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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能给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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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3-20 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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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能给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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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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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市场经济需要“物权法”

 

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个人拥有财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财产的支配度(行使所有权的权利)。如果个人(个人组成的经营性法人组织)没有财产所有权,这个社会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交换商品(财产或叫生产资料)的市场。反之,商品的个人生产(个人组成的经营性法人组织)及交换就必然形成,交换商品的市场也就自然产生。由此,也就有了市场经济下的一套基本规则:财产交易规则(人们为商品的交换而制定的合同规则)和财产取得规则(财产所有权的取得和行使要受一定约束和遵守一定规则,即“物权规则”或“财产权规则”)。它们的基本原则为公平原则。

市场经济没有这两个规则,就如同马路上没有交通规则,必然导致“马路”混乱不堪。

 

当今,人们取得财产的途径是多样的,比如财产的添附和孳息(母牛生的小牛)、转让(通过买卖)、拾得无主物(甲扔掉的旧物被乙捡到)等等。财产所有权是多样的,有个人的和共有的所有权等。所有权的行使因为要遵守公平原则,就派生出地上权(你的房子盖在他人的土地上而使用土地的权利)、地役权(即有权在他人所有的土地上通过)等。所有物不但自已使用,也可借给别人使用,于是就有了使用权等。

制定“物权法”就是将上述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有关财产所有权取得、行使等已经有的做法、习惯(很多习惯存在分歧),用条文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法定化),并确立物权取得、行使的基本原则。

是否“制定(成文的)物权法”遵从的是“习惯”。英美等判例法国家没有把法律分为公法、私法,也没有将私法(大部分)制定成“条文”。其有关财产所有权取得、行使的“标准”是遵从习惯,而“习惯”的公正与否是交给法官判断,一定“级别”法官(如美国最高法院)的认定就是先例,为后来遵从。中国是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在学理上把法律分为私法和公法,因此,法律都以成文形式加以规定,并成为法院审理案件时判决的依据。

在《物权法(草案)》出来之前(至今),有关财产取得规则的内容由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 加以规定。但《民法通则》由于生效时间早且内容简单,相对于如今财产权问题的变化就显得“简单、笼统”,难以准确、完整地涵盖现实中涉及财产权的各类新老问题,法院的审理会因“标准”的不“确定”而难以把握,故会产生“相同情况不同判决”的结果。

就此而言,《物权法(草案)》的适时颁布,很有现实意义。

 

平等对待所有财产

 

一个社会被称为“国家财产”的财产通常分为非经营性与经营性两部分。在我国,它们都由国家(具体由政府)替人民掌管。“经营性财产”参与市场交易活动时,“国家”就是交易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而不仅是管理经济活动的现象,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出现)。法律上把此时的“国家”称为“特殊的民事主体”,平等于其他市场主体,没有任何特权。因为,“物权规则”针对的是参与交易的“财产”及交易活动,而非交易主体(如国家、个人)。就如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赌场的规则只是针对参与者活动,与参与人的身份无关,即使是总统也必须遵守赌场规则。违反了这一规定,最终是要么总统不能参赌,要么取消这一规则。《物权法(草案)》关于财产所有权取得、行使的规则就是一个只涉及财产本身,不涉及财产“主体”的规则,国家的“财产”和个人的“财产”在市场交易中都是财产,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或更神圣。这就是《物权法(草案)》所指的“平等”对待“国家、集体、个人”财产的意义。

具有“公共”性质的财产关系不属于“物权法”规定的范围。

“物权法”主要是私法,尽管它也有不属于私法范畴的条款。私法的核心是“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原则。“物权法”的职能就是为财产所有权的取得、行使设定一个“具体标准”,制定一个财产所有权的“适用原则”,所以,其涉及的只能是“物的分类,财产权的取得、行使,财产权的种类及性质、特点,侵害财产的责任,动产、不动产登记的程序等”财产关系。而和财产权有关的具有“公共”性质的财产关系,如“土地的使用管理、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保护、公共利益的保护”等,不应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围。

