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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攻坚战的“中国式路径”

  • 分类:全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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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文汇报
  • 发布时间:2014-03-31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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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攻坚战的“中国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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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而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改革攻坚战“中国式路径”的更多细节已变得逐渐清晰。近日,“圆桌论坛”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教授和多位来访知名学者,请他们就如何确保7.5%GDP增长、国企改革、自贸区建设、产业升级、城镇化等重大话题分享各自的观点。

 

  本期圆桌论坛嘉宾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文汇》主编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产业与企业发展、企业战略与经营、现代公司理论、知识管理与创新

 

  宋敏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前海深港合作试验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罗云辉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

 

  许成钢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金融监管,企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法与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GDP增长7.5%的前提条件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5%,由此不难看出,“中高速增长”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诉求,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空间。面对当前世界宏观经济错综复杂的形势,这一目标能否完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认为,10年内中国经济保持7%8%的增长区间没有问题,但前提是生产率每年增长3%

 

  经济基本面优于其他“金砖国家”

 

  “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稳健。”张军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以对基本面的判断为前提。首先,中国储蓄率高,维持在接近40%的水平,比印度高一倍;其次,政府长期控制赤字,中央政府赤字基本维持在2%3%,而地方政府不可以有赤字;第三,上世纪90年代制定了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向银行举债,中央财政也不可以向银行透支,消除了通货膨胀的隐患;最后一点是,虽然资本账户不开放,但形成了一道防火墙,同时,对长期资本持欢迎和开放政策,使在华直接投资始终存在。这些条件使中国保持着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而与中国同列“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其经济基本面普遍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储蓄率普遍在20%以下,缺少经济发展的资本。其次,政府面临高额债务与贸易赤字,没有足够的能力治理经济。还有一个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几乎都已实现了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能够自由出入。虽然过去几年,国际资本涌入带动了这些国家的短期繁荣,但国际资本退潮也极易给它们带来影响。随着美国启动QE退出机制,短期繁荣也随之退去,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上长期遗留下来的结构问题又重新浮出水面。基于此,国际经济学家普遍预测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今年的发展速度,会从过去5年的7%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并拖全球经济发展的后腿。

 

  劳动生产率“汗水”须向“灵感”转换

 

  尽管目前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稳健,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着结构性问题。GDP增速属于中高速增长水平,但与此相比,劳动生产率提升十分缓慢,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张军指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

 

  早在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Robin Krugman)在其《亚洲经济的神话》一书中便指出了效率驱动的问题。而克鲁格曼的结论借鉴了刘遵义教授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刘遵义在研究上世纪80年代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核算中发现,亚洲经济体尽管增长很快,但主要靠投资,生产率改进的速度很慢。经济增长靠的是“汗水”,而非“灵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具有消费能力却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增多,一国的储蓄率降低,投资受到限制,生产率改进的速度会更慢,从而进一步束缚经济增长的脚步。

 

  张军认为,中国目前就面临“汗水”向“灵感”转换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中间产品和加工产业,且多为劳动密集型,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地位,即靠“汗水”发展经济,而不是依靠创新与技术进步,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获得收益。

 

  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阐述了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由生产力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会拉动大量就业,提升工资水平,进而提高消费水平,部分消费品价格提高最终会带来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包括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的价格,进而使得全社会各部门收入水平都得到提升。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实体经济各部门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时,会看它是否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注重发展实体经济,因为只有实体经济发展,人均资本存量才能扩大,即实现资本深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张军说。

 

  GDP增长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着手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问题不仅困扰着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处于长期低迷状态。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哈佛大学校长拉瑞·萨默斯(LarrySummers)认为,美国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不足1%,经济复苏主要靠需求拉动、银行信贷和房地产增长。因此,他在近期表示,美国经济很可能会迎来2%3%GDP增长,但这与大多数中产阶级没有关系,因为中产阶级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

 

