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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坚定走市场化改革道路,才能突破当前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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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际舆论和市场关注4月19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经济下行存在“体制性”因素不到一周,多位学者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孔泾源(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苏剑(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小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等,4月24日在国民经济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和《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新书发布研讨会”上发表观点称,回顾中国改革四十年来的不平凡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基本方向、坚持以惠及人民大众为改革和发展目标,是过去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当前,改革与发展都处在一个重要关头,能否继续推进改革,是未来能否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关键。

上述两件事之间好像没有必然联系,但都共同触及到了经济“体制性改革”这一重大主题。

他们赞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中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巨大潜力的三个判断及改革诉求:

第一,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还不到60%,未来城镇化发展仍然有巨大空间,能够继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相关体制和政策需要调整,特别是要把城镇化中“见物不见人”的倾向,转到“以人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第二,民营经济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动力。改革四十年的经验证明,民营经济部门的增长始终引领着整体经济的增长,不仅增长更快,而且投入产出比更低(即以更低的投入带来同样的产出),在经济不景气时减速更慢,恢复时复苏更快。只要有公平竞争的条件,民营经济的未来发展潜力就仍然巨大。因此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政策一视同仁,减少行政干预极其重要。

第三,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够为未来增长提供强大动力。近些年来,在一些领域里,市场导向的科技进步已经出现了加快的苗头。而要让这些潜力得到释放,除了需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需要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使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使创新得到尊重、收到回报;同时需要改革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去行政化,增强市场激励,鼓励多元化发展。

他们也赞同王小鲁、樊纲、胡李鹏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五大判断和一项重大改革诉求:

第一,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多方面的改革,基本上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改革极大地焕发了经济活力,加速了经济增长,使过去4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中国从人均GDP不到2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人均GDP约88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2位;居民收入实现了大幅度提高,福利大为改善,数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

第二,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如此大进步,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市场化改革。

第三,市场化改革并未完成,还有很多方面改革不彻底。中国目前的市场体制仍然是不完善的,而且经历了进进退退。市场在一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过去某些时期,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有所上升,经济中的不公平竞争现象有所增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所减弱,收入分配出现恶化。

第四,这些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衡和增长动能减弱,使经济面临重大挑战。

因此,他们特别强调: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九大报告中都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这一改革还没有到位。重振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重要任务。

从诸位学者在会上发言的内容看,他们非常强调实证分析,并据此一共提到多个方面的判断和改革诉求,涉及改革的定义、国企改革的关系,以及关于中国模式的疑问。

彭森:改革需要明确定义 改革无止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的发言,谈到了四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完成的几个深刻原因:

他说,我们搞了40年改革,为什么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个问题确实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但是想想,可能无非就是几个方面:

第一,涉及对改革的定义。是一般意义的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或是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定义始终在调整。

第二,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路径存在着重大的争论,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小鲁书里面也提到,我觉得突出一点就是对计划经济批判得是不是很彻底?近来有人强调,计划经济还有计划经济的好处,我们搞的“一五”、“二五”,初步建成了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这都是计划经济的优势。对计划经济的前20多年反思、总结、批判,我觉得还远远不够。关于走向市场的进与退,小鲁书中也都介绍了。对市场经济本身的争论一直都没有缓解和停止。去年还出现了“民营经济离场论”的风波,出现了“私有制灭亡论”的提法,这都不是偶然,都反映了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基础。

第三,我们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还是在不断深化。

彭森特别举例对此判断加以说明:

