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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人民参政渠道 共谋政治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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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3-20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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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人民参政渠道 共谋政治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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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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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个基本共识,不仅已成为当下国人的普遍期待,更成为一些地方的改革探索。人们希望通过不同层次和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一扫当今屡被诟病的贪污腐败和政府机关挥霍浪费的问题,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奠定政治基础,为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制度保障。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让人民说话”、“让党代表说话”、“让人大代表说话”、“让媒体说话”成为最为务实的改革需求。

 

  让人民说话

 

  “……要让人民讲话!……”,陆定一,这位为党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曾经向党最后提出如此遗愿。这是老人从某一件事情有感而发,还是为一个普遍性问题引发的制度呼唤?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这显然值得思索。无独有偶,今年上半年,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媒体撰文,表述“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不可为人言者。让人说话,天也不会塌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也曾经在本刊撰文提出,中国的老百姓正在遭遇权利贫困,这不仅表现在目前对老百姓侵权行为发生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利益诉求表达的正式渠道不畅上。

 

  与此叠加的现象是,豪华办公楼越来越多、土地腐败、砖窑腐败、权色交易、违规资金过亿、灰色收入黑洞等等问题,正在成为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情。

 

 

 

 对此,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吴敏曾经撰文,提出近十几年来,之所以出现了腐败现象加重、贫富差距扩大、公民权利屡遭践踏等严重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在作祟。民主缺乏,权力不受制约,出现这些问题势不可免。  诚然,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廉政培训,树负面典型、频发禁令以期遏制腐败的努力也取得了成效,但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这种党内道德自律的努力依然挡不住腐败愈演愈烈的势头。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做的关于“有效的廉洁从业教育方式”的调查中,4085人就谈话提醒、先进典型教育、警示教育和领导示范的四个选项参与了投票,412票投了谈话提醒,84票投了先进典型教育,警示作用投了870票,2719票投了领导示范作用。中国古训历来有“言传不如身教”,这点在反腐败上更是如此。不过,领导如何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来自于“慎独”的自我道德约束吗?

 

  陆定一同志晚年的时候,曾经这么说,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学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像治病一样,小病可以靠“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药”,要外药和内力一齐作用,才能治愈。内部的毛病越严重,就越需要用外力。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对于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黄炎培等民主人士访问延安时,就提出了通过民主来治理天下、永远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兴衰周期率的著名论断:“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是, 让人民说话,让人民监督政府并没有走上理性的制度化轨道。这突出表现在举报人受打击报复事件的不胜枚举上。据报载,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李文娟,因实名举报鞍山市国税局存在人为地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而遭到了两次辞退和一次劳动教养的结果;程维高落马后,举报人郭光允仍然受到死亡威胁;吕净一举报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先被免职,后被拘留,最后又遭凶手行刺造成重伤,妻子则被刺身亡;还有举报县委书记被砍成重伤的龚远明……

 

  如何从制度上保障“让人民说话”,而不是“替人民说话”;让“人民监督政府”,而不仅仅是“政府监督政府”。我们必须切实推出改革举措来。

 

  夏政农撰文提出,要真正做到“让人民说话”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 要在人民群众中,首先在领导干部中,像普及法律知识那样,结合当前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民主教育,使人民懂得:向领导提出意见包括批评意见,是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和应尽的责任;特别要使各级领导干部懂得:领导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只有根据人民的意志办事、为人民谋福利的义务, 而没有违反人民意志、自行其是、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权利;懂得任何英明的领导都不是万能的,不要以为一登上领导岗位,知识、能力便比别人高一等,只有倾听人民的意见,接受人民的批评,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智慧,集中人民的正确意见,才能作出正确决策,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决不能认为人民的批评意见是给自己脸上抹黑,损害自己威信,而应看成是对自己的爱护和帮助,是使自己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的警钟和良药。

 

  第二,要严格党纪和政纪,并在党纪和政纪中加上这样一条:凡是压制批判,打击报复批评者的,不论是哪一级领导,都要绳之以党纪与政纪。同时,要把有无群众观点,民主作风如何,是否专横霸道,作为考核提拔领导干部的条件之一;凡是没有群众观点,作风不民主,专横霸道的,都不能提拔为领导者。

 

