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未来20年国际关系趋势及中国的应对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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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若出现了真正的危机，一定是内部的麻烦无法收拾所致，是解决危机的努力落后于危机扩散的速度所致，是诸如政治腐败现象达到完全不能抑制的程度、各阶层的贫富悬殊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政治共识、国内民族矛盾急剧扩大等恶性事态所致，是这些事态面前外部势力插手干涉加剧危机、国内又没有统一有力的统筹应对所致。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的成功与失败，均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作为，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全面改革与制度建设的成效。

　　◎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及国家利益的保障，不仅来自于中国经济贸易的对外扩展力，更来自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性，且进步性与安全性成正比联系。

　　从现在起往未来一段时间看，比如15年到20年这样一个中长期范围，国际关系和制度会朝什么方向演变？新旧国际力量的较量能否延续冷战结束后的势头与轨迹？尤其随着所谓“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一批非西方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变换有哪些看点或追踪的线索？

　　在预判未来国际格局与世界政治演化趋势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事实上，恰恰是那些非常规、不对称、无法确定的因素，经常构成当今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中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主题，变成了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某种“常态”。

　　国际制度存在网络化趋势

　　首先可以预判的是，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

　　冷战结束、两极对抗消失之后的最近二十年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而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

　　例如，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先有“京都议定书”，后有“哥本哈根进程”的强力推进；在海洋国际关系领域，世人见证了被称作“海洋大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看到它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制约；在国际政治和人权领域，产生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潜移默化地约束着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进程。

　　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更加细密、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越来越多介入，提出了有关食品安全的指导性意见(被广泛称作全球食品安全“新指南”)；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已经而且可能更多地对于主权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展调查和提出指控，假使后者被认为实施严重的犯罪方针的话；在国际水域，类似《防止海洋油污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议定书》的国际法，对于规范全球船舶业的环保态度和措施，正在发生日益增大的约束力。

　　虽然少数大国一直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各种国际制度和组织内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制度与组织的效能，然而总体上判断，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比如从传统的高政治领域扩展至低政治范围)，执行力度特别是履约强度可能逐步提高，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和各国民众的生活均将产生更加深刻持续的影响。

　　新旧交替矛盾加剧

　　第二个趋势是，国际制度改革提速、新旧交替矛盾加剧，争取话语权的博弈更加复杂多样。

　　就国际制度的演变而言，未来中长期时段内，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凭借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包括打压非西方竞争者，以避免主导权旁落。考虑到传统与新兴国家实际存在的各种差距，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

　　其二，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这些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中东欧的波兰、西亚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贸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间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另一种出现几率相当大的方式，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它决策份额，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有形无形制约着世界范围各式民族主义、“文明间冲突”、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军事优先性下降

　　第三个趋势是，国际关系中，经贸、外交、法律的作用增强，军事的优先性有所下降。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主要国际制度诞生和作用的世纪。针对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重大局部战争的严重后果，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关注的首要事项，与此相应国家间军事关系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优先位置。

　　综合分析，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在上述逻辑继续有效的同时，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令国际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过程呈现多元、非线性的新特点。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改变，N 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已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

　　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各国经贸和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无形中加大了各国尤其是主要国家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

　　再次，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制度乃至总体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趋势是，各种军事霸权、政治威权、外交强权虽然没有消失，某些时候甚至强势显现，但它们受到的有形无形的约束在增多，优先性和权重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法制的重要性得到更大重视(如遵约程度的提高、国际法的相对增强、国际法的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前者的声音逐渐放大，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整体的社会力在国际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上升。

　　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

　　然而在上述趋势之外，国际关系的调整还面临几个不确定因素。例如：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文明间的冲突”，究竟朝着更加剧烈的方向演进，还是逐渐衰减及至相反方向？

　　在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冲突与矛盾的主要因素发生了重大改变：拥有强大综合实力和技术优势、主导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欧美各国，与占据重要地理和资源区位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在涉及国际军事、能源、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激发出各种极端思想、企图和势力。

　　如果说巴以矛盾为核心的中东和平问题，好似全球冲突局势的睛雨表；那么美国及其盟友与所谓“伊斯兰反美阵线”(包括伊朗这样的国家政权、哈马斯这样的势力和“基地”组织这样的游击队)之间的较量，则决定着国际范围热点冲突的基本走向。大体上可以判断，当今国际冲突和热点的五成三发生在这两大系统之间，而主要地点是在从北非到西亚中东到中亚乃至东南亚连为一体的“伊斯兰弧带”上面。

　　美国布什主义所折射的“新十字军东征”指向，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在新时代称霸全球的主要方略之一，是用欧美现代体系为坐标并且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力促十字路口的伊斯兰文明体系朝着前者期待的方向转型。反过来，伊斯兰反西方阵营用同样强硬甚至更加极端的方式(如恐怖主义)，对抗西方的改造企图和打压政策，包括对内部的温和亲西方政权及势力进行反制，以及在世界其它地方结盟反美力量、形成松散的统一战线；这些努力又与传统的西方左派激进思潮、反帝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力量形成复杂的认同与合作，加上西方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和社会矛盾引发的批判与抵制浪潮，构成今后相当长时期国际政治的一种重大紧张之源。

　　然而，在断定其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很难对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演化做出方向性的预测。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关系极其重大紧要，带有全局性的引导意味，决定着诸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联合国安理会的偏好、北约的战略调整和美国军事学说的再定位等等重大事态，影响着国际制度建构的整体氛围和国际力量斗争的基本格局。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对抗

