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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收入差距 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 作者: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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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3-20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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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收入差距 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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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民主政治
  • 作者: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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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3-20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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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有钱者一掷千金,无钱者生活困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根源之一。况且,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短期内并没有改善的迹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之一,有人主观臆断收入差距被人为地高估,是中国长期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造成的“仇富”心理使然。其实,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才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

 

  收入差距表现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近三年一直保持在32倍左右。此外,2005年城镇最高10%与最低10%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之比为92倍,比上年扩大了03倍。2005年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与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之比为73倍,比上年扩大了04倍。

 

  发改委的报告同时明确表示,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别。1990~2005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除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其增长速度均快于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并在2003年成为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的经济类型。19902002年,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以及电力煤气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采掘业、建筑业和农林牧渔业等行业。如果进一步考虑到高收入行业中垄断行业的工资外收入和员工福利大量存在的现状,差距将会更大。

 

  刘新民的《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负面影响及治理建议》一文也为此加了注脚,民航普通职工每年可以享受两张或以上的免费飞机票;铁路职工免费坐火车还可以享受卧铺待遇;电力系统职工每年可享受几十到几百度不等的免费“福利电”;电信职工可低价或免费装电话、打电话;各大银行普遍把自行开发的商品房低价向内部职工出售,房贷享受利息全免或低息的福利。在部分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外收入甚至超过工资收入。如广州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月工资不到6000元,但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

 

  2005年的数据也表明,平均工资排在前十位的行业,工资增长率都超过了10%。而同时,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后十位的行业,增长率都比较低。

 

  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的分析说明,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

 

  根据上海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过大也在推波助澜,拉大了不同地位人群的收入差距。上海市企业经营者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平均已经达到5倍,有超过10%的企业收入差距甚至超过了10倍。

 

  联合国开发署指出: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中国最富与最穷的省份之间的差距几乎相当于西方最发达国家与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差距。

 

  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不同收入等级人群之间的流动性在下降。低收入人群进入高收入组、高收入人群沦为低收入组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收入分配格局越来越固化,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更为困难。2000年~2005年,城镇收入水平最低的20%人群的年均收入增长率为5%;而收入水平最高的20%人群的年均收入增长率为15%。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化格局不利于低收入者。

 

  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过分强调公平性,按劳分配变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后,其他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不断得到承认,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在分配理论上实现重大突破,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随着计划体制在向市场体制转变过程中,由于市场体制不完善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出现畸高状态;另一个原因是非法收入、灰色收入,通过非正常渠道分配的收入。

 

  追求“社会公平”是政府的一贯主张,建立促进社会公平的分配制度是基本原则。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政府保障公平目标实现的两个主要手段。初次分配是依靠市场进行收入分配,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多少获得相应的回报,等量要素获得等量收入。显然,要使初次分配合理化,必须要有完善的市场环境,公平的竞争机制。再分配是依靠政府的分配,政府通过税收手段、政府转移支付和强制社会保险制度,以减少贫困和增加收入分配的公平度。显然,导致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既有初次分配的非市场化因素,也有二次分配调节措施不力的原因。收入差距尽管通过税收政策可以有效缓解,但初次分配的非市场化导致的收入不公只有通过深化体改革才能缩小。

 

  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明显,表现为初次分配问题日趋严重,仅靠二次分配的调节难以有效遏制扩大的趋势。初次分配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权力介入市场,形成强大的行政性垄断,导致垄断性行业的高收入与竞争性行业的低待遇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距不是效率上的真实体现,而是占有资源不同的必然结果,映射出的恰恰是垄断行业管理上的低效率。

 

  《改革内参》的资料显示,俄罗斯政府从420美元/吨的原油售价中征收180美元的资源税,约占油价的42%43%,美国政府则以权利金的形式从420美元/吨的原油售价中征收134美元,约占32%,而中国仅从每吨国产原油中收取4美元资源税,直到20064月财政部才公布对石油公司加征300亿元的“石油特别收益金”。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后,国内市场提价迅速,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国内油价迟迟不见降低,即使千呼万唤始出来,降价幅度明显低于涨价幅度。以2004年度数据,中石油职工11401万人,人工成本人均592万元/年。而中国移动则是112万人花掉了1367亿元的人工成本,人均1236万元。而就人工成本增幅论,中石油集团销售收入同比只增加了199%,而人工成本同比增加222%,人工成本增幅高于销售收入的增幅。而行业的收入差距更是惊人,它几乎是收入最低行业的910倍。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2005年度中央企业人工成本同比增加了135%,高于同期销售收入74个百分点,其中有55家企业其他人工成本同比增长超过30%。电力集团公司普通职工年薪竟高达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薪的10倍,隐性收入还不包括在内。国有垄断企业内部人瓜分、侵吞垄断利润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有了上述的例证,国家统计局2006年620日发布的统计月报也就不令人惊讶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增长率最低,比去年同期增长186%,私营企业利润增长率最高,前者仅为后者的352%。

 

  这也难怪江苏省交通厅一位副厅长发出感慨,也想去当高速公路收费员。因为收费员的月薪竟达8000元,有的甚至超过万元。与之相对应的写照是,世界银行名为《中国的高速公路:连接公众与市场,实现公平发展》的报告认为,“中国高速公路通行费和国际相比偏高。”报告举例说,德国目前对货车收取平均每公里015美元(约合人民币116元)的通行费,而中国重型货车的类似费用为每公里012美元至021美元(约合人民币093元至162元)。况且,通行费的可承受性美国仅为05%,而中国竟为2%。中国的高速公路变成了典型的“高费公路”。