原因是,私法的“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原则天然具有两大缺陷:第一,较易给实质上的不公平创造机会和掩饰,即容易使合同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受损害;第二,较易给当事人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提供动因和借口。这决定了它无法承担“保护”合同中弱势当事人和公共利益的“责任”。

比如《物权法(草案)》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物业管理用房的所有权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共有。会所、车库、绿地等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建设单位等能够证明其享有所有权外,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共有。”

草案的这个规定尊重了财产所有权人(业主)取得财产时(即订立合同时)“自治”的意思,但是,这让对草案报有极大热情的业主们不免失望了。处于弱势的业主们认为草案没有将产权界定清楚,他们的理由和依据是现在使用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的附件中,“商业、自行车库为公共建筑分摊部位”在共用部位与共用房屋分摊面积构成说明中写得很明确。但是,合同的另一条规定:“根据物业买卖合同,以下部位和设备为建设单位所有。”其中就出现了已经被草案规定为共有共用分摊了的“自行车库”、“地商”,还有“地上车位”、“会所”等。业主对此不免抱怨“就是这样的合同!发生纠纷了,有约定从约定,谁来保护业主的权利?”。

其实,业主们要求《物权法(草案)》界定的已经不是产权,而是合同中业主和建设单位“约定”的条款,这属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范围,但业主和拆迁户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其权益容易遭到另一方的侵害,且弱势一方当事人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即合同内容基本上由优势的一方说了算。劳动合同中的劳工、旅客运输中的乘客、商品买卖中的消费者、市场中相同产品的小生产商等都是相关合同的弱势一方。

 

“物权法”不能承担“交通警察”一责任

 

20世纪,各国出现了大量的“侵权法”,如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城市土地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环境法等,国家通过制定侵权法用国家的公权力来保护合同中处于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

侵权法本质上属于私法,但因它的内容和公法一样是不以当事人同意为适用条件的法,它也是由国家直接规定公民的权利义务,我们可将这类法称为“半公法”。此时,原本属于“意思自治”的私权关系就有了“公共”性质。

我国在保护“合同弱势方”和“公共利益”方面也制定了大量的“侵权法”,如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等。

《商品房预售合同》是购房者和房屋建设单位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而业主们现在用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北京市政府(建委)制定的适用于北京所有房屋预售的合同,即在北京的商品房预售中,已经没有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了。北京市政府用其公权力“干预”了合同的意思自治,目的在于保护购房合同中的弱势方 业主。

如果业主们、拆迁户们、劳工们、消费者们认为自己正当的权益以及我们的公共利益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中仍然被侵害了,那么,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在我们已经有了国家制定的相关“侵权法”的领域里,那些“半公法”还不完善,对合同弱势方和公共利益的保护不充分,没有真正做到公平和公正;二是,在相关领域里还没有制定 “半公法”。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公共财产的保护。

如果,我们以“法律是为经济服务的”为由,立法时不顾成文法本身的特点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在规律,要求加上主观认为应该规定的内容,比如土地等“国有资产的使用和管理”、“界定清楚产权”、“保护公共利益”等等,违背立法的科学性,那就如同要求交通规则担当交通警察的职责。那么,草案通过后,物权法也不可能实现我们那些“目的正当,想法主观”的愿望。

 

“物权法”的积极作用还需要依赖法院审判的公正

 

民法专家们无不认为“物权法”的颁布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重要的积极的影响。比如可让公民有“恒产”、可“定纷止争”等等。这些说法完全正确。

然而,《物权法(草案)》生效后,当我们遇到“财产权的归属、财产受到侵害”等问题时,大多数都是通过法院的诉讼来解决的。如果审理案件的审判员徇私枉法,制造冤假错案,买官卖官,前“腐”后继的贪腐,那么,《物权法(草案)》再完善,也是一纸空文,我们只能望“法”兴叹!老百姓仍然会发出“我们国家怎么没有法啊?”这样的感慨。

所以,比《物权法(草案)》的颁布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公正审判的司法制度。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管理国有资产的各类官员贪腐的制度之前,公正审判是我们社会最后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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