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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收入分配改革为什么如此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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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3-02-03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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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收入分配改革为什么如此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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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项制度改革像收入分配改革这样,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年初,新华网做了一项题为“你最关心的话题”网上民意调查,在18 个热点问题中,“收入分配”的点击率高居榜首。半年过去了,从官方到民间,有关分配改革的讨论有增无减,“调整收入分配”已成了今年上半年官方语境中的共识性语汇。分配领域的诸多专用名词如“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劳资冲突”、“利益集团”、“分享增长”之类的字眼,在公开媒体和互联网上随处可见。

 

 

收入分配为什么这么“热”?

 

 

首先,我国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我国基尼系数在2000 年就超过了0.40,目前已经达到了0.47。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常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其数值在0~ 1 之间,当数值处于0.3,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0.4 是警戒线, 超过0.4,处于0.4 ~ 0.5 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 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基尼系数高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其公布的135 个国家中名列第36 位。我国已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 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对我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虽然基尼系数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但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拉开的速度非常快。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通常是在较长时间内形成,往往是经过几代人之后才表现得比较突出。而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几乎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迅速拉开的。由于收入差距扩大速率过快,社会面临较大的失衡压力。

 

 

第三,分配不公问题突出。当前,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主要表现在城乡、区域和行业间收入差距大,尤其是垄断行业收入和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 倍左右,2000 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 倍,到2005 年,这一比例已增至4.88 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 ~ 3 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 ~ 10 倍之间。

 

 

第四,公共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不足,加重了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社会焦点越来越集中于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虽然近年来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但仍受到身份、等级、体制等因素的限制。尤其是近年来房价暴涨的形势下,住宅公共政策尚未健全,一方面使得少数炒房者迅速“暴富”,另一方面使大部分群体基本居住权受到威胁。

 

 

第五,互联网和媒体的发展,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和范围,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类似“富士康事件”的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社会,有关收入分配的各种信息、观点不仅可以方便地从新闻媒体、网络获得,而且社会各阶层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视野越来越开阔。因此,如同任何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信息都引起超越以往的关注度一样,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也必然引起高度关注。

 

 

新一轮改革的新特点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收入分配改革。早期的收入分配改革,从农村承包经营制到企业利润留成,理顺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启动了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引擎。但与早期不同,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改革背景不同导致改革的重点不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平均主义盛行的改革初始阶段,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其改革核心内容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关系,形成国家与集体、企业和个人劳动成果相联系的分配关系。而目前的收入分配改革是在收入差距扩大、分配关系不合理或不公平现象突出的背景下展开的,其重点在于消弭不公,效率与公平兼顾,且更加重视公平。

 

 

其次,早期改革发生在经济短缺与普遍贫穷的背景下,利益结构相对简单,反对平均主义具有广泛的社会共识,改革的切入点较为集中。而目前的改革是在利益分层明显、新的利益格局基本形成的形势下进行的,改革的价值取向存在明显分歧,社会博弈的特征非常明显,强势利益集团影响力不断增强,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就是改革的难点。

 

 

在一定意义上说,当前改革的复杂性远超过早期,需要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会改革配套进行。

 

 

第三,早期改革具有明显的“增量”特征,什么意思呢?即通过“做大财富蛋糕”的途径,使社会普遍受益。目前改革针对的情况是,“财富蛋糕”很难“普惠”于社会,并且还有可能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即所谓“蛋糕切不好就难以做大”。这表明,收入分配改革影响的不仅仅是社会心理失衡,而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四,早期改革中权力的负面作用远小于当前。早期无论是干部还是社会大众,普遍怀有推动社会发展的理想主义,所谓“人心思变”。

 

 

同时由于社会剩余相对有限,市场化刚刚起步,权钱交易的规模很小。目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可回避权力的负面影响,无论从人们的实际感受,还是从各种公开、内部的信息披露看,公权私用、权钱交易的范围与规模与早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分配制度的改革就难以推进。

 

 

第五,早期分配改革主要是搞活微观经济,激发社会创造财富,相对而言,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基本没有太大的动作。目前的改革面临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矛盾日益突出,如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以,政府职能定位和转型十分紧迫。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发展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

 

 

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形成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关系或机制,有效缓解和抑制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进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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