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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在“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的主持词

  • 分类:本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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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0-05-19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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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在“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的主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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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每年春天举办“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首先我代表体改研究会,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会议。都说政府官员在百忙之中,现在许多学者比官员还忙。对于学者来说,总处在百忙之中是好事还是坏事,值得研究。虽然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不多,但是历年来“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所碰撞的思想火花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座谈会规模不大,但是参加的学者多是国内顶尖的,讨论的内容涉及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

 

今年的座谈会重点放到哪里?从近期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所谓“后危机时代”的政策选择。我国率先摆脱了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各项经济指标向好,GDP总量要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那么刺激政策应当及时退出,还是继续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在应对危机中,政府采取措施的积极成果是什么,有哪些后遗症?人们还有不同看法。从学者的争议看,有人说这次危机证明政府应该加大对金融的监管、加大对市场的干预;有人说这次危机恰恰证明应该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应当坚决摒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有人论证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崩溃的前奏。

 

从中期看,“十一五”规划今年结束,“十二五”规划正在酝酿出台,这涉及5年的工作安排。怎样评价“十一五”规划的执行情况,如何确定“十二五”时期的工作重点,特别是“十二五”时期的改革重点,学者中间也有不同的意见。中央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但如何落实还是一个大问题。一些省市提出要以加快发展速度来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有的提出要充分发挥投资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引领作用,就连我国外贸依存度是否过高、居民消费率是否过低,都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

 

从长期看,前年纪念改革30周年,去年庆祝建国60周年,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很多人在探讨改革下一步怎么走?中华人民共和国下一步怎么走?这方面社会各种思潮起伏,存在的争议更大。究竟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的?我们不能否认30年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我们也很难否认这30年来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断积累,有的已经很尖锐。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是继续深化改革,还是退回计划经济?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的成绩不容否定,要坚持改革不动摇,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这个时候召开“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我们建议这次会议的重点放在中近期的改革研究上,讨论一下“十二五”时期到2020年期间我国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应当重点推进哪些领域的改革。

 

大家知道,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判断,认为在2000年左右,也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初步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从框架初步构筑到体系比较完善,中央预计要20年左右。现在我们正处在这20年的中点。国家发改委领导给体改研究会出了个题目,要我们研究一下前10年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目前还有哪些问题,到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重点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这一时期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有关各项改革的次序如何确定。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如何入手,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就这一课题讨论过一次,又征求了一些学者的意见,多数人认为“十二五”至2020年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来推进改革。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进改革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说应当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来研究改革,而不是事先预定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按这个理论体系的要求来衡量改革;二是说要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化改革,没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发展方式的转变就难以落实。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很多,如内需与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城市与农村失衡、劳动与资本失衡、垄断与竞争失衡等,其中政府与市场失衡可能是诸多失衡的连接点。衡量失衡的指标很多,能不能在众多的指标中找出一两个关键的指标,这一两个关键指标可以把其他的指标涵盖进去,带动起来,这样主线比较清楚,逻辑比较严密。一些学者提出,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是否可以把提高消费率列为关键指标来展开研究。提高消费率,不仅涉及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内贸与外贸的比例,还涉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同时与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密切相关。能不能提出到2020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从目前的35%左右提高到45%或更高一点,比如50%左右?这要根据我们到2020年的人均GDP与世界其他国家在这一发展阶段的居民消费平均水平来确定。居民消费率的指标大致确定后,就可以进一步分析要实现这一目标,城市化进程指标、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指标、投资比重的指标、内需的指标等需要做哪些相应的调整。然后再分析如果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劳动报酬比例、适度压低过高的投资比重等,需要在财税体制、外贸体制、金融体制、就业体制、分配体制、社保体制以及户籍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哪些改革,这些改革是否需要政府加大职能转变的力度,特别是要厘清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地方政府2010年提出的GDP增长速度平均为10.3%,比中央提出的8%预期目标高出30%。地方人大通过的GDP增长指标实际是指令性的,对各地市执行情况要年中检查,年底排队。各省市、各地市环顾左右,没有一个愿意在GDP增长上落后的。这样,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真正落实恐怕要大打折扣。计划经济时政企不分,把企业搞成政府的附属物,企业也是一级行政机构,科级、处级、局级、部级。现在新的政企不分是把政府搞成企业,乡镇政府领导有的就是当地工农商企业总经理。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进一步改革财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考核任免制度不行。

 

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如果以某一指标的落实来设计改革,围绕一套指标体系来设计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再把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级政府,其结果可能南辕北辙,搞成计划体系了。有的学者指出,面对当前诸多社会矛盾,是靠构建一个更精致的政府来解决?还是靠培育社会自调节机制来解决?我看两方面的问题都有。我认为,从实际问题出发来研究改革,并不排除从理论上研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明确问题所在,还要明确解决问题所遵循的原则与路径,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举个例子,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可以数量化的,比如从现在的11%左右提高到20%左右。问题在于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这一目标?是使用行政手段还是发挥市场机制来提高这一比例?用行政的办法也可能在一段时间较快奏效,强令企业给职工涨工资,制定工资倍增计划,而我们如果搞工资倍增计划与日本当年的可不一样,很可能要层层落实到各级政府一把手责任制。但这是否不适当地干预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靠政府运作也可能把工资提起来,可是从长远看,这是在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是在走回头路?

 

今年“两会”期间我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讲到目前一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过低。会后有学者说,中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劳动报酬低是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的,政府怎么能干预一次分配呢?似乎政府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对于一次分配,政府是否就无作为了呢?分析一下不难发现,现在劳动报酬过低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结果,许多政策对一次分配造成了负面影响。

 

首先,农民工工资长期偏低,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历史形成的户籍制度割裂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工人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有学者估算过,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约三、五千亿元,比减免农业税多得多,更不用说家电下乡的补贴了。这笔账多年累积下来,对扩大消费、缩小城乡差距影响有多大?户籍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积极稳妥地改革户籍等一系列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政府责任重大。

 

其次,一次分配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如果把证券业归到金融业一并计算,行业差距也高达6倍。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日本在经济起飞的后期,上世纪80年代,金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只是制造业的1.38倍。这些国家金融行业的高工资并不是由其行业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由于金融行业对知识的要求比较高,从业者受教育年限较长,付出成本较高,因而要求的回报也相应较高。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行业工资差距其实是各个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已经超过巴西。如此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吗?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带来的。再深入分析还有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等问题。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以及推进与此相关的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当然是政府的责任。此外,很多地方政府在较长时间内重视招商引资,也有意无意地压低了劳动力成本。

 

最后,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关键问题是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正如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所指出的,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数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情况造成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我认为,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是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

 

可见,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但主要不是依靠层层落实行政指令的方式去作为,而是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上下功夫,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类似的问题很多,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的途径是进一步推进改革还是退回去搞指令性计划管理。

 

对于下一步改革如何深化,现在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有点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感觉。前天我参加一个课题研讨会,一位地方厅局长说:原来中央一声号令,各地朝一个方向跑,类似奥运会;后来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但中央一声号令,不管腿瘸脚歪快跑慢走,总还是朝着一个方向,类似残奥会;现在对经济社会问题各方面认识大相径庭,一声枪响,往前后左右跑的都有,还有的蹲在原地问刚才哪里爆炸了?类似特奥会。特奥会是智障者运动会。我记得列宁说过,比喻都有蹩脚之处,这个比喻也不是那么贴切,但还是值得学者们深思。希望我们这次座谈会开成奥运会,至少开成残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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