 

  同时,垄断企业凭借垄断地位不断向社会转嫁成本,通过不断推动垄断产品价格的上涨,损害公众利益牟取私利,有些地方调价听证会对消费者意见漠然置之,“听证会”变成“涨价会”,甚至成为维护垄断行业特殊利益的工具。这一方面造成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高出社会平均水平510倍;另一方面,抬高许多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竞争性行业的许多企业的利润大为削减,一些个体户更是因此消亡,“一加一减”的算术题迅速拉大了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严重制约了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

 

  不难想象,如此高的工资在一个竞争行业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一切都源于垄断。显然,中国的分配差距更多的来源于初次分配的差距,这种差距依赖于所在的集团,并不反映劳动的效率。伴随着资源的资本化,过高的一次性分配形成的资金剩余转化为资本,资本等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收入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钱能生钱”,这些行业的职工利用其剩余货币,转化为资本,又能够带来更加可观的收入。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迅猛提高的根源。

 

  尽管政府不断通过完善税收政策,即二次分配来化解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从2007年开始,国家要求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向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纳税,此举虽有利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但很多的垄断企业一方面通过发放购物卡、报销票据等增加福利待遇的方式避税,另一方面又加大了企业成本。而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过低的起征额的直接结果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成为纳税的主体,大有“劫贫济富”之嫌,使一些人产生厌税心理,二次调节的作用不明显。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权力拥有者,利用公权力牟取私利,行贿受贿,侵吞国有资产,并且通过权力将家属、亲戚安插到重要位置,与之一起分享权力带来的好处,借助权力暴富,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制约了中等收入者的发展。而且,由权力造成的贫富差距更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愤怒。

 

  解决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

 

  对收入差距的调整存在两种基本的选择形式。一是直接控制,通过再分配政策等控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补贴低收入阶层;二是间接调节,形成有利于均衡分配的收入决定机制。相对来说,直接控制最为方便,也能在短期内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也是目前有关部门力图实现的。不过,这种形式基本上背离了市场原则,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选择上,基本思路应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寻求有助于实现均衡分配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央强调“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尤其提得郑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既是为了获得结果的公平,更是追求起点与过程的公平。

 

  首先,规范垄断行业分配秩序,健全垄断行业初次分配机制。垄断行业不仅要按其所得缴纳所得税,而且作为国有资产的使用者,应使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在垄断企业的权益得到保障,包括国有资本应当分享的利润及其使用。另外,一些资源性行业,要征收资源使用税。否则,垄断行业过度留存利润不仅带来盲目投资和过度扩张,也为垄断行业高收入提供了资金来源。与此同时,采取强力手段控制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清理减少过度的福利水平。

 

  其次,打破行政垄断,允许民间资本竞争。 我国垄断的实质是行政垄断主导的国有企业的经济垄断。据报道,《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即将出台,行政垄断对于西方国家经济的影响尽管微乎其微,但“反行政垄断”的条款仍保留在“反垄断法”中,如果一部《反垄断法》少了“反行政垄断”,在我们这样一个“行政垄断”主导的国家,《反垄断法》可能就成一纸空文。以《反垄断法》出台为契机,通过加大改革力度,逐渐削弱由于政府权力介入造成的某些行业或部门的行政性垄断经营,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第三,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民的收入不仅要多予少取,而且要承认农民拥有或使用的生产要素。周天勇提出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将农村宅基地、适当的林地、荒地、草原等等,给承包经营的农户以999年的使用期,并发放土地、林地等长期使用权证,在符合用地规划的前提下,直接以入股、出租、出售长期使用权等方式进入用地市场,以提高农民的收入。

 

  第四,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改革应从建立规范和透明的制度入手,例如职能部门在专项资金管理和投资项目的资金管理体制上,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减少寻租空间,限制和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管项目,减少行政性垄断,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规范政府部门职权范围,健全审批、许可、监管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对于体制性“明规则”、“潜规则”不周全、不合理造成的收入差异,在明确需要有所调节、抑制的同时,关键是以政策和制度建设推动深化改革、机制转变(包括“花钱买机制”),追求制度合理化、规范化,再配之以必要的再分配调节。这不仅因为行政权力作为“要素”直接介入经济领域的各项活动,参与分配过程,还在干扰收入分配的秩序,而且,对于一些部门来说,权力要素要想彻底退出,无异于在自己身上动手术,没有足够的勇气、规范的制度很难推行下去。

 

  第五,推进民主制度建设,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从长期来看,只有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才能形成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和公共部门管理的合理化。对于违法乱纪的“黑色收入”,必须坚决取缔、惩处,并注重从源头上加强法治、制度建设,以抑制违法乱纪、腐败行径的滋生土壤和条件。

 

  第六,强化个人税收征管力度,让税收真正起到调节作用。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主要来源于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高于高收入群体。如何强化税收征管,是税务部门的一道难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与西方比,无论是总量还是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都很低,因此提高税负的潜力还很大。这种看法危害很大。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国家税收的很大一部分,是居民在购物或消费时支付给国家的,通过消费而负担的国家税收占了相当的比例。据有关专家对工薪收入阶层的测算,在个人收入总额中,流转税税负己占到9%左右,其他税费负担约占到35%左右,合计为125%。由此看出,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个人所得税的负担空间很小。况且,提高个人所得税,仍然不能解决高收入群体纳税额的不足,反而减少了中低收入的可支配收入,不利于内需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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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4-04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