　　第二个不确定因素是，全球化进程与各种民族主义如何对冲和此消彼长，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还是相互抵消？

　　自20世纪后期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态势冲向世界各个角落。它所带来的变化显然产生了某种“政治外溢”效应，即弱化了传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形态，不断缩小着主权政府权力行使的空间与合法性，从不同方向对各种民族主义思想理论与政策偏好形成约束。然而，另一方面，在很多地区，多数主权国家不仅没有朝着消亡的方向演进，反而增强了干预的力度与方式，比如国家政权赖以生存和行使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学说(经常冠以“爱国主义”的名称或色彩)，不断被有意识地更新、充实，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与偏好。

　　“民族视角”与“本土化”的各种要求，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那些成长最快、按道理说对全球化最有好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区域。在各国，各种保守势力和传统思想，更是对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大加鞭挞，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政策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心理基础。在世界范围也不难发现，愈是经济发达和开放的地区，各种反主流的N GO和新社会运动愈是活跃，它们对于全球自由贸易造成的分化、市场逐利引发的恶性竞争、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少数族裔的边缘化以及主要大国和跨国公司垄断政治经济权力的现象深恶痛绝，提出了指向相反的各种诉求，这些诉求从一定程度加强了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力。

　　不妨说，在我们所处的新世纪初叶，见证的是一种反向、双轨的运动，即跨国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民族主义作为核心的反全球化的浪潮。现在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复杂较量造成的结局可能大相径庭：如果全球化持续发展甚至走强，也就是说二战后一直起作用的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依然基本主导世界发展进程，现有的国际组织与规范将继续扩展，非西方力量的取代将漫长艰难；假使反全球化运动和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某个时期或通过某些事件占据上风，哪怕是暂时和局部，也可能使各种重大国际安排与决策过程发生重大改变。

　　民主和集权的较量

　　第三个不确定因素是：民主与集权的较量如何持续，它们对于全球制度和组织有何后果？

　　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些年间，我们见到了全球范围内民主与集权的双重变奏：一方面，在俄罗斯、东欧、非洲、亚洲、拉美等地区出现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旧的专制或集权方式被抛弃，多党制、议会民主、投票选举等等西式民主形式受到推崇，民主化作为全球市场自由化的某种副产品和催生物得到更加迅速的扩展，民主的政治合法性和目标取向有了更多拉升。

　　另一方面，随着民主化进程出现的各种紊乱却是民主的鼓吹者、推广者始料不及，几乎所有被民主化浪潮席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样那样的转型“阵痛”与政治麻烦；各国对此反思与批评的同时，也在思索民主的实现方式，尝试适合本地区的道路与做法，包括以某种集权的手段、在特定的时期与领域、推进民生与民主的多重目标(早期有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所谓新权威主义政体，新近有以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一批中大国家为突出体现的转型模式)。

　　从另一个方向观察，在传统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地，由于金融危机等经济停滞、政客欺骗或软弱导致的政治混乱和低效率等等所谓“民主赤字”现象的大量出现，也从侧面助长了非西方世界对欧美民主模式的疑虑和对新权威主义政治转轨道路的好奇(乃至仿效)。人们看到，对于民主的目标价值与当下作用，实现民主的路径与手段，政府与国家的“有为”与“无为”，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利弊得失等等，存在着大相径庭的分析预测；对于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辩，不仅是学术理论和媒体大众的兴趣，也折射出世界政治现实行进的曲折难料。

　　民主与集权的上述复杂矛盾与不确定性，必然反映到国际制度的改革与演变上面。拿目前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二十国集团”(G 20)来说，世人尽管能够见到它相对于“八国集团”(G 8)之重要性的上升，预见它在金融领域及整个世界经济危机防范方面发挥的更大作用，却很难判别下面的问题———它究竟代表着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趋势(对西方垄断地位的某种修正或取代)，还是新形势下世界主要大国掌管经济事务的一种新形态？从“十二国集团”自身的决策过程分析，它未来仅仅是“八国集团”(经常被称作“富人俱乐部”)传统磋商模式的某种扩大，还是朝着联合国安理会那种比较紧密而有效的机制演化，或者是适应新兴大国的崛起产生一系列“树状”(多元且分层、功能切割但互补)的更加复杂和制衡的决策过程(类似欧盟的政治过程)？

　　“二十国集团”对于全球化、多极化、国际关系的平衡稳定起什么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它内部的民主化或集权化走势，决定于它如何处置本身追求更高效能或更大代表性之间的矛盾，而这些重要线索并不是现在能够断定和梳理清楚的。

　　中国的应对之道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不仅处于现今国际体系的边缘，而且选择了“造反者”的基本方针和态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活跃，内涵也更加具有互利共赢的建设性。总体而言，到20世纪末期，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经济全球化推进和国际制度影响扩大的重要动力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从最近四五年起的中国的发展益发引人注目，综合国力等硬实力大幅提升，外交与国际战略方面也更加得心应手。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世博会的顺利召开等等，象征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被公认为世界范围内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和力量体现的主要代表；各种国际机制和规范的作用发挥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甚至被广泛认定要从“主要受援国”的位置转向“重大资助方”或“决策者”的方位。

　　客观地分析，虽然多数中国人并未承认这种所谓“全球定价人”、“主要责任方”或“供货商”的新定位，外部世界特别是主要国际制度决策圈内对此却有相当广泛的共识与议事安排。在所有这些关乎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重大国际制度的修改与推进中间，中国的地位与角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管是有诚意的邀请还是居心不良的压力。