在改革初期,对于改革所需的时间,比较普遍的认识是,改革比较容易就可以完成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路线,体改委是1982年才建立的。1982年成立时还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兼体改委的主任。1982年的3月25日,在第一次体改委党组会上,他讲了几句话,第一句话,体制改革重点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二句话,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改计划体制,这也是讲到了要害。第三句话,讲到了改革大致需要的时间:总的考虑,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改革这件大事,我看可能十年用不了,五年又太少,你们体改委能不能搞个6年的规划?到1988年,基本完成改革的任务。这代表的是当时中央的判断,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判断。因为两年以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做改革决定的时候,文件里面有一句话——在分述计划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劳动工资改革以后指出,总体来说改革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轻重缓急和难易,有先有后、逐步进行,争取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这意味着1980年代末要完成改革。但是实际上那时候改革连目标模式都没有定,1986年又出现反自由化的思潮。1987年李铁映来体改委兼任主任,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三、五、八”规划。后来我专门问他,为什么搞“三、五、八”规划?他说来的时候中央就交代了,原来想1988年、1989年能完成,看来不行了,能不能再搞8年,搞到1995年?这是有明确任务的。所以“三五八”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搞了8个课题组,当时吴敬琏老师一个组,社科院刘国光一个组,人大吴树青一个组,北大、中央党校都参加了,最后大家普遍认为1995年能完成。吴老师那个组当时提出来,1年稳中起步,2-4年基本转轨,5-8年巩固完善。而实际上到了1992年才确定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很不容易。

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又一次开会总结改革经验。李铁映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当时把改革看近了、看浅了、看易了,看来是发展无止境,改革无止境。“这是改革的亲历者、见证者得出的结论。我觉得这一条体会很重要。”彭森表示。

第四,中国改革远远没有完成,这是一个大的判断。彭森说他完全赞成两本书里面的结论,并讲了一个故事:

2011年的时候,当时请了一些外国专家对中国改革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当时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前世行驻华首席代表林重庚等人来的。我当时在发改委分管改革,陪他们谈了整整两个半天。我都讲完了以后,问外国专家有没有什么看法,斯宾塞教授讲,中国改革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厦,你们把大楼建立起来了,远处看很宏伟,但是近处看还有很多问题:窗门是不是都安对了?里面的动力系统、信息体系、稳定系统,很多系统还没有真正按照市场的办法运行。比如说像竞争政策,公平竞争的原则是不是都落实了?这是一个判断。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比如说公平正义,落实得怎么样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外国专家好像很尖锐,实际上我觉得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们市场化改革之路还远远没有完成。

彭森还提到,从去年的下半年以来,中央对市场化改革又发出了明确的新的信号。去年7月31日,政治局会上首次提出稳中有变,国际上面临重大风险挑战。后来到了12月13日政治局会上又新提出了“五个坚持”,其中第五个新的提法,就是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个提法近几年提得比较少了。2015年以来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化改革说得少了。习总书记讲的“五个坚持”,一是稳中求进总基调,二是新的科学发展理念,三是高质量发展,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五是明确提出来深化市场化改革,这有很大的变化。到40周年庆祝大会上,总书记专门讲了,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改革相统一。目标导向改革,中央是第一次提,目标导向改革讲的也是市场化改革,被明确提出来。两天以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有一个新提法:推进“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这也是和目标导向、市场化改革相一致的。

彭森说,今年1月23日,中央深改委第6次会议又提出来,要对标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面取得决定性成果,要多抓根本性、全局性、制度性的改革。到了3月5日,“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作了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来要通过市场化改革的方法来破解当前发展中的重大难题。我觉得从中央一系列关于改革发出新的信号,对我们下一步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务。

他还说,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我们这两本书肯定会得到社会上很高的评价,分省份市场化指数的报告也应该更有信心、有条件把它越做越好。

彭森最后对两本书提出的两点建议,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

第一,市场化指数报告,我们已经形成了品牌和完整的体系,要考虑连续性,但是也要考虑一些新的变化,从今年开始,市场化改革正在抓几个大的标志性任务。一是,全面落实2018年版市场准入制度,这个制度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二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虽然是2016年年底出台,要求2017年中央一级推广,2018年在全国推广,但是进展比较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都反复强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研究市场化指数一定要关注的。

