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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原:中国资本市场18年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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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08-06-28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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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原:中国资本市场18年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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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原主任李青原

 

  杨燕青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变迁中,证券市场的建立和演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果从1990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算起,中国证券市场已经有18年的历史。这18年中可以说是风雨兼程,从最开始可被随时关掉的实验到进入中央文件,从恣意生长到规范发展,其间经历了大量的改革和探索。

 

  为了梳理历史并展望未来,日前,《第一财经日报》联合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与中国证券市场的见证者和缔造者之一、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原主任李青原博士进行了深度对话。

 

  官方民间一拍即合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建立和联办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缔造者之一,你能不能从联办最早的故事说起,谈谈到目前为止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李青原: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立,有几个层面:一是政策层面,包括战略发展;二是体制层面;三是技术层面。三个层面参与者都很多。我参与比较多的是政策和发展战略这一层面。

 

  因为一开始是白纸一张,所以也要参与一些技术层面和实施层面的事情。那是1990年以前,在交易所成立之前。

 

  我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基层或者在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的改革积极性。比如,当时进行国库券推销的是财务部门,即地方的财政局。当时的工作人员和人民银行地方分行的领导,在谈到建立证券市场时,没有人反对,都认为这势在必行。他们讲话水平都很高,而且对我们的考察给予很大支持。

 

  我记得当时对各地方体改办进行考察,从沈阳到武汉、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基本上是异口同声说“这个事情太好了”、“该做这件事情”。

 

  我们还考察那些股份制企业,当时那些有柜台(交易)的地方,如深圳等地,(发现)市场自发的、要求建立证券市场的力量(很大)。所以,那时候证券市场是呼之欲出。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强的原发生态。刚才你也谈到“自发的动力”,当时联办是一个类似半官方、半民间的角色。这是不是跟当时的背景密不可分?

 

  李青原:成立联办,是因为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学者要推动这件事情。大家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当时,国务院有关领导就提出,民间发起、政府支持。具体怎么做呢?当时的一些金融机构支持联办。到底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推动呢?我那时正好到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宏观司有个金融处。我当时的志向很清楚,就是要推动这件事情。当时有一批留学生也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民间的这股力量和政府决策挂起钩来呢?

 

  我向当时的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同志汇报了联办的情况,跟他讲述了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当时刘鸿儒同志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又兼任国家体委主管金融工作的负责人。

 

  我把这个情况向他们汇报以后,他们就去听取联办同行们对发展证券市场的想法,决定把联办作为民间的机构和体改委挂靠在一起。怎么样挂靠呢?就是让一部分贴近市场、懂专业知识的人提供设想,供政府参考。而体改委作为国务院直属、对改革策略和试点提供政策引导的权威机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所以,光有平台没有专业知识,对于建立资本市场是不够的,但光有民间的努力,没有政府支持和平台推动也不行。挂靠的办法恰恰把这两点结合起来。

 

  在联办这方面,通过实际的市场调查、研究与思考,向政府提供设想,金融改革里的证券市场发展应该怎样规划。

 

  先债券后股票,先二级后一级

 

  《第一财经日报》:对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文章、史料不是很多。我们发现1991年你曾经在莫斯科做过一次演讲,提到中国证券市场应该怎么设计,谈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在什么地方开设,在北京还是上海?用哪一种产品,是用证券还是用股票、债券?还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问题。你这里谈的主要是次序的问题,先做哪个后做哪个。莫斯科演讲的背景是什么?

 

  李青原:如果再过很多年回顾中国的改革,我想它应该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社会工程。我们经常讲,20多年就走完了人家100多年的道路。

 

  我们不可能等待其他市场都发展好以后才发展。我们人为地完成了在其他国家属于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个本身就很有意思。

 

  现在回过头来看,能够少走弯路,我觉得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要把握住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和运行规律。搞经济工作要尊重经济规律,搞资本市场就要尊重资本市场本身运行的规律,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建交易所和建菜市场,是有不同规律的。

 

  第二,做这个事情不是坐在书斋里谈。整个过程实际上是要不断在实践中发现、寻找改革旧体制的突破点和培育新市场的生长点。找错了就要走弯路。找准了,就会比较容易。

 

  因此,我们进行了大范围考察。当时,体改委、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起来,在联办协调下考察大城市。到底当时中国的证券市场和股份制,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经过一番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当时最有可能突破的地方就是已经存在着的国库券市场。

 

  我们由此定出一个战略,先债券后股票。债券里先国债后企业债,国债里先二级市场再一级市场。

 

  现在看来,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先通过一个二级市场,搞了一个交易系统。我们有九家金融机构,一家出五十万元,支持联办借用民航的计算机系统,搞了一个网络,然后联上几个主要城市,有几家比较积极的金融机构,有的是银行系统的,有的是财政部系统的,几家敢于吃螃蟹的一起操作,很快就把二级市场的黑市消灭掉了。这看上去虽然是小小的一步,但实际上却是巨大的一步。

 

  凭借这个二级市场,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价制度。之后,国库券承购包销发行时机成熟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处去演讲。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当时我们在联办组织了很多培训班和研讨会,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证券市场,为什么要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是什么关系。有二级市场有什么好处,国库券包销有什么好处?当时财政部、还有一些银行的人过来听课。在这个过程中,传播了很多金融意识,进行投资者教育。

 

  我们最终改革的目标是很清楚的,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有具体的次序和路径,就是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么做到,这需要动一番脑筋,也比较有挑战。

 

  当时,还有一个客观现实,就是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学家们说一定要把通货膨胀压下去。我们就想,通货膨胀靠什么压下去?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我们叫做“笼中虎”,它随时可以跑出来。跑出来,就是通胀压力。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资本市场作为长期投资。进入资本市场,特别是如果进了股票市场,“老虎”就被锁住了。

 

  很多人逐渐对资本市场有一些基本的概念认识,它不仅是一个筹资的问题,有一个好的发展战略、顺序和路径,就能做到事半功倍。前面的工作要为后面的创造条件,而不是设制阻碍。

 

  证监会在争论中成立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的证券市场发展还是比较快的。1990年,两个交易所相继成立,证监会也随后在1992年成立。当时,关于证监会究竟该如何定位,也有很多讨论和争论。能不能回忆一下这段时间的故事?

