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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规则中的“空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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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3-20 18:41
  • 访问量:15

【概要描述】

选举规则中的“空缺结构”

【概要描述】

  • 分类: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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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3-20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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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2006年12月,我的一位朋友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桩大事 以候选人身份参加了某直辖市的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朋友在该市的某高校任教,他的理念是“政治就是公益”,并一直试图向学生们亲自演示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范例。通过观察中国民主进程,他认为,日趋活跃的基层民主已经有可能把一个老百姓塑造成为立法者,所以,他决定平生第一次行使自己的被选举权,并邀请我做选举顾问。他说,磨了将近四十年的剑,现在才找到用武之地。

为了造势,我和朋友策划了一场校园演讲,我为他选择的演讲主题是:“行动中的政治 积极公民的自我生产”。学生们听说老师参选,立即蹦出一大群粉丝,并组成了颇具规模的助选团。同学们期待着通过民主选举这种政治魔术,自己的老师可以上升为“超女”意义上的明星。为了把一个人的参选事件变成公共的政治训练,我们组织助选团成员成立了“公民社”读书会,并临阵磨枪式地研读韦伯那冷静中透着煽情的“以政治为志业”并影响美国议会内外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以及中国的《选举法》和《代表法》。

在这种浪漫憧憬的烘托下,我和朋友把所有可以想到的竞选策略都聚焦到一点上:争取民意。我们认为,争取民意的技巧就在于把选举规则中的程序性权利用够用足;我们相信,如果说司法程序是运送正义的工具,那么选举程序则是运送民意的工具。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选举的实质过程时却发现,选举规则中埋伏着一些英国法理学家哈特所说的“空缺结构” 这些“空缺结构”或多或少阻却了民意由下至上的有效传递。

 

发 现

 

选举活动一铺开,为了优化竞选策略,我们经常挑灯夜战。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出牌时,我们发现,真正的困难不在于出牌技术,而在于无法知晓玩牌规则,我们每往前推进一步,都需要猜测游戏规则本身是什么。朋友和我都是法学博士,“找法”是我们的基本功,遗憾的是,从全国人大到直辖市再到市辖区最后到大学选区,一些对于参选人做决策至关重要的选举规则却在我们的苦思冥想中去向不明。比如,关于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从上到下都规定由选民小组“协商、讨论”,但是如何协商、如何讨论,如何由程序来保证讨论和协商的公开、公正,如何确保产生出来的初选候选人和正式候选人是民意忠实传递的结果,如何监督这个过程,这些问题,对于参选人和选民而言,是晦暗的,甚而是神秘的。

显性规则语焉不详的时候,隐性规则就开始伸胳膊展腿了。在选举进程启动不久,我们偶然读到了一份区选举委员会发给各选区分配“代表结构”的正式文件,这份文件并不对所有选民公开。文件规定,在我的朋友所在选区,正式代表必须满足“妇女1人、无党派人士2人、干部1人”的选举结构,从文件措辞来看,谁都能推定出这是一项硬指标。但是,按照正常的选举逻辑,代表结构应该由选民投票来决定,只有等到选举结果产生时才算水落石出,在计票结果出来之前,这个所谓的“代表结构”应该是充满悬念的。如果选举结果必须符合事先制定的“代表结构”,那么,悬念没有了,民意也就蒸发了。后来我们了解到,由上级选举委员会预定“代表结构”是全国通行的惯例,不过,在有些地方是指导性的,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后来,当朋友所在选区的正式代表结果公布时,果然完全符合上级预定的“代表结构”,对此,我们可以合理猜测,一只看得见的手或许已经替换了选举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如果这个“代表结构”真的是民意传递的结果,那么,无须请教数学高手,我们也知道,这种“巧合”是小概率事件。