  参考美国的现状,针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张军进一步表示,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服务业,虽然可以创造巨大的收益,但不提升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反而拉高了生产要素和工资等价格。所以,房地产、金融发展得再好,依然是一种自我循环、自娱自乐的发展模式,对实体经济没有明显助益。他谏言,中国应该避免美国经济“生产率不增长、创造就业能力弱”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发展实体经济,让更多的人由此获得财富,从而进一步带动消费。“中国过去30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若未来1015年要保持7%8%GDP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必须达到或接近3%。”

 

  国有企业应该“有所不为”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

 

  今年两会期间,“国有企业新一轮改革”成为各界热议的主要话题之一,其中“混合所有制”最受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经有广东、上海、重庆等20个省市准备“发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此,人们有各种评论。“总感觉民营资本是有机会的,但还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好机会。”有民营企业家表示。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芮明杰认为,混合所有制存在一个重要问题:相比国资控股,民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通常运营效果更好。因此,在这一轮国有企业掌握控股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一些有实力的民营资本并不愿意和国企“混合”。如何看待、改变这一现状,值得探讨。

 

  资本永远是追求利益的

 

  资本永远是追求利益的,有实力的民资为何不愿意与国资混合?经济学原理和各国实践显示,国企的决策速度、市场反应速度比民企慢,如果没有国家资源的支持,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胜算如何,很难说。

 

  在现实层面,由自然人作为法人的企业股东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承担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市场反应速度快。而国有资本的“所有人”是虚拟的,因其所有权归国家,国家是一个机构,而非确定的自然人。各级政府代表人民来履行国有资本的决策和管理职责,决策过程庞杂漫长、效率低反应慢是很正常的事。

 

  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也都曾经出现过国有化热潮,虽然与中国情况不完全一样,也一度挽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但国有企业成本高、效率低、亏损严重,造成国家财政赤字连年增加,私人资本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于是,在80年代后,国外又掀起了私有化浪潮。

 

  中石化的“破冰之旅”

 

  新中国建国以来,无论是在竞争性领域还是非竞争性领域,大型或者超大型企业都属于国有。即使在股份制改造之后,国有资产仍占据绝对份额。2006年,政府确认了国家要保持“绝对控制权”的七大战略产业:国防、电力、石油石化、电力通信、煤炭、民航和航运。在这些产业中,国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但受到严格限制的竞争,而对新企业进入市场的管制则非常强。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主题定下后,作为央企的领军者,中石化近期已率先启动在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市场期待已久的电改也拉开了序幕,中电投将在今年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民资参股部分中电投旗下子公司和建设项目,民资参股比例将达三分之一。

 

  然而,“寄期望于民营资本参与到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资本企业中去,以此来打破垄断,这种想法过于简单”。芮明杰教授认为,在国有企业新一轮的改革中,政府要有决心将现存的一些超大型垄断企业进行强制性分拆,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中已有成功先例。以美国电信业为例,自1910年起,AT&T公司把全美国的电信业置于其独家垄断之下达数十年。为了在长话领域建立竞争机制,1984年,美国政府以反垄断法为依据将AT&T强行“拆分”为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和7个地方性电话公司。为了扶持AT&T的竞争对手,政府规定,AT&T作为垄断者,只能在一定限度内修改价格,而其竞争者则可以自由修改价格。这促使SprintWordcomMCI等一批全新电信商应运而生。竞争的直接结果是:到1992年,长途通信费用创记录地下降了38%-40%;移动通信获得迅速发展;基于电话网上的增值服务业务达30万种之多。这在当时对促进美国电信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把不该管的事放下

 

  芮明杰认为,从公平和效率角度来讲,除了在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旨在服务大众的公共领域保留国资,国有资本应从竞争性行业彻底退出,这既符合国有资本的特性,也符合广大百姓的利益。

 

  当然,“特殊时期,政府可以也应当在竞争性领域出资,对行业进行扶植、稳定、保护,甚至是保护或支持某一特定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最大汽车巨头通用陷入困境。为避免整个汽车产业崩溃,联邦政府紧急寻求国会授权,出台“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开始向通用注资。救助计划“帮助稳定汽车产业,避免了另一场大萧条”。5年后,当通用实现了盈利后,美国财政部全部售出其所持通用汽车股票,彻底退出对汽车产业的救助。

 