第二,小鲁的书讲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看法,特别是用了一些数字,这个数字有一组还需要更加慎重一点。公共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从书中看,政府和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1978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7年好像增加得很快,实际上这几年全社会总投资占GDP的比重上升得更快。改革初期的时候,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不到20%,2001年的时候突破30%,到2010年的时候突破60%,到了2017年已经突破70%。所以我们一直说要解决投资拉动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化,经济转型问题还没解决好。但是,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比重在下降。2003年,中央政府的总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当时中央政府投资差不多2000多亿,全社会总投资是多少呢?5万多亿,占5%左右。这几年中央政府投资翻了一番,2018年5600多亿,但是社会总投资到了去年已经67万亿了,中央投资占比连1%都没有了。如果考虑中央审批项目投资占比,变化也很大。过去一年国家发改委要审几千个项目,占整个社会投资的20%以上;现在经过中央政府来审批的投资项目已经大大下降了,只有几十个重大项目,投资占比可能连5%都没有。这些变化还是要客观地分析认识。

彭森表示,市场化的问题,特别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历史使命,是我们一代人始终不渝的改革任务。这两本书不论是市场化指数报告,还是小鲁本身作为一个改革的亲历者、见证者写的《改革之路》,很好地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对市场化改革持续的分析研究和追求。但是当前我们还面临着很严峻的一些挑战和风险。本次会议讨论中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与两本书里的一些重大判断是完全一致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市场化改革的路继续走下去,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宋晓梧:国企改革当前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的发言,着重分析了当前国企改革需要处理好的三个关系。

他说,小鲁的《改革之路》写得非常好。长达40年的改革涉及面如此之大,他却用不长的篇幅,高度加以概括,看了很受启发。“其中我想就国有企业改革谈一点想法。我是1982年到国家经委企业局实习,1983年研究生毕业就在国家经委企业局搞国有企业改革,当时的情况我可能知道得更详细一些。我感觉,国有企业改革当前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是党企关系,党的领导在企业中如何体现,党委和企业是什么关系?

小平同志还有彭真同志当年都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种企业领导体制是不满意的,说我们解放这么多年来,总感到企业领导体制束缚了企业的发展。我们去调研的时候,企业反映党委具体干预企业经营,结果种了别人的田荒自己的地。另外,党委作为政治组织直接去管理一个经济组织,企业在自负盈亏之后,如果破产了,是否党委要负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还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这是正常情况,劣汰的企业能让一级政治组织党委来负责吗?当时由彭真同志负责成立了研究改革企业领导体制的班子,具体落到原国家经委,经委副主任袁宝华负责。我当时在企业局三处,处长让我了解国内外企业领导体制的演变情况。我曾认为我们的企业领导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是照搬苏联的那套体系,但是一查不对了,苏联从来没有实行过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十月革命胜利后,没收了沙皇和资本家的资本变成国有企业,有人向列宁建议,设党委领导企业。列宁说,党是政治组织,企业是经济组织,这两个不能混淆。怎么体现党在企业中的领导呢?苏维埃的各项法律法规都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确定的,企业在各项法律法规下自行活动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活动。党对企业的领导是总体上的领导,党不要去干涉企业的具体业务。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大量调研,总结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经验教训,中央决定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变为厂长负责制。这是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突破和进展。