　　今天，可以说，下述判断毫不夸张：缺少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参与，缺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赞同，没有这个新兴大国的政治意愿和安全保证，相关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便失去了意义，其最终决议与安排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都会大打折扣。

　　从中长期时段预测，在不发生主要大国全面对抗的前提下，只要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保持可持续性，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或突发事件能阻挡上述趋势；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中国将成为各种主要国际组织与规章制度实现变革、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因与变量之一。

　　对于中国来讲，主要威胁不在外部，而在自身的隐患。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将一个真正强大、团结进步的中国击垮；它们至多是以防范、围堵或结盟、制裁的方式，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而不可能像对待一个中小国家对手那样彻底击倒中国巨人。中国若出现了真正的危机，一定是内部的麻烦无法收拾所致，是解决危机的努力落后于危机扩散的速度所致，是诸如政治腐败现象达到完全不能抑制的程度、各阶层的贫富悬殊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政治共识、国内民族矛盾急剧扩大等恶性事态所致，是这些事态面前外部势力插手干涉加剧危机、国内又没有统一有力的统筹应对所致。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及国家利益的保障，不仅来自于中国经济贸易的对外扩展力，更来自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性；安全性与进步性成正比联系。总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的成功与失败，均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作为，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全面改革与制度建设的成效。

麦克道尔：应对人民币升值，美国需要耐心而非威胁

来源：中国改革网[201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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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从来不会基于美国政治家的威胁来制定本国的货币政策。相反，中国总是把货币的稳定和有序看得高于一切。别搞错了，人民币在未来一定会升值。但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依靠美国议会或总统同中国谈谈不可能使人民币升值，而只会导致美国同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出现对抗。人民币未来一定会升值是因为对人民币进行重估调整符合中国的利益，考虑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担心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

　　美国经济只要一下滑，中国被低估的人民币总会受到指责。过去十年的美国政治剧本里没有几页能比这一剧情更富有韧性了。在过去一年不断受到来自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政府不成功的纠缠后，中国于上个月宣布将不再盯住美元而实行一种更富弹性的汇率制度。现在当纸面上的新“浮动”体制实行一个月后，美国政治家们开始不满足于人民币对美元微不足道的升值，再次呼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但是发生在最近的两个事例告诉人们，在处理中国货币问题上耐心胜过恫吓。

　　在21世纪前十年的早期人民币被中国刻意低估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政治议题。基本的论据到了今天仍如此，人为保持弱势的人民币扮演了对中国商品提供贸易补贴的角色，使得它们在美国和全球市场更有竞争力。随着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外流，对于急于给选民提供指责对象的美国政治家，人民币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除此之外，美国政治家认为这种货币扭曲导致全球经济明显失衡。一些国家如美国持续出现巨额贸易赤字，而像中国一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获得了巨额贸易盈余，并将贸易盈余带来的储备货币再贷回赤字经济体。

　　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6月19日宣布允许人民币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在此之前将近两年内人民币一直盯住美元。公告之后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不到1%。虽然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已提到中国仍将对人民币汇率实行严格管理并且不论其他因素如何人民币将缓慢升值，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仍对升值幅度过小感到愤怒。目前众议院的部分成员已讨论用立法方式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以便为贸易制裁铺平道路，并计划在九月份就此问题召开听证会。

　　不幸的是，这种为博得选民喝彩的卖弄对中国汇率政策影响甚微。事实上，美国国会应明智地仿效财政部的做法，在最新一期关于汇率政策的报告中美国财政部已停止对中国使用“操纵”字眼。上一次中国面临美国对其汇率政策如此严重的批评是在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个任期。那时中国同样在事实上盯住美元，美国指控这种盯住政策使得人民币被低估。约翰·W. 斯诺在成为小布什政府新财政部长之后不久，就把攻击人民币确定为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部分。在超过两年时间里，斯诺很少错过每一次就此议题与中国对话的机会。两年里斯诺的话语对中国政策制定者毫无影响。

　　到了2005年5月当美国国会发誓对中国实施惩罚性措施时，斯诺对外宣布他的内部信息显示中国正打算实施一项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他督促国会更有耐心，给他们的贸易伙伴多一点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放弃盯住汇率体制开始允许人民币浮动。那次之后立刻发生的事正是对今天所发生一切的映照。

　　截止2005年9月人民币仅升值了微不足道的2个百分点，这并不能让美国政策制定者满意。耐心耗尽的议员们开始呼吁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并在国会启动了两个反中国的议案。尽管面临这些威胁，中国继续让本国货币缓慢而有序地升值。正如其它地方已提及的，人民币在2005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后的最初12月内对美元仅升值了3.5%。但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加速升值，三年下来共升值了高达21%。

　　如果不是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上述升值过程也许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当国际金融环境在2008年恶化后，中国重新实行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政策，并宣称在如此不确定的时代中国应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为明显处于不稳定中的全球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当然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并不把中国的话当回事，认为这不过是中国为了掩盖其保持出口竞争力的真实动机而说的假话。但最近的历史再一次显示，中国的动机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邪恶。

　　虽然在当前反人民币的气候下几乎没人提到，事实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东亚国家正在应对上世纪最后一次主要金融危机时，中国在人民币似乎已被高估的情况下很好地抵制了人民币贬值。当中国在本地区的邻国货币被迫贬值时，它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事实上弱化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那时美国高度赞赏中国的这一举动。但显然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记忆力都很短暂。

　　正如这些事例所表明的，中国从来不会基于美国政治家的威胁来制定本国的货币政策。相反，中国总是把货币的稳定和有序看得高于一切。别搞错了，人民币在未来一定会升值。但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依靠美国议会或总统同中国谈谈不可能使人民币升值，而只会导致美国同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出现对抗。人民币未来一定会升值是因为对人民币进行重估调整符合中国的利益，考虑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担心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