  “要正确定位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把政府不该管的事放下。而在关键时期,政府的出资既能够扶持产业,又能够使政府获益,这才是国有资产投资的正确方式。”芮明杰认为。

 

  地区性金融试验闯难关

 

  宋敏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随着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逐步深入,央行近期密集出台“一篮子”计划予以支持。不过,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宋敏表示,目前还不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好时机。受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监管方面的利益冲突、决策者的理念等多重因素影响,上海自贸区将进行的地区性金融试验,任务绝不轻松。

 

  现有金融体系承受力不足

 

  在上海自贸区成立3个月之际,央行就推出“自贸区金融30条”,主要包括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外汇管理等领域改革试点等四个方面。进入2014年以来,央行更是接连出台自贸区金改细则,包括第三方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小额外币利率存款上限放开、外汇管理细则、反洗钱细则等,此外,资本项目可兑换实施细则,也已进入最后论证阶段。

 

  当然,针对资本项目开放问题,国际上并没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供借鉴,不少学术界人士也持审慎态度。宋敏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有序、稳妥进行,可以通过小范围试验,逐步积累经验,达到一定程度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放开。

 

  “目前这个时候,也许不是一个好时机”。宋敏的担心,主要在于当前中国不成熟的经济金融体系及外部环境,尤其是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话,将引起一系列系统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估算泡沫破裂会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多大影响;资本项目开放之后会有多少资金出逃,中国金融能否承受得住。”

 

  总量控制下的充分放开

 

  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是“总量控制下的充分放开”,而在上海自贸区能否形成这种模式,宋敏认为将面临一些困难,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贸区的使命是探讨具有全国示范性作用的金融改革开放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第二,监管方面的利益冲突。“总量控制下的充分放开”,意味着把中央的监管权力适当下放到上海自贸区,这一点如果无法突破,那就做不到充分放开。

 

  其三,决策者的理念和思考。“针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试验都是探讨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像林毅夫所说,现在就是撕开了一道口子,看看行不行,再计划接下来的步子是迈出去还是收回来。这样的意见目前占据着主流。我个人认为能撕开个口,也能收回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实际上,国际上也有这样的成功经验”。宋敏表示。

 

  他认为,金融改革示范区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最高决策者的顶层设计。

 

  自贸区建设应集中资源

 

  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后,释放的改革红利有目共睹,全国各地也涌现出申报自贸区的热潮。宋敏认为,“如果自贸区是一个试验的话,应在足够的政策支持下,先在一个地区试验好了,再去推广,而不是遍地开花。如果有很多自贸区,试验失败的成本就会太大,调整的难度也更高。”

 

  城镇化面临的制度关隘

 

  许成钢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人多地少是中国城镇化的最大制约因素。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从人、土地、资金、布局与形态、城建、管理等方面,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几个主要任务。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认为,城镇化建设面临土地制度以及监管等方面的一系列难题,其中,如何“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尤其值得关注。提升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意味着必须加速突出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高效配置。对此,许成钢的看法是,无论是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还是经济学的原理,只有依靠市场才能解决效率的问题。

 

  许成钢同时指出,所有发达经济体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做法,叫作区域规划。“市场帮助你解决效率的问题,而区域规划帮助你解决环境的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切事情都由市场决定。”

 

  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全面改革需要很长时间,许成刚教授建议,在短时间里,应该尽量设计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否则,从上至下的统治不会有效率,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也就不可能满足地方的发展需要。”

 

  突破生产要素刚性约束

 

  罗云辉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

 

  一个经济体,如同一个企业,完成产出所需要的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和制约。基本的制约体现在:若某些要素不能增加的话,其他要素增加之与经济增长的效果就递减,而突破这种要素比例约束得靠技术进步。上海的土地面积、环境承载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都很有限,外延式的发展很容易就碰到这几类要素的刚性约束,使得投资回报率,或者说经济效率下降。“十一五”以来,不包括崇明,上海每年每平方公里的投资额都在1亿以上,若没有技术进步及由此引致的产业升级,增量要素的回报和整体的效率势必下降。

 

  产业结构已达“服务业主导”阶段

 