 

  李青原:证监会成立是在交易所之后。当时对证监会需不需要成立有争论。另外,很多人认为,监管是必要的,但用什么样的方式,有不同的说法:是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还是采用某些国家的模式,例如德国当时是中央银行管金融市场。

 

  当时,有关领导把这个问题交给体改委解决,刘鸿儒副主任还有宏观司司长,主要负责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也做了很多研究、考察工作,特别是有一个考察团到美国去考察,研究其中的道理。当时体改委的意见是,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证券市场在进一步发展中,出现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1995年,中国证券市场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整个报告中只用了26个字,但当时做证券市场的人都非常高兴,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被这么重视过。

 

  李青原:就是像你说的,大家很受鼓舞。

 

  《第一财经日报》:1997年之前是两个交易所分别归地方政府管理。1997年之后,由证监会统一管理。管理体制变迁背后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证券市场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李青原:我觉得是一种管理上的考虑。如果由地方政府管理,可能有一些地方的考虑。而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央可能认为应该是全盘的安排。所以,有这方面的一些变化。

 

  《第一财经日报》:1998年,中国提出国有企业解困改革这样一个大战略。在当时的设计中,把国有企业的解困跟证券市场捆绑在一起,当时出现了很多国有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圈钱”。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在战略上出现了一点偏差。证券市场应该确定一个价格,进行资源配置、融资,但最后只有融资,而且是比较差的企业来融资,这为证券市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些不好的基础。应该如何客观评价那段历史?

 

  李青原:我记得交易所成立之后,当时有一个取向,就是对大型国有企业解困比较担忧。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脱离历史。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国民经济中就是国有企业。

 

  在我们强调尊重市场规律的时候,能上资本市场融资,关键不在于它的所有制,而应该说谁能创造超额利润。作为学者可以讲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政府决策,不可能不考虑当时社会经济最重大的问题。因为国企的问题牵涉到国家财政状况、社会安定。所以,把这两方面连接在一起,我觉得是无可指责的。

 

  只不过,还要进一步探讨,国有企业有没有能力创造利润。

 

  “国九条”和股权分置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国九条”(《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当时也是很多人参与了起草和设计,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国九条”在怎样背景下出台?它出台之后,对中国证券市场未来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李青原:“国九条”颁布以后,我记得网上评论非常多。从长远看,这是第一次在这么高级别的政府部门,把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另外,它为证券市场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思路和主要任务,指明了方向。这对资本市场发展是一个里程碑。

 

  短期上从当时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来看,它对于市场普遍关心的股权分置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要解决,而且连解决的原则也说了,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要有利于市场稳定与发展,而且要特别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当时长期低迷的股市一下子起来了,有了积极的反应。

 

  市场的反应已经充分说明了它对公众的影响。

 

  作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证监会的工作人员,我们当然备受鼓舞。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有一批学者,包括你在内,一直在积极呼吁和推动股权分置改革。如今,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历史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青原:因为种种原因,我被推到了很前端。实际上,推动这个问题和最后决策的,有很多决策部门参与,包括国务院有关部门,都进行了非常仔细地调查研究。

 

  回到最开始,印象很深的就是市场中蕴藏着很大的改革积极性。

 

  在提出如何改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思路。我们的思路是通过讨价还价、统一组织、分散决策,各类股东协调和投票最后决定。思路当时一提出来,有一些反对意见,但经过我们仔细调查研究,认为这是可行的。

 

  改革的积极性体现在哪里呢?当时有一些上市公司,主要是一些民营上市公司,主动来找我们,表示不管有多么大的风险,愿意做第一批试点。

 

  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前车之鉴、没有任何经验可循,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个问题。但明明知道可能有风险、可能会遭到一些挫折,但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都愿意试点。这非常令人鼓舞,我当时确实很受感动。

 

  企业家:投资价值之源

 

  《第一财经日报》:对未来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来说,从长期看最大的问题还有什么?还有哪些困难需要跨越?

 

  李青原:问题永远存在,就像美国证券市场200多年了,还是会出现问题。所以,监管是个永恒的话题。金融买的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虚拟资本,对监管要求非常高。

 

  落实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觉得有两类问题。一类是在证券市场之外,一类是在证券市场之内。

 

  之外是什么呢?就是说,谈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走到今天,我们解决了一些基本问题,资本市场可以从出生、成长到现在走向成熟,还没有很成熟。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单边市场,还有很多缺口。所以,这些基本的东西还都有待发展。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什么。资本市场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种外在压力,催生出一个社会真正的企业家阶层。我们并不是要通过资本市场培养很多什么都不用干专门炒股票的人,光有这些人,资本市场的目的远远不够。

 

  有一批永远在探寻如何创造出利润而且是超额的人,能够把资金变成资本的人。这一部分人要生长光靠资本市场也不够,但资本市场永远是外在压力。

 

  要使我们的资本市场能够持续繁荣,必须要解决投资价值来源的问题。这个来源是什么?是源源不断的好企业。谁去办?就是企业家。

 

  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让他们这一部分具有冒险精神,又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能够组合资源。这部分人才,是我们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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