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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冠三:学潮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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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3-29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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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

杨冠三:学潮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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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柴庆丰事件诱发的学潮平息了。根据我们对这次学潮全过程的观测和调查,得出如下的分析和判断。

  

  一、发生学潮的社会心理环境

  

  依据对社会心理波动的长期监测。我们发现,从1987年第二季度以来,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次学潮从一个局部表现了新阶段的三个基本特征。

  

  特征一: 人们对改革的认识趋于理性化。对改革的评价和要求越来越与切身利益,眼前利益相联系。从三次学潮看,1985年下半年发生的第一次学潮,口号是“抗议日本的对华外交,经济政策”,58.1%的大学生认为,当时发生学潮的主要原因是“想激起全民对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1986年底发生的第二次学潮。口号是“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62.4%的大学生认为,当时发生学潮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的民主意识与参政意识日益加强”。而这次学潮第一次明确提出“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问题,60.4%的大学生认为。造成此次学潮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经济地位低”。与前两次学潮相比。这次学潮的口号要具体得多,并且与自身利益紧密关联。

  

  特征二:人们的不满和改革要求越来越从现象层次深入到制度层次。第一次学潮,大学生的不满主要针对“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人的消沉与堕性”“高干子弟当官、以权谋私”等,要求采取强硬的对日政策、消除不正之风。第二次学潮,大学生的不满主要针对政治体制改革速度太慢,要求选举民主、新闻自由、尊重人权等。而这次学潮,大学生的不满直接指向“不健康的体制,”认为目前的状况是“新的政策方案不断出现,可往往还未付诸实施便被庞大的官僚机制所吞没,”“强烈要求“变革政治结构”。这种不满和要求的出现,使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难度明显加大。

  

  特征三:社会心理变动的频率加快、波动点增多。由于利益格局变动的不同步,社会局部失稳或闹事的可能性增大。这次学潮本身证明了这一点。

  

  二、发生学潮的利益动机和心理基础

  

  我们在学潮发生前一星期,即五月二十六日,对北京大学的五百名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论是,北大学生存在着随时“闹事”的可能性。

  

  1、 存在着“闹事”的利益动机

  

  1) 大学生中存在着一种相对剥夺感受,看到别人得的多,

  

  自己得的少,觉得自己吃亏了。由于眼下挣钱和事业成功的机会开始增多,上大学已不一定是获得利益的最佳选择,在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动中,不少大学生有一种利益受损的感觉。据调查,37.4%的大学生希望通过上大学获得社会地位,18%希望获得经济地位,22.2%希望获得轻松自然的生活,但同时有20%的大学生认为上完大学后实际上什么也得不到。进一步,80.6%的大学生认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较低或很低,49.1%的人要求提高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

  

  1) 准备进行的大学生分配制度改革直接触动了大学生的既得利益。尽管44.1%的人从道理上赞成改革,但59.8%的人认为目前改革的时机不成熟,24.6%的人表示“不好说”。近二、三个月来,大学生对些问题议论纷纷,据调查,学潮前大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毕业分配问题”。当时,16.1%的人认为“上大学,读研究生没什么意思,又没有别的办法。”13.5%的人“觉得应该及早去联系一个好的工作单位”。44.6%的人担心改革后分配中出现“走后门”现象,27.4%的学生表示毕业后自己不能或不知道能不能适应社会。

  

  2、存在着“闹事”的心理基础

  

  1) 大学生对当前改革形势的评价偏低,21.9%的人认为当前改革形势较差或很差,47.4%的人认为一般,30.9%的人认为“三年内改革将遇到很大阻力,不会有多大起色”,14.8%的人认为“三年内改革将遇到很大阻力,可能出现倒退现象”。同时,大学生改革的呼声和要求较高,47.4%的人对改革取得成功抱有希望,41.3%的人认为当前改革的速度偏慢,这种对改革的低评价,高期望使相当部分学生中存在着一种烦噪的心理状态。

  

  1) 日常心理状况很差,学潮前,北大学生中感到彷徨,不知怎么办的占24.9%。感到压抑,想干干不了的点21.1%,感到无聊,什么也不想干的点11.4%。想发泄的占8.1%。这几方面加在一起点65.5%。而且,其中16.9%的学生表达不满时倾向于“写大字报、公开辩论”。13.9%的学生倾向于“游行、集会、静坐示威”。这种态度是发生学潮的重要心理基础。

  

  三、对今后学潮的判断与建议

  

  1、由于发生学潮的社会心理环境短期内不会改变,今后学潮仍会发生,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时断时续的社会现象。而且在“闹事”的具体时间上具有无法预测的特点,因为只要“闹事”的社会条件和心理基础没有消除。任何偶发性事件(如学生被打、基层选举、甚至中国足球队的输赢等,都可能成为导火线。基于这种判断,今后政府也应该提高心理承受力,不要因为出现学潮而大惊小怪。更不要因而影响改革进程。

  

  2、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学潮还不会牵动其他社会阶层,从而导致全局性社会失稳。这是因为:

  

  1)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尤其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是具有改革的超前意识。大学生的主要利益和要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脱钩。

  

  2) 大学生“闹事”,主观上并不是反对改革,在对前两次学潮的认识上,只有1.1%的人认为是“对当时的改革有抵触情绪”。这次学潮中,大部分学生反对把“反通货膨胀”列入游行口号,就是出于可能对改革不利的担心。

  

  3、既然不会发生全局性的社会失稳,就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闯过难关。这是改善社会心理环境,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根本出路。

  

  4、目前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1) 保护大学生的改革热情。65.4%的大学生认为,除了游行没有其他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31.1%的人认为此次学潮的社会原因是”对新闻媒介关于学潮的报道和评价不满”。因此,应该建立与大学生对话的经常性的渠道,避免使用“少数坏人”之类的传统宣传。

  

  2) “大闹大得利、小闹小得利”的结果具有很坏的社会示范效应,这次学潮以后,应注意避免以往那种改善伙食、放电影、开舞会、派大批领导去安抚,对话的做法。

  

  3) 社会局部失稳不一定就是大学生闹事,不应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大学生身上,要切实把握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的变动,以便对突发事件做好预防工作。

  

  4) 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系统的、科学的、及时的社会调查工作。

  

  5、今后处理学潮过程中要注意政府形象

  

  1) 通情达理的形象,不要对学潮进行歪曲、片面的报道;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不要回避学生的主要要求;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对学生的游行要求应予批准。

  

  2) 强有力的形象。在客观评价学潮的动机、效果的同时,对某些过火行为(如拢乱社会治安、妨碍交通秩序、违反有关法规等)要进行坚决的制止。事实上,63.2%的大学生认为68日的游行流产的主要原因是“官方表示要对参加游行都从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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