　　在人民币问题上用言语威胁中国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可信的经济成果。但现在美国政策制定者或许又想对这个问题开火了。原因在于一旦人民币最终升值，他们到时又得为美国不幸的经济困境寻找新的替罪羊。

  【本文原载于《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原文阅读请点击这里，作者丹尼尔·麦克道尔是弗吉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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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的另一条道路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4期　　

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发展成就归因于城市中心区的现代化建设。然而，对于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乡镇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努力功不可没。在经历了农村消费增长率因收入的低速增长而萎靡不振后，重振乡镇企业，发挥农民企业家精神，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内需，或许是当代中国的另一条可行之路。

      有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当前日益紧张的中美贸易摩擦和汇率问题可以通过北京和华盛顿的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来解决。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最有可能存在于距北京千里之外的地方——如座落在湖南、四川和广西等农业大省（或自治区）的那些散落的村庄和小城镇。

　　不可否认，对于这场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它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太过松懈，致使其过度地操作了金融杠杆。不过，此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全球经济不平衡，例如有些国家消费太多，而其他国家消费太少，中国便是后一类国家中最大的国家。只要能使国内的消费与生产相匹配，哪怕是采取一点点举措，都会减少该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恢复世界经济秩序。

　　中国应该从何处着手进行调整呢？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把目光放在了上海及其他出口能力很强的城市上。这些经济学家没有重视中国的农村地区，在他们看来，农村只是城市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而已。在造访上海或北京时，人们惊讶于那里宏伟的新机场、成片的摩天大楼（很多是政府投资建造的），于是他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发展就是靠这些举措而造就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经济学家从来不会把中国农村视为经济活力的源泉。

　　他们只说对了一半。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增加幅度和消费水平都很低。但是，如果认为农村缺乏经济活力，那就错了。事实上，中国经济是在三十年前从一些最落后的地区开始振兴起来的。曾几何时，在十多年时间里，几千万家民营企业在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带来了强劲而稳定的发展浪潮。要想解决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方法之一便是鼓励中国领导人把在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已经衰败的乡镇企业重新盘活起来。

　　有一组统计数字显示了沿海城市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国农村人口有7亿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然而，他们在中国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3。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相反，农村消费在过去20年间的年增长率仅为3%—5%。这就是说，很多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国外）被消费掉了。

　　我说20年而不说30年是有原因的。实际上，农村消费在经济改革的第一个1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增长得非常快，与GDP增长水平相当，甚至超出了GDP的增长水平。在那个10年里，中国达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消费高潮。

　　那么，此时与彼时的差异是什么呢？那就是乡镇企业。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市场经济改革，于是，20世纪80年代内地的企业充满了活力，中国国内消费也迅速增长。由此收到了双重效果。一方面，给广大农村群众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他们的收入有了增加，从而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增加，这让企业家们把目光转向了他们。制造业和服务业最为景气，其产品不仅被卖给了农村消费者，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被销往比较富裕的城市地区。

　　很多新兴企业在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不适合出口的生产异军突起，生产的是不适合远销的商品和服务。让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更符合国际标准——从目前占GDP的40%提高到60%——不仅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还会减少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在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农产品贸易可以繁荣昌盛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那时来自边远地区的企业家更容易在城市摆摊设店。现在，由于对注册和许可证控制得很严，中国的城市都拥有大型购物中心（其中很多都是空的），这些城市大都没有了熙熙攘攘的小集市，而这些小集市在20世纪80年代满大街都是。

　　多数人把企业家精神与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联系起来——孤胆英雄，白手起家（通常在车库里开始创业），通过技术创新，逐渐将企业做大。不过，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贫困的国家车库不多，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汽车。这些国家有很多穷人，他们既不会很快成为高新技术的大生产商，也不会成为其消费大户。问题是，如何增加收入，创造就业岗位。此时，什么也抵不上低端服务业，而这恰恰是乡镇企业的发迹领域。

　　毫不夸张的说，中国乡镇企业的现代史是由农民书写的。他们单枪匹马地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发展奇迹，而在当时，闯入商业部门和市场经济还冒着非常大的意识形态风险。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城市的私营部门中，农民企业家占到了30%—50%。今天，这个比例小了很多，因为他们让位给了零售业和房地产领域的新的企业家群体。不过，农村商业投资仍然具有创造就业机会的巨大潜力，因为发达经济体还没有从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这是中国领导人目前在制定政策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我听到过很多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的故事，其中最受鼓舞的一个故事的主人翁叫做年广久。1982年，年广久通过卖一种带有独特风味的产品而大获成功，他还给这个产品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品牌）——“傻子瓜子”，也就是腌渍的熟葵花籽，中国人买来做零食吃。这是一个典型的不适合出口的商品——为符合中国人口味而生产，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年广久是东部贫困省份安徽省的一位农民，他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这可以反映在他给其企业所起的名字上。不过，到了1986年，他已经把瓜子卖到了中国的很多大城市里，获得的收益足以让他的企业跻身中国私企的前10%。

　　在中国，很多重要的生产性企业都位于落后的农业省份，如广东和湖南。第一批本土设计并打入西方市场的汽车不是来自上海，而是来自年广久的家乡，同时也是为国内市场生产小轿车的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所在地安徽省。中国最大的食品加工与农业综合企业希望集团位于内陆省份四川，这家企业是大米、小麦及其他农作物的最大加工商。成立希望集团的四兄弟最初是鹌鹑蛋供应商，他们获得了在当时被十分看重的城市户口，但他们还是回到了四川农村，去寻求更多的经济自由。

