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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乡建百年 要对得起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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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4-07-29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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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

李昌平:乡建百年 要对得起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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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大多还停留在100年前的水平”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大陆有哪些乡村建设的实践?

    李昌平:中国当前的乡村建设有几股力量。第一股是政府,主要是按照中央的城镇化战略来行动,比如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小村怎么变大村、公共资源如何使用更有效率等角度,来推进新农村建设。政府手上有钱,地方政府也有土地财政的动力,他们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导者。

    第二股是资本,又可分为商业性资本和公益性资本。既有纯粹的商业行为,让农民上楼的目的是为了做生意,跟房地产开发是一样的;也有纯粹帮助家乡搞建设的情况。

    第三股是民间组织、民间力量,像欧宁、我们、温铁军,还有一些国际NGO组织等,都属于这一范畴。

    另外还有农民共同体的力量,像华西、南街、大寨,多年来靠自己的力量自我建设,也搞得挺好。这些地方的农民共同体一直存在,所以他们可以完成自主的新农村建设。

    时代周报:它们各自有何特点?

    李昌平:政府就是要完成上面的指标,比如要搞多少条村的改造,一般着眼于政绩。从中央来讲则是要拉动内需,让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资源得到更有效使用。地方政府也还要兼顾地方财政,增加土地收入。所以政府的步伐都比较大,特点是大拆大建,因为这些看得见摸得着。

    除公益性资本以外,一般的商业资本下乡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主要是靠土地赚钱。所以他们的特点也是做得比较快,房子都整齐划一,把农民搞上楼,拆了重来。不这样做赚不到土地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破坏性的建设,不考虑历史和文化。

    社会各种组织、各种力量去做乡村建设,就有很多种选择,包括文化、艺术、发展生产、教育等角度,但力量分散。例如中国乡建院的做法是综合性的,系统地修复乡村。目前能够通过各种合力形成专业性的团队很少,多是凭自己的爱好单打独斗,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其实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但当前大多还停留在100年前的新农村建设水平上。今天已经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在怎么形成团队方面有了很多新的探索。当前的农村建设应该打造成2.0版,不能像百货公司的采购―购买形式,应该类似于马云的淘宝店形式,在农村创造一个平台,不管是农户、组织还是外部力量,都能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价值。所以新农村建设应该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还有就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有共同体,可以从事社区建设。小岗村式的分田单干,由于共同体解散了,就没有能力去指导自己的新农村建设。所以它的村支部书记产生不出来、村长产生不出来,还要上面派,它所有的建设都要省里给钱,是没有主体性的,所以它的经济发展与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统一不起来。像一些共同体没有解散的村庄,它的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新农村建设也做得比较好,是全方位的系统性建设。

    台湾的乡建,农民自主性强

    时代周报:国内有哪些团队是比较具有规模或是做得比较规范?

    李昌平:规范谈不上,就是比较系统性地组成一个团队来开展工作。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何慧丽、温铁军等。还有一些国际NGO组织、国企也做农村建设,他们做得比较单一,没有形成自己的专业团队,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也逐步地把自己的队伍变得综合一点、专业一点。

    我们过去也像他们一样,各搞各的。比如孙君过去是搞环保的、我是搞内置金融的,我们以及国内外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今天这个比较专业的团队。单一的做法解决不了农村问题,农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系统,所以我们也产生了整合的愿望。这样我们的产品、服务才卖得到钱,才会受欢迎。比如说规划、设计、施工、指导、内置金融、土地流转、抵押贷款、村庄养老、垃圾分类、污水处理等,提供一整套系统性的服务。我们接到单子以后,就给他们去干活,所以完全是卖自己的服务。只有组成专业团队,服务才会有价值。过去我们都是申请基金会的钱来资助做一些事情,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基金会的钱了,可以靠自己。

    时代周报:有人会觉得欧宁在碧山的实践更像是艺术项目,你如何看待他的实践和设想?

    李昌平:他跟我们早期很多人做的事一样,看到一个村子,很兴奋,就从自己的视角看怎么来改造、建设这个村庄。比如艺术、文化、环保、有机农业等。有的人去了能做一点事情,有的人做不成,我觉得这都不要紧,只要有人去做,并且他没有恶意,不是要把农民的资源变成自己的资源来获得暴利。在做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但不要紧,最后肯定会找到自己认为可行的路子,不停地去试,还是可以搞得成,就是时间问题。如果有人质疑也是正常的,质疑也有好处,在质疑的过程中我们才能不停地改进。

    时代周报:台湾的乡村建设与大陆的情况有无可比性?或者换个说法,台湾的经验对我们的借鉴意义有多大?