第二是政企关系。过去企业是政府的附着物,现在把企业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主体,这就要处理好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国有企业,当时还叫国营企业,是盈了上缴国家,亏了国家给你补,企业也没有多少经营自主权。厂长经理们一再呼吁政府要放权“松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庆,这么大个企业,修个厕所要报石油部批。放权,首先是企业产品的定价权,这就涉及价格体制改革,还有企业资金运作问题,涉及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企业资产的处置问题,涉及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围绕搞活国有企业这个中心环节,理顺政企关系,实行政企分开,从而推进相关体制的改革。后来我又到了中国企业家协会工作,跟企业家们打交道。现在回顾,当时对社保改革的重要性认识是不足的。过去实行的是企业自保,企业自保为什么能实行?因为企业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了钱国家给你补,但实行企业自负盈亏以后,亏了,退休人员的钱谁给发?医疗费到哪里报?拿不到养老金的职工就去政府闹事,有的地方演变成上万人的群体事件,这才迫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那时社会保障制度在理论界是不够重视的,巴山轮会议、莫干山会议这些载入中国改革史的重要会议上根本没人提社保问题。记得我参加一次讨论国有企业改革的座谈会,我说不建立失业保险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推进,有人说发言请不要偏离主题,会下还有议论说这人是外行吧。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后来专门写了一篇谈失业保险与国企业改革的文章,发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在政企关系方面,改革进展很大,现在进一步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有利于划清政企关系。

第三是企工关系。不能再实行计划体制下的“铁饭碗”、 “大锅饭”了,要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职工与企业的关系由上下级行政关系转变为劳动契约关系、劳动供给方和劳动需求方的劳动契约关系,改变过去国有职工进了企业门就是国家人,而且一配定终生的状况。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调查国有企业冗员占比高达20%-30%,怎么与别人竞争?这就要赋予企业用人自主权、工资自主权。当然这些自主权是在劳动法律法规框架下行使的,不得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给予劳动者集体谈判的权利,以平衡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

宋晓梧表示,现在回顾这三个关系,党企关系、政企关系、企工关系,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是我们经济建设取得高速发展的重要推进力。“但正如刚才彭主任说的,改革的难度远远超过当初人们的预期,搞了40年,国有企业改革还在路上。刚才彭主任还讲了,上世纪80年代曾设想用五年到八年改革就完成了。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曾宣布到200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就构建了,那么在这个框架之内,各个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自己去装窗户、布管线、铺地板、吊顶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设一个综合协调改革的部门,结果先后把国家体改委、国务院体改办都撤销了。当时显然是对改革的进展过于乐观了。在这方面,我完全赞成彭森主任讲的,我们只有坚定地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才能够突破现在的困局,走回头路绝对没有出路,完全照搬照抄国外的东西,实践证明也是行不通的。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以更加开放的格局,汲取世界各国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实际,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张维迎:改革为何如此漫长?改革需要理念与激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的发言,称赞王小鲁这本书,是中国40年的一部理念史,一部改革史,也是一部发展史,内容很简要,但是重大的问题都在里边,写这样一本书不容易。这40年,这三个“史”连在一块。

张维迎说,没有理念史,就没有改革史;没有改革史,也就不能有发展史。“小鲁这本书讲得很清楚,它告诉我们,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靠的就是两种力量,第一种是理念的力量,第二种是市场的力量。这也是我这几年特别强调的,我还有一本书叫《理念的力量》,另一本是《市场的逻辑》。经济学家都是讲利益,但很多变革是由理念变化引起的,有什么样的理念才有什么样的改革措施。这本书在这方面非常重要,讲了不少关于理念的故事。”

张维迎称,小鲁是有资格写观念史的,因为他本人就是理念变革的推动者,对理念的变革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首先源自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据我所知,他应该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作者之一,他的文章很早就在谈商品经济问题。其次,他自己作为《未定稿》编辑,贡献非常非常地大,《未定稿》尽管印刷量很少,但它影响了最重要的一批人,影响在思考的那些人。小鲁还是当年莫干山会议论文评审负责人,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编辑工作,包括《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体改所杂志的编辑。他为新观念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说,“我和小鲁曾经是体改所的同事,他是很低调的人,我们那时候的同事现在还坚持这么认真地做研究、做中国改革研究的不太多了。小鲁作为一个坚定的市场化改革派,一直从事经济学研究,一路走过来,很不简单。当年他的一位合作者现在是坚定的反市场派。”

