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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战略:包容性的“五环改革”

  • 分类:全局改革
  • 作者: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发布时间:2014-01-07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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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战略:包容性的“五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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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与“天花板”之间,如何探索中国的包容性的体制?习近平讲:“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这个“最大公约数”,可成为“破题”的一把钥匙

 

  中国正处在由“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向“第三波历史大转型”转换的历史时刻。按照大历史观,与上述转换相适应,中国改革应该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新阶段应该有新的战略、新的思维。这本《包容性改革论》,就是笔者对新阶段改革理论与战略探索的成果结晶。

 

  “五环改革”:瞄准包容性体制

 

  提出包容性改革,并非笔者的主观臆想,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来源和现实考虑。

 

  理论来源有三,即“中”,中国古代“知常容,容乃公”的哲学;“马”,马克思的“多元包容”思想;“西”,西方学者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Robinson)的“国家衰落之谜”理论。

 

  现实考虑三个方面:中国改革面临的现实;民族统一、两岸关系的现实;国际关系,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提出包容性改革论,旨在为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提供一个战略选择。

 

  新阶段我们应采取什么改革战略?

 

  笔者在十八大之前完成并上报的研究报告---《十八大后中国改革战略探讨》,基本反映了自己关于新阶段中国改革战略的总体构想。要点有五:(1)战略基调:超越传统“革命”,超越传统“变法”;(2)战略视野:见“天光”、接“地气”、立“人本”;(3)战略愿景:构建三个制度文明“大屋顶”;(4)战略要点:“双线均衡”、天地人合、“五环改革”;(5)战略实施:“五环式改革”的现实切入点。

 

  在上述新阶段改革战略构想基础上,结合十八大后的新情况,本书对“如何寻求中国新的红利”作了新探索。指出,在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乃至全球化红利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减弱或消解)之后,重点应关注改革的红利,并提出了“红利释放的波动曲线”的命题。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中国的“五环改革”应“环环瞄准”包容性体制。“五环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社会改革:寻求各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政治改革: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文化改革:寻求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文化体制;生态体制改革:寻求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制度。

 

  摆脱“斯大林模式”,包容国有和民营

 

  第一,要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不仅要两个“互不排斥”(市场化不能排斥公正化;公正化也不能排斥市场化),而且更要寻求二者的“内在融合”。书中强调,社会公平与市场化改革可以兼容,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公正“并不必然”与改革的目标相冲突。

 

  以包容性体制创新促进包容性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二、分配体制创新:包容“国富”与“民富”;三、可持续发展体制创新:包容“天地”与“人本”;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包容“民主”与“民生”。

 

  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本书在进一步论证“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可以兼容”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制度性安排。

 

  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内涵丰富,核心是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它是“混合经济”的产权基础,也是协调社会多种利益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的产权组织形式,其中孕育着新的公有制组织形态。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摆脱“斯大林模式”。按照斯大林的理论逻辑,国有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没有独立的权、责、利,这样国有“企业”自身也就没有自己的“产权”。斯大林对私有企业更是否定的。只有告别“斯大林模式”,才有可能走向包容“国有”与“民营”之路。

 

  在对前30年国有制改革评估的基础上,笔者对新阶段国有制改革的战略作出了“双顶层”设计。之一:产权方面的设计;之二:“人本”方面的设计,强调应用“产权人本共进论”推进国有制改革。

 

  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

 

  第二,寻求多元阶层的“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它既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又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一个广阔的过渡带。基于“过渡带”的认识,所以,在探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先探讨社会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不管你是否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分成不同阶层:穷人,富人,中等收入群体,甚至有逐步固化趋势(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分层与固化,已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

 

  根据笔者的调研,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结构性失衡之中,问题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在此情况下,为避免社会严重分裂状态,寻求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低阶层)的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就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已成为各派共识。大家都要有活路,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远离“社会容忍红线”。改革中要注意防止陷入拉萨尔“就分配谈分配的窄圈”,重在突破收入分配的“体制瓶颈”,特别要正视产权制度和政府制度问题。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向产权制度改革提升;由分配机制转型切入,向政府制度转型提升。

 

  中国需要的不是虚幻的、高调的“社会美妙”理论,而是实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会共生”理论。对于三个阶层要有不同思维,首先,穷人不能再穷;其次,富人不能出走。富人出走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政策、路线、前景有看法;最后,中等收入群体必须扩大。

 

  中国的发展稳定要依靠中等收入群体,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只有25%~30%。如果能扩大到七成,他们就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国家也会稳定下来。社会改革,应寻求建立这样一种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

 

