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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交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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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3-20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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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交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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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砂石,一世界;一朵花,一天堂。一部《物权法(草案)》,也多多少少能折射改革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

 

在新中国的立法史上,还未曾有过一部法律享

有过像《物权法(草案)》这样的荣耀:全国人大常委会7次审议并召开了100多次座谈会,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参加讨论,有那么多媒体跟踪报道,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之前还要交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前研读,征求意见。至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一幕幕情景,足以证明“物权法”的重要以及国人对该法律的重视。围绕着《物权法(草案)》展开的思想交锋,特别惹人注意。

 

内部争议

 

这部法律草案并没有一开始就如此轰轰烈烈。“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物权法》作为民法典的一编列入立法议程时,国内只有极个别的学者在研究这个方向。”广西大学孟勤国教授介绍说。

不过,这一立法进程立即刺激了知识供给。大量学者开始转而专门研究物权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专门的物权法起草小组也开始起草物权法草案。1998年3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二年,各种版本物权法编的草案建议稿纷纷完成,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教授王利明的建议稿。

争议在这时就已经浮出了水面,虽然只在学界内部。

梁慧星的草案比较多地借鉴了德国《物权法》,而王利明的建议稿除了借鉴德国,还结合日本、台湾的物权法理论,甚至还借鉴了英美财产法的一些内容。之后,广西大学教授孟勤国又提出了物权二元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物权法草案与梁、王二人争鸣,认为物权法不应该简单照搬西方,应该符合现代社会,符合中国国情。他称这种立法精神为“立足现代,立足宪法”。

2002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民法典》立法条件尚不成熟,《物权法》需要单独立法。2003年,“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理念通过宪法的修改进一步得到巩固,这进一步促发了《物权法》的推出。这时,全国人大法工委拿出的《物权法(草案)》是多种建议稿的平衡,并多次召开会议,让学者辩论,并据此不断修改草案。

不过这样的交锋在民法学界讨论热烈,在圈外却没有引发任何波澜。“老百姓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曙光教授这样回忆:“当时这些建议稿都很学术化,很多学术概念都写了进去,外行人看不懂。”

“而且比较脱离中国的实际。”一个副部级官员这样评价。

此后,《物权法(草案)》也多次征求意见。不过征求意见范围还只是扩大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学教学研究机构。

 

争议扩大

 

2005年710日,情况开始有所不同。

从这天起,《物权法(草案)》开始向全民公开征求意见。从学者到普通百姓都显示出了很大的参与热情。短短一个月内,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收到意见1万多条,包括土地征收问题、房屋产权问题、不动产统一登记问题等,都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

“最后收到意见大概有八万多条,在所有公开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中,这个数字仅次于《劳动合同法》。”李曙光说。

在立法阶段公开征求意见的法律迄今已经有十多部。在立法者和学者看来,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和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一些官员和专家已经开始在媒体上乐观地表态:公开征求意见之后,《物权法(草案)》只要再经过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审议之后,200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绝对毫无悬念。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乐观得过早。有一份意见已经悄悄引起了立法官员的忧虑。

2005年8月,正是媒体将公开征求意见的《物权法(草案)》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北京大学法理学教授巩献田也注意到了《物权法(草案)》。“我觉得这部草案违宪,且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他说。812日,他上书吴邦国委员长,用洋洋洒洒五千多字直陈观点。

1个月后,也就是9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副主任王胜明等4人约见巩献田,双方的谈话持续了80分钟。“当时我的言论比上书中的还要激烈。”巩说。926日,吴邦国提出要进一步修改《物权法(草案)》。巩献田知道,这是一个信号 他的意见被接纳了。

 

《物权法(草案)》风暴

 

2005年11月底,《物权法(草案)》立法步伐停滞的消息开始广为参与立法的学者所知。12月初,巩献田以及他的上书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127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物权法疑难问题”研讨会上,120位参会者们除了发表演讲之外,还签名讨伐,并且联名上书,要求尽快通过《物权法》。

“他很荒谬,乱扣帽子,根本不懂物权法。这可是我们多少年的心血。”当时一位与会的专家说。

随后,媒体的目光纷纷被这封搅“黄”“物权法”的信吸引。一些赞同《物权法(草案)》尽快通过的学者也继续在气愤中,并借助媒体和各种学术会议来力陈草案通过的必要性。而反对草案中一些提法的学者也针锋相对,在报纸、网络等媒体上说明自己的观点。《物权法(草案)》的争议开始升温,并且为普通老百姓所知。

2006年223日,《南方周末》以其在中国媒体中的影响力把这场争论推向了顶峰。这天,《南方周末》登了两篇关于《物权法(草案)》的文章,标题十分惹眼:《一封信挡住物权法(草案)》、《英雄还是罪人》,风格则是《南方周末》式的煽情和犀利,隐约谴责了巩献田的顽固与教条。之后,网络的力量也推波助澜。以前只局限在“北大未名”这样学校bbs上的争论迅速扩散到了各类网络社区,而争论者也迅速从学院派扩大到普通人。

巩献田仍然处于风暴的中心。正如《南方周末》所描述的,网上有人谓其为敢说真话的英雄,也有人将他骂得狗血喷头。而更多的人认为他上纲上线地批评《物权法》实在不敢苟同,但坦然承认他的确提出了一些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在这场争论中,《物权法(草案)》被上升到以后走什么样的道路这种高度来讨论,但是事实上,《物权法(草案)》承担不了这些,这是宪法问题。”李曙光说。

