期性的问题,为什么讲结构性,这是讲综合的情况,长周期拐点到了。
    第二个是消费结构由生存型消费转向服务性消费。包括烟酒在内,国民的消费只有30.6%,我们看看,意味着其他的70%都是其他消费,不再是食品消费。这是恩格尔系数决定的消费,恩格尔系数一个家庭的食品支出不包括烟酒,占到60%以上,那么是贫困家庭。50到60%是温饱水平,40到50%初步小康,30到40%我们所谓的全面小康,中国正好处在这个阶段。消费转型升级这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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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