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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再出发重在路径选择

  • 分类:全局改革
  • 作者:
  •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 发布时间:2014-01-16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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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再出发重在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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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路径选择有四大特征。一是渐进性的、体制外的增量改革;二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路径相结合;三是分类指导和整体突破相结合;四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特别是注重“摸着石头过河”。

 

   谢雅楠

 

  1月11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中国经济新闻网主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表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精神最重要的是路径选择。

 

  辜胜阻表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对应,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共召开了八次三中全会,其中最重要的要属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撰写的《邓小平时代》一书在西方影响非常广泛。他在书中有一个结论是,邓小平一生作了很多讲话,但最重要的一次讲话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辜胜阻认为,在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最重要的思想观点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这一革命性的观念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航程。三十五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4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71倍。在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三十五年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崛起了一个企业家阶层,形成了多元市场主体,企业和企业家成为最活跃的市场主体。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观点是什么?辜胜阻认为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两句话有共性的地方。如果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就不可能有市场化的改革。二十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次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改变,它有极其深刻的内涵。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理论突破是重新定位市场的功能,从20年前的“基础性”作用到今天的“决定性”作用,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按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说,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现在的政府机构臃肿、身体太胖,而且手太长,又闲不住。当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市场化,是不彻底的市场化,还是错位的市场化。市场有效的时候,政府的手太长,闲不住;市场失灵的时候,例如霾的治理、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位。

 

  辜胜阻认为,改革最重要的是路径选择,中国改革路径选择有四大特征。一是渐进性的、体制外的增量改革;二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路径相结合;三是分类指导和整体突破相结合;四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特别是注重“摸着石头过河”。“从渐进性、体制外和增量的改革这一特征看,过去的经济改革和未来的金融改革实际上都涉及两个很重要的命题,即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价格改革。”辜胜阻表示。当年邓小平推进改革时,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下,在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三十五年前非公经济不到经济总量的1%,今天超过了三分之二,这就是一种体制外的改革、增量的改革、渐进的改革。过去的经济改革首先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我们先前只有公有制企业,之后有了国企、民企、外企,市场主体不断多元化。然后在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前提下全面推进价格改革,通过价格改革闯关,改变价格的“双轨制”。今天的金融改革一个最大的亮点是让民间资本可以办民营的银行。要打破银行业的市场准入障碍,让更多的民间资本来办民营银行,也就是要推动银行主体多元化,同时,加快“价格”改革,特别是利率、汇率的改革和资金价格市场化。

 

  “路径选择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双路径。”辜胜阻表示,当年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和四川开始,是自下而上。后来邓小平又自上而下推进全国的改革,这样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探索和自上而下推动的双路径。我们现在搞自贸区,其改革也是自下而上,先试点,然后自下而上最后演化到自上而下,这也是一种双路径。

 

  辜胜阻认为,改革路径选择的第三个特点是分类指导和整体突破相结合。户籍如何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能不能废除户籍?能不能剥离附着的福利待遇?特大城市能不能完全放开?农民能不能在改变户籍的同时放弃土地?在这些焦点问题上路径如何选择非常重要。

 

  辜胜阻说,户籍改革是渐进的分类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要采取“分类指导、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原则,按城市类型、经济规模和人口特征采取不同的户籍迁移管理办法。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对小城市全面放开,对中等城市有序放开,对大城市合理确定落户条件,对特大城市严格控制,这是因城而异。

 

  辜胜阻强调,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是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问题。如果没有公共服务,一纸户籍的改变没有任何意义。户籍改革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有调查表明,74%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户籍,有些被调查的农民工说,户籍改革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为什么?因为现在农村的户籍含金量越来越高,有宅基地、承包地和各种补贴,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使其含金量更高。而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居民户籍则有对应的养老、医疗、教育、生育、低保、住房保障等与之挂钩。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愿意放弃,所以在户籍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坚持自愿的原则。

 

  有一些企业家和专家认为,户籍制度完全没有必要,应该直接用高生活成本或高房价来作为门槛控制特大城市,辜胜阻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用高房价作为门槛,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国际经验已经表明是行不通的。现在世界上贫民窟的人口有8亿,也就是每四个城市人口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贫民窟中。在金砖四国或者五国,巴西城镇化率早就超过了80%,但是它的城镇化是极不健康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民住在贫民窟里。印度也是一样,大城市贫民窟形成城市内部严重的“二元结构”。

 

  “路径选择的第四个特点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辜胜阻表示,三十五年前改革的难点是观念革命。那时是“财富越多越资本主义”,连农民在自留地上种农作物、养猪养鸡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要打破“财富越多越资本主义”、“越穷越光荣”等观念的束缚。

 

  辜胜阻表示,在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改革的难点则是利益调整,这要靠顶层设计。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比较大,改革难度越来越大。我们在改革中要防止改革设计的“碎片化”,要防止改革目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化”,要防止推动主体的“部门化”。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就是要应对这些问题。

 

  “过去三十五年的改革,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辜胜阻说,过去三十多年,第一个十年是农村农业的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第二个十年是国企改革的“黄金十年”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个十年主要是加入WTO以后“开放倒逼改革”的十年。未来十年的改革就是要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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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