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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楚军:迂腐与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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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3-02-03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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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楚军:迂腐与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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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宏良先生的《当前中国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对了解当前思想界的最新观点很有帮助。张文把目前左派右派之争,分为两大阵营、3种观点和4个派别,对各种观点和派别的政治前途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做了条分缕析,让读者对中国的思想界有了一个全貌和总体的了解。也就是说,在思潮介绍方面,张文有很好的概述性。但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张文有明显的偏颇。

偏颇之一:回避了当前思想界最最核心的矛盾,即思想界与权力集团的矛盾。用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来说,王统和道统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两营四派再怎么意见相左,都是道统的范畴,都有对王统进行批判和力图加以制约的政治冲动。两营四派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都是力图以自己的观点在一场政府主导的改革运动中施加自己的影响。改革的核心是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邓小平语),包括将经济权力剥离于政府之外(是为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将公民政治权力重置于政府之上(是为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场不得不搞的改革运动中,在一场寄托了全民厚望的改革运动中,权力集团的自肥冲动和制约机制的缺失,在推动国家总体实力发展的同时,成为了最大的利益份额占有者。这是旧有改革逻辑即权力集团主导的改革路径的必然结果。两营四派的共同的对立面其实是权力集团,而不是他们彼此。主流经济学家也好、外资也好、有原罪的民营企业家也好,都是权力集团的工具而已,他们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分肥但是远未成为权力集团的成员,相反,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权力集团对他们的猜疑、限制和打压,他们对旧体制和权力集团的的不满并不亚于其他利益群体。

偏颇之二:当前义正词严的左派在价值取向方面其实是错误的。张文对新左派有很高的期望,我也认为新左派对现实的批判很是深刻,但是,批判是为了建设或者改变。朝什么方向来改变是个大问题。新左派基本无视世界潮流的发展,不谈民权,而是朝着建立一个善良政府的方向来做理想文章,其实是民粹主义和空想主义,成为了一种强批判弱建设的思潮。中国1840年以后的基本思潮在方法论上基本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借鉴发源于欧美的自由民主是全盘西化,“一边倒”地推行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难道就不是全盘西化?可见问题不在于全盘西化对不对,在于将西方的什么东西拿回来西化。日本的西化过程先是有“兰学”,学习荷兰的东西,发现不怎么实用,就改为学习德国(普鲁士),而且连集权主义—军国主义的东西也学来了,二战后,在政治制度方面又全盘“美化”。新左派其实也是全盘西化的路数,不过他们追求的是西方思潮中被世界各国所摒弃的那种思潮,而且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限制对其他的、更有道德性和先进性的西方思潮的讨论和选择。如果现在还是改革放之初,新左派所坚持的思想还有一定的价值,至少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了一个选项。但是,在改革开放走到一个由经济自由转化为政治自由的关键阶段,老左派和新左派们突然加大嗓门要说出来的东西,却是要回归到以前,用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理论命题来替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现实命题,用经过他们竭力拼凑修补包装的乌托邦理想来替代中华民族的真实福祉,就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动了。因此说,对中国问题,左派是号准了脉,开错了药,是揣着糊涂装明白。

偏颇之三:精英派的错误不在于利用改革自利而在于无力将改革推进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层次。权力集团在推进改革的同时也在扭曲和延误改革,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在扭曲中前行和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能配套跟进。精英派在朝,在朝就不免有在朝的待遇,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待遇和对主流媒体的把持,这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在朝的精英派未能利用话事的机会来推动政治体制方面的配套改革,从而使得改革成为夹生饭。虽然权力集团的拒绝和防范是主因,但是精英派在80年代末以后再也不敢犯颜直谏,也是难逃其责。朝野良性互动,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在朝的精英派与在野的其他3派连沟通都谈不上,遑论配合,其结果是权力集团得益于知识集团的智力支援而又不受其牵制,带着光环的改革也就不可避免地沦为权力集团独享改革成果的豪门盛宴。对中国问题,精英派是号准了脉,不敢开药,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因此,迂腐和怯懦就成为当前知识界左右论争的最好的描述。推崇1962-66年的清平之治也好,考证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因素也好,呼唤雅典式或者文革式的广场民主也好,新老左派都是在过时和落后的知识中寻求中国的未来方向,不管出于多么良苦的用心,也不管多么正气凛然,都是背离了世界的发展方向和民族的真正利益,是迂腐,是清谈误国。而体制内的精英派,则是占着位子不办事,只讲甜言蜜语,不进苦口良言,辜负了社会和历史的期待,使中国和平度过政治体制改革难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体制内的精英派自身的形象,也越来越象佞臣弄臣。如果说在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过程中精英派顾全大局有所不言还能得到外人的体谅的话,那么在经济体制改革能改的都已经基本改完,而社会进程因不满情绪的蔓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持续滞后而面临中断风险的关口,继续以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尊重国情等借口来逃避有所作为有所建言的责任,就不能不说是怯懦了。

张文还有一个观点,认为目前的左派右派之争,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论战,关于这点我也不能认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伴随着改革第一阶段也就是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左派右派之争,其实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时代话题的变化,已经边缘化了,成为了过去时。回顾中国近代史就知道,1898年前后喧嚣一时的维新派与保守派之争,到1904年前后就已经成为无关时局痛痒的文人笔墨之争、意气之争,真正的时代话题已经进化到革命党与满清政府的刀枪之争了。就当前中国的时代任务而言,是要推进第二阶段的改革,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就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政治体制转型的经验来看,民主化改革的启动和完成都是由民间力量来主导的,是在民间力量与权力集团的抗争、妥协中实现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可能比较多地借鉴韩国、台湾、菲律宾政治发展的“亚洲模式”。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方向,是由权力集团的集权意识与民间力量的自由民主意识的折冲勾兑过程决定的。不管承认不承认,目前的左派和右派都将成为历史的配角。左派除了以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续侵蚀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右派除了继续利用话事权劝说权力集团宽容地对待即将出现的政治权利再分配进程外,其他的历史剧情,大概都只能交由主角们去扮演,去演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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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