  也就是说,要在制度设计上,切实畅通渠道,拓宽公众参与路径。一位基层纪委的干部李耘枞呼吁,一是打造阳光政务、规范行政行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把各级各部门履行职能职责、推行行政管理以及机关重大事务,从决策、实施到结果的全过程,都全视角、全方位地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确保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沿着科学、规范、高效、有序的方向运行。二是健全监督体系、强化公众监督。赋予社团和群众相应的举报和协助调查权,切实做好社会各界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团组织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公众监督工作,使决策和事务运转过程中产生的有关漏洞和偏差,在党内监督和权力内部监督暂时没有到位或一时难以到位的情况下,凭借公众的力量,及时准确地得到觉察、补救和处置,使腐败分子的阴谋难以遂愿。三是创新反馈机制、确保渠道畅通。要按照统一、精干、效能的原则,整合党政信访、政府公开(热线)电话、政府电子信箱、效能投诉、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和效能监察等资源,构筑全国统一的举报投诉平台,建立健全专门机关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反腐败社会舆情调查、接纳、分析和处置机制,及时准确地掌握公众舆情动态,搜寻反腐线索,科学有效地做好防腐工作。我们要切实增强反腐实效,必须按照党委政府支持、群众监督举报、社团协助查处的办法,改革完善反腐体制和机制,努力创造一个不论任何公职人员、不论在何时何地的违法违纪行为都能及时被发现、举报和查处的条件和可能,形成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工作格局,不断拓展反腐工作的广度、深度,取得更大实效。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注重预防,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的重要内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重点。

 

  这让我们对“让人民说话”的进一步制度安排充满了期待。

 

  让人大代表说话

 

  发挥人大代表的积极作用,将现有的“让人民说话”的制度安排落到实处,在民众需要与基层政府服务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是一项务实之举。

 

  人大制度是一种优越的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佳形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保障。人大代表的本位意识不是“大人”意识,不是“高官”意识,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那么,人大代表们就要如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所提议的那样:代表该说的一定要说,该提的意见一定要提。不能采取旁观者的态度,不能回避,要面对党和国家的现实,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写了两篇专栏文章,一篇叫《人代会的“务虚”与“务实”》,另一篇是《能否向公众公开政府预算》,谈的都是同一个议题:希望人大代表能帮人民看好“钱袋子”;政府应把预算公开,让人民来监督。公开预算对国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利于反腐败。如果一切财政都公开透明,钱会花得更有效率。针对人大监督,蔡定剑建议,首先,地方人大监督政府工作的范围还可以拓展。人大监督不仅要盯紧一些政府部门,更要对政府官员个人特别是一把手,进行经常性监督。要特别进行全过程监督,包括决策、执行、评估等各个环节。

 

  现在,一些基层人大推出的预算民主实践正在深入人心,成为民主改革的务实选择。在广州,2007年的部门预算草案上,拨给几个省级机关幼儿园的公共财政资金由3000万元被减至1000多万元。广州人大代表徐迎宾告诉媒体,“我们希望通过审查监督预算,把纳税人购买公共产品的成本降低,让政府把钱花在纳税人更愿意购买的一些公共产品上,像医疗、教育、社保等。”在浙江温岭,民主恳谈搭建起了一个制度性的对话平台,使政府更了解百姓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真正需要是什么,政府工作的进展更加透明了。

 

  以政府预算民主为载体,逐步建立起的党委、政府、公众依法有序参与民主决策、商议公共事务的新机制,推动了政府民主治理的水平和能力,也使得民主监督渠道更加畅通、程序更加规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违规资金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这是继《监督法》在人大常委会层面推进“一府两院”规范化和程序化监督之后,基层人大摸索出的人民参政议政的可喜经验。

 

  不过,正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委调研员周梅燕所说,这种基层改革的实践亟待得到制度保障以及改革价值取向的明确,否则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的局面。因此,我们期盼的是,在地方开展的这种预算民主如何能扩展开来,形成一种普遍的政治生态。

 

  让媒体说话

 

  发挥媒体一定程度代表公众、代表老百姓、代表人民对权力机关监督的积极作用,看好公众利益这个门,是又一项让“人民说话”的务实之举。

 

  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8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欢迎国内外媒体对中国出口商品质量问题进行舆论监督。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之前也说,媒体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发挥了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欢迎媒体提供进一步的线索,并为山西官方没有及时向媒体主动提供事件的更多情况表示歉意。这是实践层面落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极好注脚。

 

  今年的政府报告在很显著的位置中首次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并将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与人大、政协监督放在同一等级,显示其重要性。

 

  不过,对当前舆论监督的现状,盛晟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题为《对付舆论的五字诀》的文章,归纳得很有趣,也很有代表性,现摘录如下:

 

  “一曰‘压'。就是利用权力对舆论监督进行压制。如当地出了问题,有关领导或是为了维护本地的形象,或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或担心损了‘政绩'丢了乌纱,或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指示”本地新闻单位“不得报道”。河南省泌阳县电台记者魏家强就因为在市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该县交通事故的消息而被辞退。该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多次公开宣称:‘谁写批评报道,我就和谁过不去。'(据《新闻出版报》)但,‘压'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因为它对外地和上级新闻单位无能为力。