将争论中这种情绪完全说透的是《纽约时报》。2006年31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文章,开头便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吞噬了这次《物权法》立法活动,而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长时间被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遮蔽。”随后,这篇文章盘点了中国目前社会与政治中诸多不稳定因素,并将这场法学界的争论视为2005年经济学界改革交锋的延续。“这就要求政府重新确认自身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这篇文章这样评论。文章作者认为这是中国走到这一步必然要进行的反思,只不过,《物权法(草案)》成了催生反思的一个契机。

不过催生反思的效果并不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这场争论成为“鸡同鸭讲”式的闹剧。“巩献田提出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违宪'的确是存在的。只是提出问题的人使问题被意识形态所掩盖了,而民法学家们也没有一个能够正面从学术上回应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陈幽泓说。

而李曙光则更加直接,他说双方的争论根本就没有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双方所指的概念其内涵是不一致的,这种前提下的争论实在没有实质意义。”

但是,接下来对《物权法(草案)》的五审、六审、七审显然对这些争论做出了回应。每次审议后,《物权法(草案)》中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财产保护的条文都会增加一些。不过,这样的平衡并不能让争论各方满意。一些人认为,这些并不在《物权法》所要规范的范围之内,《物权法(草案)》免不了有越俎代庖之嫌;而另外一些人认为,《物权法(草案)》规范得还不够,会留下极大的漏洞让在改革进程中带有“原罪”的人将非法财产转为合法。

 

第三种声音

 

意识形态争论中,另外一种声音被淹没了。

“我们不关心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那些争论都没有用。” 北京海淀区太月园业主委员会主任王嘉吾说。她为维护小区业主们的财产权益,已经关注《物权法》很久了。

而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因为共同关注小区内频繁发生的侵权现象,一批学者和小区业主共同组成了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

“《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都很激动。这和小区业主的权益息息相关。” 和谐社区发展中心副理事长,陈幽泓说。之前用于解决此类纠纷的《物业管理条例》为业主诟病至深,被认为无力解决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大量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还徒增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议。

2005年86日,陈幽泓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物权法”讨论会,与会的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小区业主、律师等都各抒己见,希望“物权法”能够定分止争,并力求使“物权法”更具可操作性。会议结束后,学者整理了一份材料,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容不多,只要求两点:第一,会所、车库等附属设施以“约定”方式确定产权的前提应该是权属清楚;第二,社区自治的行权方式不应当写入“物权法”。

“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觉得我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看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第六次审议的《物权法(草案)》后,陈幽泓,王嘉吾等人感到非常失望。

“条文明显倾向于开发商,而且某些规定如果实施会造成更加多的纠纷。”王嘉吾说。她在北京恒远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当财务总监,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参与小区维权,她对小区侵权事件中的“关节点”了解得很清楚。“开发商处于强势地位,并且业主根本就不清楚哪些费用已经分摊在了每个业主身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对于毫无谈判能力的单个购房者而言,他无法拒绝开发商在购房合同中开出的欠公平条款。因而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公平的初始界定,之后的约定只会对开发商有利。”

之后,类似研讨“物权法”的会议又召开了4次,并且他们也一直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与轰轰烈烈的意识形态之争比起来,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弱。“我们也会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也会请学者转达我们的意见,但是效果很不好。我们甚至发现到第六审时,《物权法(草案)》第六章的一些条文倒退了。”陈幽泓说。

“很多条文没有可操作性。”孟勤国说。在第六审之前,《草案》规定房屋的修缮要2/3的业主同意。“这根本不可能,很多房屋出租了,有些业主无法参加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规定就是一纸空文。”不止一个业主这样说。

“离现实比较远。”李曙光说。

而在更多务实的学者看来,在这场争论中应该有更多的声音发出来。“很可惜,这次没有更多农民的声音,而事实上《物权法》中很多规定和他们有关。”孟勤国说。

“我们能得到的信息量,能动员的能量已经是比较大的了。我们尚且不能传达自己的声音,那么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农民更加不可能参与到这种立法进程中来。”一位小区业主说到这点时声音都有些颤抖。

就在一次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学者讨论会上,记者见到了到会的几名北京中年妇女,这些来自北京城八区的拆迁户来这里希望学者们能够反映他们的声音。

 

不会归于寂静

 

2006年1229日,一切争论似乎都可以结束,因为这天,《物权法(草案)》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七次审议。在来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这部法律的通过已经毫无悬念。

就在第七次审议前,巩献田、左大培等一批学者又联合千人签名上书,反对《物权法(草案)》的通过。

“即使通过了,我也会批评这部法律。”巩献田说。

同样表示决定在这部法律出台后继续写文章讨论的还有陈幽泓。

而小区业主们也同样不持乐观态度。“由于规定的语焉不详,这部法律出台之后,矛盾和争议一定会更大,我们在现在的维权过程中就能预见这个。”

时至今日,《物权法(草案)》引起的争论及其阐发的“合法财产给予法律保护”的理念已经超越了条文内在的含义,其对改革进程的推动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影响有望深远。

李曙光则看得更远:“即使这是一部完美的《物权法(草案)》,没有好的司法体制的支撑,仍然会有很多麻烦。”当这位学者眯起眼睛看得更远时,他说:“关于《物权法(草案)》的争议是改革中的一朵小浪花,以后的重大争议还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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