  多元阶层欲共生,需要编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安全网”。在“安全网”能兜住的情况下,着手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从笔者社会调查的结果来看,群众目前最关心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体制内外,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敏感也是难度最大的改革。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人访问延安后,被延安的清廉所打动,回南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龄评论一句:“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在“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如何加强严格有效的体制约束,进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实是很难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但又有某些类似于“革命”的元素,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法”,但又有某些类似于“变法”的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笔者在中共十八大前完成的研究报告的基调。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会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2012年12月31日)。这给我们一个大体框架,需在“一场深刻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之间做文章。如果把改革目前达到的水平视为“地平线”,把基本的“红线”比喻为“天花板”,两“线”之间改革的空间相当大。

 

  在“地平线”与“天花板”之间,如何探索中国的包容性的体制?习近平讲:“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这个“最大公约数”,可成为“破题”的一把钥匙。

 

  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公约数”是什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能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轴心形成一种“聚焦”,形成一种共识,厘清并清除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制障碍,则可有助于建立符合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

 

  从现实生活来看,腐败是当前群众最关注、最痛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尝到权力的滋味”后而缺乏严格有效的体制约束。鉴于现实状况,政治改革可从政府体制改革搞起。

 

  政府职能转变应把握什么基调?对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如何评估?政府职能为什么难以转变?如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方式?本书有详细论述。

 

  “文明交融”和“无限制的新人”

 

  第四,文化领域的“包容性改革”。深层的问题是“文明交融”。

 

  中国人对“文明”一词并不陌生。古代《周易》就有“文明”的记载,即:“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据考证,这是最早出现“文明”概念的典籍。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可理解为改造自然;“照临四方”可理解为驱走愚昧。

 

  今天讲的“文明”有两层含义,一是广义的文化层面的含义,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状态,如古希腊文明、中华文明等;二是狭义的道德层面的含义,指人们的道德素养。本书是从广义的文化层面的含义来使用的。

 

  德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各种文化是平等的、等价的。他曾经说过:“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斯宾格勒这里接连用了三个“每一种文化”,深刻反映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这就为“丰富多彩”的“文明交融”构建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现实是与“文明交融”有差距的。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阐述了“文明冲突论”。亨氏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文明间冲突引起的。

 

  当今,世界文明确有很大的差异性,或者说“文明的隔阂”。正是文明隔阂的现实,引发了笔者的思考:能否由“文明隔阂”走向多元基础上的“文明交融”?

 

  如果不是从绝对意义而是从相对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共同文明是存在的。如中国古典哲学讲的“天人合一”、“和为贵”等等,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种价值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对此不能持虚无主义态度。

 

  人类的普世文明不能简单地全部等同于西方文明。笔者的公式是:西方发达国家文明中的精华,加上发展中国家即东方文明的精华,等于人类的共同文明。

 

  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两大浪潮,正在使多样化价值理念之间发生频繁的交集、碰撞和融合。笔者把这个命题的解,称之为“文明融合论”。构建当代“新普世文明”的“大屋顶”,这是“包容性改革论”的高境界诉求。

 

  衡量包容与否的标志是“你敢于不敢于、能够不能够包容所谓‘异类’?关键是包容不同思想,包容奇特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包容异端才是包容的真谛”。在书中,笔者引用美国学者戴维·布鲁克斯的有关“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来的新人”的论述,提出“无限制的新人”将成为21世纪创新的新现象。

 

  中国的改革是几代人从事的前所未有的创新事业,特别需要一代“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东西”的新人。如果说他们属于“异类”的话,讲包容恰恰是包容这些“异类”。整个社会应当为一代“无限制的新人”的崛起和成长开辟道路。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大屋顶”从何处“垒土”?笔者认为,可从城镇化中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交融,以及大陆与港澳台的文明交融开始。

 

  建设“天地人合”的生态文明

 

  第五,生态体制改革。依笔者在《天地人产权论》之论述:当代人的生存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人类生态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08年,在《人本体制论》中,笔者提出了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环式改革”的理论,建议把生态环境单独列出,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同等规格。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极为重视,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

 

  经研读,笔者发现在“三个向度”上有所突破。一则,在横向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有新的宽度;二则,在纵向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长远大计”的战略地位,有新的高度;三则,在内向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或说“融入”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领域和全过程中,就是把经济建设“染绿”,把社会建设“染绿”,把政治建设“染绿”,把文化建设“染绿”,有新的深度。这是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

 

  按照人类发展学的理论,生态文明是一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又特别注重保护自然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应该说,它是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其核心是人类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天人合一。

 

  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有四条路线:技术创新路线、结构调整路线、政府规制路线、市场机制路线(包括产权与价格路线)。市场路线是四线中的“短线”,而“产权”则是“短线中的短线”。生态环境体制需要向产权拓展。

 

  新阶段的改革战略应该是更具时代“大智慧”、更有宏观“大视野”的改革战略。包容性改革的运作,需要实施“大均衡”的改革方略。要瞄准目标,把握动态均衡;突出重点,寻求实质突破;尊重首创,包容“创新型异类”;突破藩篱,该“砍手”时就“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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