张维迎表示,刚才彭主任谈到改革为什么如此漫长,他讲的故事太有意思了,有些我是第一次听到,但与我的印象一致。现在看来,当时主管改革的人一开始也很幼稚,研究改革的经济学家同样幼稚。搞像“三(年)、五(年)、八(年)”这样的改革规划,用哈耶克的话讲,就是“理性建构主义”,假定我们知道什么事该怎么做,设计这个,设计那个,然后按部就班地实施,改革就完成了,其实,我们人类没有那么多知识,很有限的知识也分散于众多的头脑中,改革只能是“干中学”的过程,一个演化的过程。以此来看,邓小平真是了不起,他知道自己的“无知”,所以就说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25周年的时候,我在体改委的会议上发言的题目就是“从制度演化来看中国经济改革”。

“价格改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张维迎回顾那段历史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我关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是1984年4月21完稿的,刚好35周年了。当时我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不到25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但回过头来再读,我当时形成的思路就是演化的思路,承认我们的无知。当时大家聚焦于调整价格,争论的是大调还是小调,以什么为依据调。国务院价格中心正在用大型计算机和投入产出表计算理论价格,期望给价格调整提供一个依据。我认为调整价格是死胡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有关需求和供给的知识,合理的价格靠计算机算不出来。你能用的资料都是过去的,即使你今天算出来是对的,过两天就变了,所以我明确说“不能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价格调整的思路行不通。那价格改革怎么办?只能改革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双轨制”逐步地放开价格管制。简单地说,双轨制就是管住计划内,放开计划外,然后再逐步地缩小计划内,最后走到市场价格体制。双轨制的意思不是“调放结合”,而是逐步地放。搞双轨制就是承认我们的无知,双轨制改革思路就是渐进式改革思路、演化思路。

——回过头来再读这篇文章,我特别感到自豪的是,这篇文章最后还讲到价格改革和企业家队伍形成的关系。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你有价格信号,没有企业家精神,价格也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认知,都能从价格信号中读出同样的信息,有一部分人比另一些人在认知市场上更有能力,他们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家队伍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使得合理的价格形成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现在明白,这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吻合。

改革比我们当初预期的要漫长得多,除了刚才讲的原因外,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当年搞改革的人或者老了或者死了。改革是一代人的事业,只有那个特殊的年代才能产生出那样一批有理念、有使命感、有担当的人,这批人从下到上、从政府外到政府内都都有,他们不畏风险,把改革当事业,而不是谋生手段。但在这个事业没完成的时候,这代人就凋谢了,陆陆续续退休了,不起作用了,有的自然不在了。刚才彭主任讲体改委后来并到计委变成发改委了,其实就是撤销了。我理解,这不是由于改革完了,而是因为你们这批人跟新的一批人不一样,用起来不得心应手,挺拧巴的。

——我的意思是从改革路径和这些人的思想来看,那一代人走了,改革就完全变了。改革不是一项按部就班的行政性工作,交给谁都行。改革需要理念,需要激情。在改革没完成的时候,搞改革的人自己完成了,改革就成为未竟的事业。

“我2011年去俄罗斯了看一下,是旅游,不是访问。我之后讲过一句话:计划经济搞了一年,消毒得两年。苏联搞了70年计划经济,没有140年改不过来。中国搞了30年计划经济,没有60年是改不过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当初把改革还是看简单了。”他说,希望小鲁的书不仅带给我们回忆,而且还能激发起我们的激情和使命感。没有激情和使命感,改革不可能成功!

张维迎多年来一直强调改革需要理念,2014年笔者专访他的时候,他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当天研讨会上,笔者问他,就这些年国内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剧的现实来看,理念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他回应称,各地发展和改革的差异,反映的正是理念的差别。

他说,从1980年代初开始,我就强调这一点。我是陕西人,记得我每次回陕西,都会听到这样的话:“我们陕西为什么穷?(因为)都让沿海把钱赚了。”这就是当时陕西人的理念。他们脑子里仍然零和博弈的强盗逻辑理念,不是正和博弈的市场逻辑理念。对市场的认知,各地的理念差异很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为什么有这些理念差异,可能更复杂。