 

  二曰‘疏'。就是‘疏通关节',让批评报道胎死腹中。据报道,不断有疏通说情的人前往中央电视台,向‘焦点访谈'公关。他们一方面去直接‘谈判',一方面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关系,打电话递条子。据透露,‘焦点访谈'播出的报道中不少都被‘公关'过。

 

  三曰‘堵'。就是对舆论监督进行‘堵截'。这方面的‘经验'最为丰富多彩,如去年7月,河南省中牟县工商局局长在党委会上对物价局长大打出手,河南电视台‘中原焦点'对此事作了报道,但当该节目刚要播出时,中牟县境内却没有了河南电视台的信号,于是,舆论监督被‘堵'在了本县之外(《大河报》)。再如去年《南方周末》曾对长沙星沙镇的非法传销作了报道,但当登有该报道的《南方周末》一到长沙,就被人抢先‘收购'一空。

 

  四曰‘拖'。就是对新闻曝光的事件采取‘拖延'战术。先表态‘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然后,‘认真地'、‘细致地'、‘慢慢地'‘调查',自然是拖的时间越长越好,拖得舆论失去了热情,拖得焦点发生了转移,拖得人们淡忘了此事,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是不了了之。如去年11月,《河南日报》记者高勇被南阳某区法院的法官私自非法传讯,至今已两个多月了,南阳市法院还在查对笔迹(据(大河报))。

 

  五曰‘诳'。就是拿舆论开涮。表面上给舆论一个‘说法',而实际上有名无实。还说中牟县工商局的群殴事件,新闻曝光后,该县曾作出‘处理',撤销了一名副局长的职务。然而两三个月后,记者再去采访时却发现,那名被‘撒职'的副局长仍然在主持工作。据悉,此间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副局长岗位──原来,所谓‘处理决定'不过是应付一下舆论而已(据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能‘压'则压,压不了就‘疏',疏不通就‘堵',堵不住再‘拖',拖不下去干脆‘诳'它一把。”

 

  因此,媒体监督作用的真正发挥还需要给予制度性的规定。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多年来一直孜孜探索媒体监督问题,他曾经主编过一本书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期待着媒体为社会转型起一种辅助的、保护的、守望的建设性作用。他认为,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要在宪政体制、尤其是在新闻法和信息自由(政府公开活动)法的保护下,能在第一时间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进行海量的客观报道,力求使权力的运作置于众目睽睽之下,透明化、阳光化;能以文字评论和漫画的形式,针对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进行抨击和谴责;能以特殊的新闻文体和节目类型 调查性报道 深入揭露重要腐败案例和现象。

 

  让党员代表说话

 

  将干部的任免权交到党员手上,让党员群众选择自己信得过的‘当家人',从源头上解决权力过于集中造成的用人腐败问题,更是“让人民说话”的务实之举。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决策机制、监督制度,以及在市、县扩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试点等方面积极推进。其中,党内选举制度取得的进步尤为各方关注,各地逐步确立了差额选举制度,部分地区引入了竞争机制,公推公选乡镇长和副乡镇长等行政职务,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班子成员。从各地的实践来看,那些经历了面向全体党员乃至群众的竞选、述职等过程的当选者,普遍更感到光荣和自信,行使权力更加理直气壮,工作过程中也容易取得党员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是在修建道路、自来水,维修学校等公共事业上树立了很多佳绩。

 

  有学者认为,党内民主改革是一场“体制内的自我革命”,这种自我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调整原来的权力布局,改革目前的双重权力结构,改变执政党权力的国家化、行政化,将原来不执行的制度规则执行起来,将原来集中的权力转让出去,其目的是强化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不过,一些人从法律上的合法性角度对乡镇公推直选提出疑虑,质疑乡镇公推直选违背《党章》和党的有关规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的产生,由上届委员会提出候选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在委员全体会议上进行选举。” 无疑,日渐扩大的乡镇公推直选是对党的现有规定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的改革精神 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 来看,这种突破应当坚持和认可。

 

  任仲夷同志曾经就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径说过这么几句话:“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这位锐意改革进取图谋民族美好未来的老党员一直认为,我们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优柔寡断,停滞不前,错失改革的良机,使体制外改革的力量超过体制内改革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超过政府的力量,下层的力量超过上层的力量,激进的力量超过理性的力量。

 

  无疑,拓宽人民说话的空间,落实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的制度安排,将媒体监督落到实处,积极扩大党员在干部任免上的选择权,在由民作主的问题上形成操作共识,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体制内改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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