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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内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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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1-11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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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内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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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增长确实很快,但在过去27年中,中国的净出口(贸易差额)在多数时间里面是平衡的,贸易顺差在多数时间里即使有也是小额的,而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反向的。中国经济过热的时候,净出口下降,甚至出现逆差,19921993年时,经济高增长,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是负的,到了20032004年,顺差同样是下降的,2004年头9个月是逆差。相反,当经济增长低到7%8%的时候,顺差是最大的,上一次记录最高的是1998年的430亿美元顺差,当时中国通货紧缩,是经济增长最低的年头。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内需求、而不是国外需求的波动所决定的。中国经济的周期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不是国际因素造成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亚洲生产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的出口中,生产资料、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一大批东西是在国外制造的,只是在中国加工,有的甚至是最后一道加工,然后贴上一枚“中国制造”的标签。大量的“中国制造”,其实是“亚洲制造”。结果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平衡的,对美国有大量顺差,但对所有亚洲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都是逆差。中国和美国的顺差,不是由于对美国出口太多,而是由于从美国进口太少(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对许多高科技产品禁运)。美国的逆差问题,至少要与整个亚洲的贸易总顺差相联系加以分析,而不能仅与中国的顺差相联系。

 

中国人可不可以少些储蓄多些消费

 

即使我们目前的经常账户顺差不是占GDP的7%,而是5%,也是够高的。而中国GDP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45%,加上这5%,国民储蓄率就高达50%了,因此问题似乎总是与我们储蓄率过高、消费过低相关的。

其实,中国的消费增长并不慢。中国的消费历来稳定增长,实际增长一直稳定在8%~10%左右,现在则是12%以上。过去几年GDP中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不是因为消费的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投资在GDP当中的比例扩大,把消费的比重挤小了。因此,在投资增长过热的时候再去刺激消费,那会使经济更过热!正确的措施只能是抑制投资的增长,以恢复GDP当中比例的平衡。

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中国人没钱。中国农民消费水平低就因为农民没钱。而农民收入的提高,则是就业增长的问题,是整体经济的增长,包括投资的增长,城市化的深入,而显然不能靠政府补贴来实质性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40%左右的储蓄率确实是有其原因的。社保体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效率低,是导致人们储蓄率过高的原因。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不是短期的,不能指望在近期内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消费。

另外,收入差距比较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是消费不能加快增长的原因。目前在所有就业人员中,80%是低收入阶层,平均收入只有1万元左右一年,要么是还在农村的农民,有3000元一年。在整个经济中,他们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每年新增GDP只有40%左右归这80%的低收入阶层所有,而且不是由于工资率提高(由于劳动市场竞争激烈,工资率提高有限),而主要是通过每年10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这1000多万人的收入提高来实现的。而剩下的60%GDP的增长都被20%的高收入群体所获得,而这个群体消费倾向很低。平均下来,社会整体消费倾向是很难提高的。这要在今后几十年中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才能解决。

 

投资需求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中国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我们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同时,投资中有许多是与消费密切相关的。现在的投资中,超过20%是住房投资,而这部分投资从本质上说是消费 长期耐用品消费。再者,接近30%的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大量的城市基础投资),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大部分属于公共消费品。中国正在城市化的初期,公共消费品缺乏,需要大量公共消费品的投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住房消费、公共设施消费,总计约60%的投资,是可持续的,不是不可持续的,是短期需要的,也是长期需要的。因此,保持投资20%左右的增长还是需要的。

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是:保持总需求各个部分的稳定增长,不是只强调消费的增长,出口、投资都需要平衡稳定地增长。GDP的35%40%是资本形成,这样一种增长模式,恐怕在近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上的增长结构相比较,这也没什么特别之处。而直接把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当前的结构相比,指责中国,是错误的。

 

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根源在美元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货币关系的角度看,当前全球不平衡的根源,主要不在中国这一边,不是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而是美元被高估、美元要贬值的问题,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

美元最初还有一个黄金本位制约它,其他货币对美元挂接,美元对黄金挂钩,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各国可以拿美元去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那时美国印票子就多少还有个硬约束,但也没能阻止美国搞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就是美元要贬值。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脱钩,发出去的票子不再能兑换黄金,国际条约就这样一风吹了。当时黄金和美元的比率就成了280美元一盎司黄金。接着,在1970年代美元又进一步要对马克、法郎贬值,1980年代对日元贬值,就这么一路贬来,最后轮到了中国。

美国的财政赤字、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美国人的低储蓄率、高负债率。根据美联储自己的报告,60%的美元钞票在美国之外流通,50%以上的美元政府资产由外国人持有。对于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软约束的货币体系,可以任意发放货币;美国只要印票子,就能在全世界买东西。可以占有更多的世界资源,风险则由全世界共同分担。这是一个私人物品被当成公共物品来用发生败德问题的典型情况。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美元有不断贬值的倾向。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它要贬值直接表现为要求其他货币升值。今天人民币面临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正因如此,蒙代尔多年来一直批判这个制度,甚至曾鼓吹世界货币回到黄金本位。总之,在现有制度下,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原因是美国的逆差,而不是中国的顺差,是美元要贬值而不是人民币要升值。

美元本位的体制一天不改,我们与美元的摩擦就不可避免(除非我们出现高额通货膨胀)。1980年代美国逼日元升值时,日本劳动工资与美国的差距已经不到30%,而我们当前与美国的工资差距还高达30倍。以此推断,我们与美国的贸易与货币摩擦,会比当年日美之间的磨擦更加持久。

 

人民币逐步升值不可避免

 

美国是超级大国,美国绝不会同意改变这么一个使它占全世界便宜的国际货币制度,甚至它可以拒不进行任何政策上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会产生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美国国会还会因为我们不升值而对我们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为了避免损失,我们也需要适当的升值,通过适当升值来使各种损失的总和最小化。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不是完全对当前的国际失衡没有责任,尽管这种责任是很小的。这是因为,从1994年以来,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但是我们的货币工资提高得比较慢。

从长远来看,一个高速成长的、通货膨胀率又较低的(中国低于美国)的经济,必然要经历本币升值的过程。早一点小步调整,渐进式地实现升值,比长期不动最后问题积累太大,不得已一下子大步升值,要更少风险,更少震荡。

人民币要升值,但是在目前阶段不能自由浮动,也不能大幅度升值。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我们现阶段也是最合理的体制。一种可信的、浮动幅度相对较小又相对稳定的升值过程,也有利于减少市场上的投机活动。

究竟在目前阶段小步上浮的幅度要多大,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我们有利的、合理的“年升值幅度”需要满足以下的一些标准:

1.给定目前中美两国利率的差异,幅度要足够的小,使得投机者投机人民币升值没有多大的收益;

2.在目前世界不平衡和我国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太多的情况下,年升值幅度又要足够的大,以真正起到减少顺差、也减少投机活动的目的;

3.升值幅度要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生产企业创新升级,又不对它们产生大的冲击,使它们有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中国的企业也应该在汇率的逐步调整中逐步习惯汇率的浮动,因为汇率自由浮动毕竟是我们早晚要实现的市场机制。我们不能以汇率不变(变量不变)来保护弱不禁风的企业,同时培养出一批懒汉型的市场管理者。

根据对目前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在最近两年每年升值5%左右,是可以接受的,对经济增长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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