  到目前为止,上海产业升级进展到什么程度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罗云辉认为,上海的产业结构,按通常所用的标准,几年前就已达到“后工业化阶段”或“服务业主导”阶段了。

 

  但他同时指出,对此类阶段划分,不必很在意。这种阶段划分好处是简单、直观,但容易让人产生某些产业总是优于另一些产业的认识误解,在政策导向上厚此薄彼。事实上,我们看到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导致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可以迫使服务业已高度发展的美国着力于“再工业化”,美国、法国、荷兰、以色列等国家,农业仍然持续发展并具有很强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未必是能事先预计的。因此,产业升级是表象,对其进行阶段划分往往是为了我们简化、方便的理解,但实质性的问题,还是要抓住其

 

  背后“资源配置效率”这个“里子”。

 

  资源配置的效率,无论是中外经验,还是理论分析,都说明市场机制是有效手段,应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考察上海

 

  产业升级的水平,一个有效、可观察的

 

  视角是判断市场机制运行所依赖的“基础设施”,也就是给予资产权利的空间和保障程度。

 

  罗云辉认为,从这一视角看,上海在依法行政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投资环境的改善、要素市场建设、自贸区行业准入和简化审批、公用事业要素的价格管制和牌照发放等方面都已取得很大进步。

 

  升级下一站关键领域,大胆尝试

 

  在看到进步的同时,依然有些问题是无法忽略的。罗云辉认为,就目前来看,产业升级仍是上海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点。调整与空间、环境等要素的刚性约束相关联,使得我们应主要以智力要素为投入增量,以对刚性要素比例要求低的服务业为重要产业载体,走向创新驱动。同时,政府的规划、服务、奖惩机制等方面的措施也都很重要,不过,可以更加关注行业准入、价格管制放松带来的机遇。

 

  很多该大力发展的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上海是有很强潜力的。但由于准入还受到抑制,价格管制也不利于投资,产业的潜力远未发挥出来。如医疗服务业,需求持续高增长,但进入的壁垒很高,新医院审批、医护人员的编制、药品的价格管制,导致产业投资不足、竞争不足、医院管理效率不足、医药用品生产的创新不足。事实上,中国人口多,医生的临床实践丰富,上海不少医院科室在全球都具有很强的服务实力,加上丰富的医疗科研和人才储备,完全可通过加强监管、放松投资准入和价格管制促进行业大发展。韩国仅仅靠医疗美容,一年就能创造600亿美元的产值,其中一半消费者为中国人,连带还促进了其旅游、餐饮等诸多产业发展。

 

  再比如教育,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可开拓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办学。不仅节约财政资金,也有利于人力资本供给与社会需求的衔接,有利于教育机构的良性竞争和质量提高。现在大量的中国学生到国外就学,甚至成为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点,我们拥有天时、地利,完全可以通过准入、价格、监管体系的改革,达到“人和”,实现发展,同时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

 

  类似的还有金融、文化、体育等产业。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就意识到,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具有重大意义,好的经验可先推广到整个上海。当然,很多影响上海产业升级的重要变量具有全国性或全局性,其调整完善,并非上海本身所能决定,如外资政策、税制、存款利率、汇率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整体性的改革需要探索,也需要平稳性。上海大可不必自缚手脚,完全可以在关键领域大胆地先行先试。

 

 链接

 

  把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

 

  关于经济增长。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经过认真比较、反复权衡,把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稳增长更是为了保就业,既要满足城镇新增就业的需要,又要为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城务工留出空间,根本上是为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有不少积极因素,但必须付出艰辛努力。

 

  扩大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重大的结构调整。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打造新的区域经济支撑带,从需求方面施策,从供给方面发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实施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扩大汇率双向浮动区间,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参股、投资金融机构及融资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放心保)制度,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实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规范发展债券市场。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探索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

 

  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原动力。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产业结构调整要依靠改革,进退并举。进,要更加积极有为。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和示范建设,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保险、商务、科技等服务业。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提升精准管理水平,完善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增强传统产业竞争力。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退,要更加主动有序。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强化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清理各种优惠政策,消化一批存量,严控新上增量。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真正做到压下来,决不再反弹。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居住证制度。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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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