他强调,市场的力量来自理念。市场的理念从亚当·斯密开始。在亚当·斯密之前,只要说这人干事是为了自利,一定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完全改变了这个观念。亚当·斯密之后,人们不再认为你为了自己就不道德,而且恰恰相反,我们人类的进步、财富的创造,就来自每个人为自己做事,但是“看不见的手”使得你必须为别人创造价值。我叫它“市场的逻辑”。

张维迎说他始终不太认同这样的观念:为什么现在改革难?因为既得利益者阻碍。这不符合事实。改革初期的既得利益比现在还要严重。主要还是理念问题。他认为,我们高估了既得利益者的力量,低估了理念的力量。我们这一代人,从80年代过来的,太清楚每一项改革的突破都离不开观念的变化。“比如说当时价格改革的主要障碍,主要不是既得利益问题,而是理念问题。我们是计划经济,价格怎么能让市场去定呢?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我必须先证明,只要是政府定的价格,就肯定是错的,合理的价格只能由市场决定。后来大家接受了这个观点,价格改革就好办了。”

他还提到,我们改革循序渐进,跟意识形态有关系。意识形态就是观念。那时的主导观念使得一开始根本不可能定一个长远的“市场经济”目标。我们当时80年代定的目标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这个目标衡量,改革早就完成了。但后来我们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按这个目标,改革远没有完成。我们现在的好多理念仍然不符合市场经济。

张维迎强调,今天改革的主要障碍是理念,不是什么既得利益。

苏剑:中日对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教授的发言,介绍了他之所以邀请王小鲁到北大经济学院给本科生们讲解改革四十年的个中缘由,并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模式的看法。

他说,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如果中国模式真的存在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情况已经非常完美?那还要不要进行下一步体制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苏剑认为,现在有人要把中国模式推向世界,这更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接下来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改革、向哪个方向改革的问题,因为它隐含的假定是中国模式已经很成熟且是在别的国家可以复制的。中国模式非常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政府非常强大。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是政府非常强大,那么这4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底是政府主导贡献最大,还是市场化改革贡献最大?如果是市场化改革贡献最大,那么市场化改革完成没有?如果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往下改;如果是政府主导起作用最大,或者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已经达到了最优组合,是不是这种模式就可以固定下来了?如果是这样,那就不需要继续往下改了。

“需要反思一下,这40年的历程里,如果有中国模式的话,这个模式是个啥。一边强调中国特色,一边想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别的国家,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特色太浓,就缺乏普适性,就难以复制和推广;要想有普适性,就得淡化特色。小鲁这本书《改革之路——我们的40年》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背景,希望前辈们能多写一些这样的书,把经历过的事情记录下来,让我们以及比我们还年轻的那些年轻人都更了解一些这些事情。所以这样的书确实也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

关于中国模式,苏剑担心,如果说政府主导很关键的话,以后是不是还会很关键呢?他提到自己看过的一本书《战后日本经济史》:

作者在书中分析了日本从1990年代到现在经济的疲软,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网上有人传说,日本经济如果看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是疲软的,如果看它在海外的投资,日本人在海外已经再造了一个日本。这个说法在中国社会上流传得非常广。“后来我专门查了一下数据,发现日本的GNP和GDP之间差别不大,日本可能在海外投资规模很大,但是国外也有人在日本投资,规模也很大,这两个一抵销,在海外创造的日本和在日本国内丢失的日本规模差不多一样大。所以日本经济的疲软不是假的。这本书的作者是以前日本企划厅的工作人员,从大学毕业就进入日本企划厅一直到退休都在这里工作,当然职位是越来越高。他在这本书里,谈到了日本1990年以后为什么经济会停滞下来。他说有人认为是因为广场协定,有人说是因为日本的人口问题。他则认为广场协定肯定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日本的人口问题确实有影响,但影响也不是那么关键,最关键的还是日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