    李昌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外部的力量在台湾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不可否认。不同点就在于台湾的农民组织比较强大,他们的主体性比较强,所以个人或组织下去做事就比较容易。我们就可能困难一些,因为我们的农村缺乏强有力的主体。大陆的外部力量到农村之后,还必须从组织农民、理顺农民内部关系开始,才能把事情做好。

    “我们该做出超越晏阳初的乡建才对”

    时代周报:现在的人说起乡村建设仍然喜欢谈晏阳初、梁漱溟的时代,当下的乡村建设和那时比有哪些差异?

    李昌平:其实清朝政府在1904年就搞过新农村建设,比梁漱溟、晏阳初更早。当时国内战乱不断,梁、晏没有环境去做,干的时间也很短,他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我们今天做乡村建设还停留在他们那个水平上,就对不起这个时代了,今天的物质、技术、通讯、交通等条件,都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更高的理念去做事情,应该要做出高于他们很多的水平,才是对的。农村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应该怎样用经济的增量、金钱的增量把这个系统激活,进行系统性的修复,再经营它?建设完以后,我们离开了以后,这个地方照样能维持,要建立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才行。

    所以今天的乡建人应该认真反思:我们怎么才对得起这个时代?要做出超越先辈的乡村建设才对,我们有能力、有条件,但没有认真去想应该怎么做。

    时代周报:你认为当前的乡村建设实践面临着怎样的复杂性?

    李昌平:其实也不是有多复杂,而是做的人如何去认识乡村、基层政府和农民,最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做?我们到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村一盘散沙,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很难把关系理顺,很难形成一个共同体、劲往一处使去做事情。其实在中国,有很多人能把农民组织起来,并且很擅长。但是怎么把这些力量整合进来?这才是今天的问题。

    时代周报:可以理解为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农民一盘散沙、缺乏组织性;另一个是外部的人和力量也欠缺组织性。也就是说有两个欠组织性的问题。

    李昌平:对,你总结得很好。我们外部的人单打独斗,农民也是单打独斗。

    时代周报:相对于乡村建设而言,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性会不会更突出?

    李昌平:我们做乡村建设,一定要把农民的组织建设摆在第一位。现在的农村是无主体社会,没有主体性,怎么搞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呢?有主体性以后,要完成三大任务:第一经济发展,第二社区建设,第三社区治理。经济和社区发展得好,能促进社区治理;社区治理能力越强,又能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区建设。

    时代周报:乡村建设是包括了社区治理的?

    李昌平:对。所以我们讲“四权”―产权、财权、事权、治权,这是农村共同体必须要有的四种统一的权力。与传统社会的家族共同体道理一样,有家族经济才能处理家族的事务、治理家族。中国是由家族共同体社会过渡到村社共同体,这个转变在毛泽东时代完成。改革开放以后,家族共同体没有恢复起来,村社共同体又解体了,现在变成了无主体社会。所以现在的难题就在于到农村去以后,农村治理没有主体了,谁都抓不住。所以我们下去以后要做组织建设,实际上就是共同体建设。

    时代周报:你想要建设的村社共同体,是什么形式的?是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还是一种新的形式?

    李昌平:谁有能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共同体呢?另外那个时代有统购统销、命令经济做支撑,所以它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今天不可能恢复了。现在是在私产条件下建共同体。但毛泽东留下来的村社生活结构还是可以利用的。我们说的共同体,跟家族共同体比也比不上,与毛泽东时代的共同体比也谈不上。共同体也只是个名称,最主要的是要给它一些改造,充实一些东西进去。让它适应在今天市场条件下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资产权利是什么,不然就承担不起乡村治理的任务,不能成为强势的市场主体带领成员适应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好像谈起村社共同体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没有那种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回得去呢?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自治社会,一定要有共同体,没有共同体怎么能搞自治呢?

    共同体的重建,最好的切入点是“内置金融”―村社内部的合作互助金融。中国农村经济学特性之一是“信用短缺型”社会,中国农业经济的经济学特征之一是“金融短缺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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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