当然,故事也有另一面:基层组织在选举工作中,对上级人大留下的“空缺结构”也给予了许多良性填补。从全国人大到我朋友所在的直辖市区人大所公布的选举规则中,都没有对“介绍”(宣传)候选人的方式给予富有操作性的细则。在推选候选人阶段,我和朋友对于在何种地点宣传,以及以何种方式宣传一直心中没谱,由于怕闯那根虽然未经标示但随时可能由暗变明的红线,我们几乎放弃了公开宣传。但是,在正式候选人的结果公布以后,朋友所在的大学创建了一种利用闭路电视连续滚动播出候选人宣传资料的方式,并在校园网的主页上嵌入候选人的宣传片。我在做调查时,有学生告诉我,他们正是通过食堂的闭路电视和点击校园网主页了解到正式候选人的情况的。该大学还充分发挥高校选民的结构化优势,为了保证投票人数,学校以班为单位组织学生前往投票站。我在投票现场询问了几个班的同学,他们说全班同学无一漏网,都来投票了。该大学所创制的这些规则虽然细碎,但是却对选举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增进选民的知情权和提高参选率上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然而,无论如何,从立法理论上说,选举程序都属于具有宪法性高度的法律文件,不应该在全国人大的立法层次上故意留下太多“空缺结构”。然后再寄希望于地方组织来“因地制宜”地填补 无论是恶补还是良补。选举规则所具有的宪法性高度,决定了其不同于普通法律规范的政治含义。如果选举规则中出现太多“空缺结构”,那么,应该说立法机关在履行立法义务上就是消极不作为。不过,换一种角度,我们却能在这种“空缺结构”中诠释出更为积极的含义。

 

反 思

 

德国法学家卡尔 施密特认为,在《魏玛宪法》中,存在着“绝对宪法”和“相对宪法”的区分。绝对宪法是主权者政治意志的显示,是一种政治决断,相对宪法则是一些不涉及政治决断的宪法规范。绝对宪法意义上的政治决断又区分为真决断和假决断,假决断往往貌似对政治问题作出了宪法性决断,但是,其内容是悬空的、是需要进一步的政治决断来填补的延迟决断。为什么存在延迟决断?是因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达成一致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在宪法表述上,又不能不对相关问题有个交待,所以就暂时做出一个象征着共识达成的假决断。中国现阶段选举规则中的那些空缺结构,或许就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貌似作出了决断,实际上有待于进一步填充内容的延迟决断。

那么,选举法中的这种“延迟决断”具有正当性吗?是的。通过“延迟决断”来推迟作出决断的时间,这本身就是立足中国现有政治秩序而作出的理性决断。从我那位朋友的助选团成员对民主所抱持的火热期待来看,中国人民正在积聚着从孙中山先生所言的“训政”时期向“宪政”时期跨越的能量,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也就奠基于对这些能量的吸纳。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对于全国人民来说高校学生还远不足以点代面,那么,我们就必须审慎地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延迟决断的存在,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揭示了主权者在推进民主进程上患得患失的犹豫不决,反而,延迟决断所显示的是:负责任的当权者应该给庄重选择的到来在时间上留出回旋余地。

从选举一开始,我和朋友就认为,尊重和理解现存秩序是积极公民进行自我生产的起始条件,我们应该按照体制内给定的空间来完成这次选举活动。参选期间,朋友曾果断拒绝了某位著名民主活动人士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的承诺,因为我们担心,这会把原本积极的“行动中的政治”变成一种批判和解构,而我们真正希望的却是反思和建设。现在回顾选举过程中所遭遇的选举规则的“空缺结构”,作为参与者,我们有时确实会感到唐 吉珂德战风车式的沮丧,但是一旦跳出个人政治得失的小语境,作为冷静的观察者,从国家治理的大格局来看,让地方人大来填补具有宪法高度的“空缺结构”,这种表面上背离法理的立法权让渡,其实才是与中国当前政治现实丝丝入扣的选择。所以,也许可以说,全国人大留下空缺结构,就是为了鼓励各地进行制度试验,在区域竞争中挑选出实现中国式民主的合理方式。

根据某些激进人士的看法,我那位朋友的选举失利,是对“中国民主没有希望”这个命题的又一次举证,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以美国式民主为潜在脚本的解读方式,根本无法弄懂中国正在上演的这场话剧。在这次参选活动中,我那位朋友虽然经历了“空缺结构”带来的郁闷,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体验到了基层民主给普通公民开放出来的空间。朋友顺利进入了候选人提名和初步候选人筛选,并且曾一度在选民推选的组数上高居榜首,直到第三轮才折戟沉沙,这些阶段性成果的取得,完全是依靠竞选动员所积聚的民意而垒成。由此可以说,国情民意已经给中国民主的直立行走安排了符合其内在运行逻辑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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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