“这就又引到了中国模式问题。中国的发展模式跟日本的发展模式非常相似,就是政府主导、举国体制、计划经济,日本计划经济当然没有我们这么厉害,但是它的特色也是很明显的。当时跟美国竞争的时候,日本是举国体制,这个体制在追赶的那一阶段,非常有效,下一步发展方向非常清楚,从制度、技术、发展路线都非常明白,这个情况下由政府来推动,效果非常好。等到日本经济已经接近美国的时候,日本已经走到世界科技前沿,就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来解决技术进步问题,这个时候,会发现它以前的科技体制、企业体制都已经不适应了。以前对技术进步的方向和路径都很明白,现在却不知道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举国体制,靠大企业来推动技术进步,效果就比不上美国。美国的体制中有大量的科技型小企业,而一旦到达世界科技前沿,谁也不知道下一步科技进步会发生在哪里,企业家不知道,政府不知道,甚至科学家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就需要大量的试错才能发现下一步科技进步的方向在哪里,美国有大量小企业在试错,其中有一个企业成功就都成功了,而日本是政府主导的大企业体制,就那么几家企业在试错,试错成功的概率就少了很多,而且大企业本身在科研方面的协调成本以及资金使用效率和人的使用效率比不上那些小企业。所以说到这一步,举国体制马上就出了问题,就跟人家没法比了。所以日本到这时就败下来了。”

苏剑认为,作者对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解,跟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一模一样。中国现在还要靠举国体制,中国模式如果以前是有效的话,在国家经济已经进入新阶段的时候,还是不是能够继续有效下去?如果没有效,中国模式就不成立。所以接下来还是觉得中国要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给小企业,尤其是民营的、小的科技型企业,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和试错空间。这不仅是企业需要的东西,也是整个中国宏观经济需要的东西。

两本书的背景

四十年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改变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近14亿中国人的命运,也因此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事件,非常值得详细记录和深入研究。据研讨会主办方介绍,经济学家王小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参与了多方面的改革研究,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目睹了改革开放多方面的进展。《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是王小鲁从改革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视角,对四十年改革开放做出的总体回顾和梳理,并依据大量事实和数据分析说明中国为什么走上改革之路,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遭遇了哪些阻力,遗留了哪些问题。书中分不同时期回顾了农村家庭经营、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特区和沿海开放、国企改革、价格双轨制改革、财税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住房改革、社保体系建立、加入WTO、推进城镇化发展、反腐等一系列改革历程,分析了这些改革发挥的作用,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变迁的历史画面。

研讨会主办方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作为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最新课题成果,旨在对过去一个时期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各省份)市场化改革进展的总体情况和不同方面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价;发现进步,找出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评价不同方面的得失,衡量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为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为决策和改善政府工作提供参考,为学术研究提供数据,为企业经营者、投资者和广大读者提供背景情况。

据介绍,中国市场化指数课题从2000年开始进行,至今已经持续了19年。到上一个报告(2016年报告)为止,已出版了7个报告,报告系统地分析和评价了全国各省份的市场化相对进程。本报告是该课题的第8个研究报告。

另据了解,“中国市场化指数”由五个方面指数组成,分别反映市场化的某个特定方面。它们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为了全面反映市场化各个方面的变化,每个方面指数由若干分项指数组成,有些分项指数下面还设有二级分项指数。报告中称最低一级的分项指数为基础指数。本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体系由18项基础指数构成。为了保持市场化指数的客观性,基础指数的计算全部基于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或企业调查数据,不采用由少数专家根据主观评价打分的方法,并尽量避免采用不可靠的数据。

主办方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得出三个结论:1.中国市场化进展2008年以后有所放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值得关注。2.浙江市场化评分超过上海跃居第一,北京从第五降至第七。3.全国市场化程度仍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地区发展进程较快,东北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作者曾为《中国改革》杂志副主编,现为《华夏时报》编委、总编助理、国际评论及文化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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