　　在中国的所有省份中，浙江省是企业家活动的真正中心。20世纪70年代，浙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省份。20世纪70年代末，该省总人口为3750万，其中农业人口就有3220万。今天，浙江省拥有中国最成功的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以及最大的汽车配件供应商——万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南部的浙江省拥有中国最大民营企业的半壁江山。由于浙江省的发展动力来自大量的小企业主，大部分收益流到了当地居民的手里，这就创造了更多的消费。在过去的20年里，浙江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比周边的沿海省份都要高。

　　浙江及其他偏远省份的经验表明，对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进行投资有多么重要。我在研究中发现，第一代农民企业家受教育的程度远高于不是企业家的同龄人。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接受初中或者高中教育仍然很稀罕，不过，很多早期的企业家都达到了这种教育水平。20世纪60、70年代，尽管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政策并不出色，但是政府却动用了大量的资源来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和健康状况。显然，这些投资没有推动当时的经济增长，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它们的经济结果显现了出来。

　　现在，我们来把中国与印度（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另一支重要力量）进行一下对比。早在1965年，中国居民的基础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都高于印度。这也许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如此多中国农民成为企业家而鲜有印度农民即便是现在也没有成为企业家的最主要原因。学术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推动因素。这是中国优于印度的真正优势所在。

　　中国农村经济腾飞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改革。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读是：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化的结果。事实上，国内自由化（domestic liberalization）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泛泛地用全球化来描述中国在1978年开始推行的改革是不准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改革之初所实行的地方化改革非常出色。

　　20世纪80年代，占总人口80%之多的中国农村成为改革（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的发源地。民间融资是被允许的，一些非正规金融机构也被合法化了，这使得民营企业能够得到短期贷款，融到正规融资渠道之外的股权资本。几乎就在默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在孟加拉国发动“小额贷款”项目的时候，中国也拉开了中国式金融创新的序幕。乡镇企业在像浙江省这样的地方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这种现象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心城市？原因很简单：一直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的自由度要大于城市，因而它们把握新机遇的速度更快。

　　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出口大国，同时也是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成就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在减贫方面，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上述两个方面。人们往往注意到，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已经减少了2亿贫困人口，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其中多半人口是在农村改革最初的几年里脱贫的，这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和陈绍华经过仔细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

　　对于规模较小的国家来说，外贸因素的影响很大。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来说，内需的推动作用可能更为重要。20世纪80年代初，走在改革前列的是两个内陆省份，一个是安徽省，对西方人来说，这个地方闻所未闻；另一个是四川省，它的出名跟川菜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两个省份里，农民自发地进行了改革。如果说这两个省和中央的高层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他们允许农民自己决定做什么，怎么做。这两个省的经验为其他地方的企业家如何获得成功提供了先例——他们需要有自主决策的权力，同时，他们要对现有政策保持稳定抱有信心。

　　改革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便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中国很有名，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这些企业给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动力，从而减少了贫困人口，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绝大多数的乡镇企业都是由民营企业家来经营的，它们主要生产水泥、化肥等产品。在其他国家，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都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城市中心区，中国的情况与它们不同，人们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创办生产性乡镇企业，给很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随着人们从低附加值的农业部门向高附加值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他们的收入得以快速地增加，且不必承受搬到陌生的且常常不友好的城市中心区给他们带来的烦恼。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大多数农村人来说，中国充满着希望。可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再回到那个生产瓜子的商人年广久身上。1989年9月，他因“盗窃国家财产罪”而被捕。这项指控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企业是他自己的。结果中级法院推翻了这个裁决，但以“流氓罪”判处了他三年徒刑。

　　年广久的命运表明中国农民企业家面临着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1989年后，中国加强了对私营部门的管制。信贷收缩了，因而农村的私营部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93年初，但领导层随后把政策重心从农村地区转移了出去。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亲城市的战略偏好出现了。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流往中国农村的金融资源锐减。很多给农民企业家提供关键的创业资金的非正规金融业务被叫停，因为他们的非正规的融资形式（如从家族成员和非正式团体贷款）被视为非法。我的研究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能够得到贷款的农村家庭的比例减少了一半多，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急速放缓。

　　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形成了他们对中国的一般性认识。他们看到，沿海城市积极争取外商直接投资，并加快了建设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步伐。1999年，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让步，结束了与美国长达13年的僵持局面。在这些学者看来，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全球化已经来到了中国，它加快了中国致富的步伐。

　　然而，很多评论家都没有问及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收入这么低的国家的政府从哪里得到钱来支持如此浩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答案是：中国农村。20世纪90年代，一幢幢摩天大楼在北京和上海拔地而起，而农村的收入增长率却在下降。低收入增长率造成了低消费增长率。在整个90年代，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40%—45%之间徘徊，不过从2000年开始下降，从46%降到目前的35%（在其他多数国家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通常介于60%—70%之间）。把生产高高置于消费之上的经济不平衡的状况由此开始，应该补充一句，这一消费是由美国人在信贷泡沫的刺激下过度消费产生的需求带动起来的。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以及所有关于操纵汇率的指控及反指控基本上都是如此之低的消费/生产比率造成的。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居民境况如何呢？不如人意。他们的收入增长率急剧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7%—8%下降到90年代的4%左右。与此同时，国家对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进行的额外收费增加，从而加重了家庭负担，降低了他们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对中国农民来说，改善物质生活的道路一直是畅通的，那就是到沿海城市的工厂打工。很多人走了这条路。毫无疑问，城市中心区的收入比在老家种地的收入高很多。但民工潮拉下了城市的工资水平。在广东省，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率只相当于GDP的1/3左右。缓慢的工资增长速度意味着，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中产阶级不同，中国的农民工无力消费多少自己生产的产品。然而，过剩的产品必须找到市场。结果，中国变成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在经济领域，很少有一个政策工具能够解决多个问题。在中国，这样的政策选择掌握在领导人手里。为了降低出口依存度，实现更加公平的增长，并提高经济效率，中国领导人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农村经济政策。中国的政策精英们仍然受到集体决策传统的影响，认为农村居民只适合贡献劳动力，而不适合贡献我们通常与企业家精神联系到一起的产品和过程创新。

