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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当前改革的新特征

  • 分类:全局改革
  • 作者:
  • 来源:北京日报
  • 发布时间:2014-01-06 15:28
  • 访问量:

【概要描述】

贾康:当前改革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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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全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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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遭遇利益固化

 

  在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改革的实质性深化在当下却成为一个颇有沉重感的话题。改革走到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固化藩篱”强有力的阻碍。各项改革已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

 

  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我觉得可以用四句话来描述。

 

  “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

 

  在中国各地稍作调研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站在30余年高速增长后的新起点上,经济增长发展的势头和市场成长的潜力仍在。不论是大城市、中小城镇,还是不少农村地区,建设场景给人印象深刻。

 

  但来自资源、环境以及其它矛盾的制约日趋明显、咄咄逼人。雾霾已打击大半个中国,某些地方新上马的重化工项目不断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且演变为震动全局的群体事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分配问题更为凸显,社会心态越来越明显表现出一些经济体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所经历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筷骂娘”、追求“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等特征。

 

  “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7%~8%的区间是大概率。

 

  相关的下行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老龄化社会压力迅速到来,以及较高基数上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等等。

 

  不过,可以对冲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们重视与争取的。

 

  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动力源”需求释放引发的“成长引擎”效应)、科技创新红利(走创新型国家道路、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社会管理红利(社区治理、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组织成长的基层自治、社会和谐的兴利除弊效应)。

 

  使这些红利能够释放出来的关键,是实质性“攻坚克难”的改革能否变为现实。业已壮大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以及可以调动的民间智慧和活力,必须在改革中更多地贡献“正能量”。至于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投融资改革、国资体系改革和政府改革等,亦实在不可回避。

 

  一旦上述下行因素与上行因素对冲,我们所能争取到的,是今后十几年、二十几年经济实现年均7%~8%增速的次高增长与结构优化。

 

  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实施的以财税为重点的宏观层面配套改革,再到“入世”锁定的全面开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创新解放了生产力,促使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新时代。但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既得利益也变得尾大不掉。十八大后,高层关于“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已有明确表述,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于在体制内“自我革命”的怀疑仍未消除。

 

  在深化改革的努力与既得利益博弈的背后,是改革与社会矛盾累积这两只老虎的赛跑。这两只老虎各自要素齐全,都在往前跑。谁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中国梦”的成败。化解既得利益的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

  “总体路线图”与“最小一揽子”改革相配套

 

  既然追求可持续增长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实质性的深化改革,那么十八大后的第一年,即2013年,将成为中华民族接受历史考验的新起点和关键性节点。

 

  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形成具有“顶层设计”性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中央文件,以及与之呼应的“先行先试”创新推进的实践,将是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应对挑战、掌握机遇的关键。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魄力和更高的智慧与操作水准,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在总体“路线图”下还要配之以多轮“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时间表”设计。今年财税领域已明确于8月1日在全国铺开“营改增”改革,这势必倒逼整体财税改革及与之联动的多方配套改革。

 

  总之,实干兴邦,事在人为。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最大热点和难点、最需要做实的大事,就是改革。客观地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在新起点上的新动力仍然雄厚,但同时很大部分的动力是以“潜力”形式存在的。要如愿地使潜力释放、活力激发,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质量与幸福感的提升,必须义无反顾、“壮士断腕”般地推进和深化历史性的全面改革。

 

  (作者为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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