　　在《另一条道路：第三世界的无形革命》（1989）这本有巨大影响的著作里（这本书赋予我以灵感，给这篇文章起了现在这个名字），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展现了发展中国家解放草根企业家精神所显示出来的土地和资产改革的力量。在中国，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证据，表明2003年胡锦涛主席上任以来领导集体终于开始重视这些现象了。一些旧政策被废除，适度的土地和金融改革已经启动，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了进一步取消禁止农村人口流动的居住限制。这些变化的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中国要想重现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奇迹，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执行这些政策。有一个最可信的证据表明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生产商开始感到工资上涨的压力。这很重要，因为这表明他们现在必须与趋于复兴的内陆农村企业争夺工人。这是个好兆头，预示着中国要努力重新平衡自己的经济，快速转向靠国内收入和消费支撑的发展模式。

　　对美国来说，协助中国进行这次转型要比一味地指责它的汇率政策更为有益。由于中国一直在推行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所以说，它对这类变化是不陌生的。此外，它还能从美国在创办小企业管理局、为企业家提供各类信贷担保项目的经验中学到不少东西。美国不要以人权和政治权利为由，给自由和个人选择寻找借口，因为这会在文化上引起歧义和纷争。美国可以在经济框架内进行讨论，强调它自己在为企业家营造自由良好的环境方面取得的成功。美国乐于看见中国转型成功，这也是几亿普通中国人以及所有生活上与全球经济秩序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愿望。

附：

　　给《威尔逊季刊》编辑的信

　　——对黄亚生的《中国的另一条道路》的评论

　　杨可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英国杜伦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受到赫尔南多·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第三世界的无形革命》一书的启示，黄亚生看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条由大城市的大企业主导，另一条由农村的草根企业家开创。他呼吁中国领导人要振兴20世纪80年代快速发展的农民企业家精神，因为这种振兴会拉动广大人民的消费，进而扭转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企业家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快速发展是有条件的：（1）农民，特别是贫困省份的农民，对过上较好的物质生活具有非常强烈的愿望；（2）几乎所有东西都严重匮乏；（3）资源和劳动力廉价，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保护；（4）地方政治家执行不同的政策，制度环境处于转型期。

　　下面的观点也许有助于读者对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1）20世纪80年代，草根的企业家精神在城乡都得到了发展；（2）20世纪80年代，新企业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家受到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歧视和刁难；（3）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又经历了一个全盛期，很多较大的企业被联合起来，被创办起来；（4）尽管规章制度（“注册规则和限制性条款”）可能被官员滥用，但在明晰所有权、减少竞争中存在的不公平或不负责的行为方面，如贿赂官员、破坏环境、剥削廉价劳动力等方面，这些规章制度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中国领导人比谁都更清楚，地方的企业家精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办法。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民企业家走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道路，不过，我们也许需要仔细思考一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是否还要走同一条道路。

　　（作者：黄亚生，国际管理学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中国经济与商业国际项目教授。编译者：王哲，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潘毅：中国新工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来源：1510[2010-08-22]　

写给编辑

　　2008年元旦，北京已是寒气袭人，轰隆隆忙活大半年的工地大多已经停工。京郊一处简陋的工棚中，五十出头的建筑工人老徐却仍在焦急地等待着包工头发工资。当我们在寒冷中围拢着他的时候,老徐打开记工本,上面清楚地记载着他过去280天的辛苦工作，活儿一天都没有停，而工资一天也没有发过。远在深圳打工的年轻妻子一天一个电话，询问他回乡的消息。夫妻俩约好，只要老徐拿到工资，就同时从祖国的南北出发，在湖北老家的火车站汇合。

　　能够来到北京打工，为首都建设做贡献，老徐感到非常骄傲。现在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尽快拿到工钱，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去奥运场馆外转一转，了结自己的夙愿。然而，包工头一天推一天，老徐等了十多天还是没有拿到工资。无奈之下，老徐只好失望地离开北京，回到他的农村老家。

　　老徐是个好熟悉的人，他的故事让我们习以为常，两年来，我们在北京的工地上遇到不下几百个象老徐一样的打工者。可老徐的故事又好象带点底层不应该有的浪漫，比他年轻十年的妻子在祖国的南方等待着他，一年一度的相聚，使老徐又思念又焦急，让我们对底层的故事放出内心的微笑，但与此同时又倍感辛酸。

　　大工地上的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在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上，有千千万万像老徐这样的农民工，他们建设了北京、上海这样让世界瞩目的国际都市，创造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让很多中国人都陶醉在大国崛起的梦幻中。200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表示，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目前的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其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1/3。轰隆隆的大工地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近年来，建筑业连同房地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2008年为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0%。在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城市空间成为展现国家和资本力量的舞台。一幢幢堪称世界之最的大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日新月异。以我们身在的北京为例，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城区规模从三环路扩张到五环路，并正在朝建设中的六环路膨胀，所有这些，都经常被看作是21世纪文明社会到来的象征。

　　当我们陶醉于五光十色的城市面貌，叹服于资本改变世界的魔力时，不经意间会遭遇这样一群人：他们带着黄色安全帽，穿着破烂的衣服，扛着铁锹，满脸的汗水和尘土……他们是都市的建造者，又被建造出来的都市所遗弃。游走于繁华的都市与轰鸣的工地之间，高度文明社会的面纱瞬间脱落，这些被遗弃的建筑工人带我们回到冷酷的现实。

　　根据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3901.1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在这个目前公认的最脏最累且具有高危险性的行业中，绝大部分建筑工人至今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只能依附于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忍受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没有保险，缺乏安全防护措施，超长超强度的劳动，吃住条件极差，随意克扣工资，甚至有时候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血汗钱都拿不到。他们俨然成为21世纪的新形态的“包身工”。

　　这样的一批人，日复一日地工作在城市建设的最前线，而又生活在城市文明的最边缘。城市文明的两面性及其背后的发展的吊诡，引发了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带领我们走进建筑业农民工大军的生活世界。在将近两年的田野研究中，在“参与式行动研究”过程中，我们与建筑工人一起，体验着他们的焦虑、义愤、无奈甚至绝望的心情。不同的年龄、籍贯、工种、性别、民族、技术水平，以及每个人鲜明的个性特征，构成了这个群体的复杂性，但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建筑行业的包工制度下，他们却遭遇了共同的命运。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老徐悄悄地离开北京，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下中国的现实。像老徐这样年龄的人，伴随着新中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他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他的经历折射出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声称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被迫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市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成就了“亚洲四小龙”阶段性的崛起。1 当此之时，中国国家政策也开始急剧转向。新领导班子“拨乱反正”，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迫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引发社会精英集团对中国球籍问题的热烈讨论。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

　　然而吊诡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信奉市场力量，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依靠国家这支“有形的手”推行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到了极限，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包产到户的改革原本是为了解放农村的生产力，结果却把农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一步步逼进城市。

　　1980年代初，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则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发展民营经济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开始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种具有资本积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农村与城市的改革，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分割更为严重。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另一方面国家依然维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壁垒，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农民工”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向工人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

　　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地产商的财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的注脚。

　　城市主义与消费革命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精美的城市。2004年统计的全世界最高的十大建筑，中国大陆以上海金茂大厦、广东中信广场、深圳地王大厦占据三席。据最新报道，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与金茂大厦比邻而建，争锋世界之最。今天的北京、上海已经实现了和世界接轨，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宽阔的马路、闪烁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处处展现着现代都市无尽的繁华与活力。鸟巢、水立方、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这些充满现代和后现代元素的建筑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将人们带进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一个消费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

　　在消费社会里，人的欲望得到空前的激发。消费是现代资本循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理论为人们的欲望合法化，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改革年代，消费因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鼓励消费”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因为与国家和资本内在利益的契合，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成为事实上的新意识形态，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推动力。大众传媒将消费社会的海市蜃楼景观覆盖到每一个偏远的角落，建构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借助电视、电影等强力媒体，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迅速突破地域、城乡乃至阶层界限，成为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的典范。消费主义已经不再单单是城市人的事情，农民也被吸纳到到这场消费革命大潮之中。

　　在社会精英看来，城市代表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代表，成为落后与原始的象征。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开始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意义，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这一逻辑下，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进一步加剧了，在经济差距之上具有了文明差距的含义。追求城市生活就是追求现代文明。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被彻底否定，农村成为现代性的他者。2 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也不愿重复祖辈的生活，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初中或者高中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开启了世纪之交中国式的自我驱动的“圈地运动”。

　　然而当他们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当城市的精英正在享受消费革命的盛宴的时候，普通大众却被排斥在外，而农民工更是无缘参与其中。消费的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显示出阶层的区隔，这种区隔不仅体现在社会意义上，还体现在空间上。在城市变得日益精致化的同时，城市的空间也开始分化。几千万的建筑业农民工亲手打造了城市，却没有办法为自己在城市找到一个合法容身的空间。当一项建筑完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劳动产品被彻底地分离，甚至连亲眼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农民工的身份让他们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对于城市的美好生活，他们只能远远地观望。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老徐常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而他的妻子却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工厂工作，夫妻俩天各一方，像牛郎织女一样一年才能碰一次面，所以才会有本书开篇提到的浪漫约定：两个人相约年底在老家的火车站碰面，一起回家过年。老徐的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有趣，同时更让我们感到心酸，促使我们去思考今天中国的农民工所处的生存困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家庭被比喻为温暖的港湾，家人团聚是中国人幸福的源泉。然而在当今的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像老徐一样离开自己的家庭，开始了无根的漂泊。据统计，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两亿多，在每一个农民工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被撕裂的家庭。他们在忍受艰苦的打工生活之外，还要饱受思念的煎熬。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并非史无前例。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劳动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同时也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无产阶级化所造成的后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贯穿于世界历史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导的结果，并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的作用；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其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一个环节的同时，已经因为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农民工身份烙印，而这恰恰有利于劳动剩余价值的最大榨取。换言之，这种无产阶级化过程是阶级与身份政治的复杂糅合。具体说来，国家保留了农民的土地，然而这块土地却远远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工始终无法获得城市居住的合法身份，城市政府也不提供他们在城市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让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变得异常漫长而艰难。很多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已经很少从事农业劳动，农业收入也只占他们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找到一个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间，依然没有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可能性。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还要部分地依靠农村来完成。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们始终是残缺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一句话，当今中国新工人阶级主体及其阶级的命运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

　　市场、商品化与社会保护

　　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去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他重点阐述的是资本的运作逻辑。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2007）从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来理解18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对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剧烈的社会变迁，自由主义思想家发展出一套自我调节市场理论，其核心信念是：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实现效率最大化，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对市场造成不良后果。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自我调节市场并没有给人类创造更大的自由与幸福，反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恶果。

　　波兰尼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双向运动”。他认为以前的市场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只是19世纪以来，市场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大转型”的含义。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自我调节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想要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进行彻底的商品化，而这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从来就不是商品，它被当成商品只能是虚构的商品。市场将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必然遭遇社会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反抗，而且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今天的中国，市场化一路高歌猛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就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已经控制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中国社会出现的反向运动并没有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强有力，没有能够阻止钟摆继续摆向极端。波兰尼认为，国家是社会保护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的市场化恰恰是在体制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方面国家精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同时承担了双重角色，而这两种角色是相互冲突的，没有办法协调，其结果就是：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保护力度上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这些法律和制度大多被严重架空，甚至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仿佛患上了一场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制造提供劳动保护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断让工人对国家的期待落空。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化改革能够催生出一个公民社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市场化改革确实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发现中产阶级能够像波兰尼所设想的那样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对抗资本，进行一场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相反，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其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与资本分享着农民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他们在现阶段所提倡的环保运动，也没有打算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一场跨阶级的反商品化运动。另一方面，因为体制性的限制，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化遭遇到重重障碍，难以形成有效的力量去和资本抗衡，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

　　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

　　2007年底，我们开始走进工地，大规模接触建筑工人。为什么去关注建筑工人？今天看来这既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我们最初的打算是进行农民工社区的研究。2007年底，我们选择了京郊的桃源村作为田野调查的基地。桃源村位于北京西北方向，五环以外，距离市区大概10公里。村里本地居民3000多人，外来人口多的时候达到一两万人，是典型的外来人口社区。按照政府的规划，这个村子即将被拆迁，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建设即将开始。我们走进村子的时候，农业耕地的征用已经完成，开发商正在和村民洽谈房屋拆迁的事宜。村子的北面一片别墅群已经初现雏形，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工期，工地上尘土飞扬，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到夜晚的时候，村子靠北的主街上就会有大量的建筑工人，正是这片工地和这些工人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建筑工地和建筑工人身上。

　　当我们试着走进工地，走近这些建筑工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工人的处境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糟糕。虽然新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出台，但工地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没有劳动合同。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为了讨工资跳楼、堵马路、爬塔吊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悲剧也不绝于耳。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建筑行业的黑心经营者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些疑问让我们对建筑业、对建筑工人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建筑工人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但这一人数多达4000万的群体却长期被遗忘在角落里。相对于南方工厂的打工仔打工妹，建筑工人更少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关于农民工研究的海量文献里，专门针对建筑工人的文章屈指可数，这同建筑工人群体的规模及其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地”。国家、资本和劳工等多方力量都在建筑工地这一场域得以集中展示。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实际上为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借鉴马克思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我们试图将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引入到社会转型和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无产阶级化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建筑工人除了具有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般认为，建筑工人的农民属性更强，如果说存在着一个无产阶级化系谱的话，他们当属序谱的低端。建筑工人亲手打造了精美的城市，但他们却距离城市文明最为遥远。工程一结束，他们就要被迫离开，他们永远生活在城市的最边缘。与南方工厂工人相比，建筑工人和农村联系更为紧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农忙季节还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对农民的身份也最为认同。建筑工人的这些特征让我们可以更好地考察农民工群体艰难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他们的反抗，以及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形成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

　　在方法上我们主要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亲自走进工地去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我们力图摆脱空洞的数字和抽象的描述，去还原建筑工人生动鲜活的形象。从2007年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在最初桃源村工地调查的基础之上，又扩展到北京周边的四个工地，直接接触了上千名工人，深入访谈了上百名工人。访谈对象主要是男工，也包括少量女工，既有技术工人，也有小工，涉及木工、钢筋工、水泥工、抹灰工、水管工等几乎所有建筑工种。我们还访谈了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公司管理人员、项目经理等。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建筑工人，理解建筑工地上的劳动关系（包工制度的历史及其维持条件），我们还在春节和麦收秋收季节，随同建筑工人一起回到他们的家乡。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在河北保定、邢台、邯郸等地建筑工人比较集中的4个村庄展开调查。

　　两年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工地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难以进入，建筑工人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接触。在和建筑工人的接触当中，我们怀着真诚的心聆听他们的故事。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更自觉地反思和批判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原则：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之间不应该是单纯的信息提供和索取的关系，尤其是农民工的研究，研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回应农民工的实际问题和困境。我们动员周围的老师同学给工人捐赠图书资料，在走访工地的时候免费提供给工人借阅，每周到工地上为工人们播放一场电影，缓解他们打工生活的单调乏味。我们在桃源村建立活动基地，为工人开设文化活动室，免费提供各种文化活动，在丰富他们打工生活的同时也逐渐地提升他们的权利意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也介入到一些讨薪和工伤索赔事件中，陪伴工人争取自己的利益。

　　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一样，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建筑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上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他们尚未诞生就被迫进入到一个由国家和资本联手打造的狭小空间里。在大工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工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着阶级主体一次重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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