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深圳特区借扩容加快一体化进程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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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经济特区30周岁，中央送出主题为“扩容”的大礼包：
从7月1日起，深圳特区的范围由原来关内四区扩展为全市六区，面积扩大5倍，传统的“关内”、“关外”之分成为历史；
与此同时，厦门特区也由岛内范围扩展至全市六区，“长大了”11倍，岛内外的巨大差异有望缩小甚至拉平；
几天前，珠海也接到中央送来的生日厚礼，从10月1日起特区扩容到全市，面积扩大32.6倍；
在三个特区集体扩容后，汕头也不甘落后，列出六大理由准备申请将特区扩至全市。
在欢呼扩容的同时，也有专家说，在“特区不特”、“新区纷起”的背景下，特区扩容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立之年的“老特区”，可借扩容东风加快一体化进程，为中国打破城乡和地域的“二元化结构”探路。
四个扩了三，汕头怎么办？
汕头也准备申报将特区范围延伸到全市。汕头市长蔡宗泽一口气给出了六个理由。此举对于大潮汕的“复兴梦”、缓解广东区域不均衡也有特殊意义
其实，扩容对于特区，并非新鲜事。
30年来，中国四个最早的经济特区，除深圳外，珠海已经扩过三次，汕头两次，厦门一次。
厦门经济特区1980年10月成立时，只是一块面积仅2.5平方公里的荒芜沙地。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特区管委会时写下13个大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当年3月，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包括鼓浪屿共131平方公里)。
但在最新一轮的“特区扩容热”中，只有汕头还没分得一杯羹。
对于这座陷入低谷十多年的百年商埠来说，在特区30周年之际，确实需要一针“兴奋剂”来提振士气。
今年8月1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到汕头调研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情况。汕头市市长蔡宗泽专门汇报：汕头准备参照兄弟特区的做法，申报将特区范围延伸到全市。
蔡宗泽一口气给出了六个理由：此举可统筹城乡发展、改变“一市两法”、凝聚侨心侨力、带动粤东发展、拓展对台合作，城市基建有基础。
他特别提到，汕头是一个浓缩中国国情的典型经济特区，由于一市两制，在234平方公里特区范围之外还有大片的欠发达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比较突出。汕头特区在扩容的同时，将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先行先试，探索经验。汕头的市情和全国相似，改革经验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更具普遍意义和示范作用。
汕头特区扩容，对于大潮汕的“复兴梦”、缓解广东区域不均衡也有特殊意义。
“兄弟分家造成内耗，是潮汕发展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广东省委党校一位区域经济学专家指出，汕、潮、揭三市，过去同是一个行政区域，地理、人文、经济联系密切，三市中心相距仅30多公里，地理上连成一片。但目前汕头和潮州接壤的澄海区、和揭阳接壤的潮南区、潮阳区，都不在特区范围内，对粤东地区的引领、集聚、辐射作用被削弱。将汕头经济特区范围延伸到全市，把重点产业和重点发展区域纳入特区范围，既可为企业自身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又有利于推进汕潮揭一体化发展，全面提升粤东地区的整体实力。
能否如愿扩容，还须等待。
扩容之后，如何扩政策？
特区扩容，可改变“一市两法”，推进城市均衡化发展。但也有专家认为，特区扩容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试验”意义的消失，特区的特殊政策不再特殊，关内外在经济体制上并没有多大区别
夜幕降临，26岁的打工仔孟磊穿过深圳梅林关口的人行通道，等候公交车回关外的家。
在深圳，每天都有上百万年轻人和孟磊一样过着“两栖”生活，工作在关内，居住在关外。除了每天的“钟摆式”上下班，关外的治安、医疗、教育配套设施差也让他们抱怨。
从1983年始，一条东西全长逾90公里的边防管理线把深圳分为“关内”与“关外”。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提供的数据表明，从每平方公里GDP产出比较，特区内是特区外3.5倍。“特区范围”甚至成了一道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缺失的挡箭牌。
在法律上，深圳还面临“一市两法”的尴尬。1992年全国人大赋予深圳“特区立法权”，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又赋予深圳市“较大市立法权”。在关内，适用特区法规；在关外，适用较大市法规。特区立法权，是深圳迄今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特殊政策之一，却因之受制。
珠海、厦门、汕头也面临着类似的“二元鸿沟”。在珠海西部的斗门区，一个珠海人熟知的例证是：由于特区内外税制不同，格力、方正、紫翔等企业尽管在斗门设立了生产基地，但总部却长期留在特区，税收也留在香洲区。
很多人期待，特区扩容能带来切实的改变。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中央不仅肯定特区在过去30年的发展成就，而且期望特区在更大范围实现科学发展。”深圳市社科院城市运营中心主任高海燕说。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段华明认为，特区扩容的好处分两个层面，一是在制度和法律上，破除“一市两法”，实行管理一体化；二是从城市的均衡化发展角度看，二元化结构问题必须解决。
以深圳为例，以前深圳的产业布局和重大设施都偏重于关内，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发展。而特区扩容将为深圳的发展腾出更大的空间，为土地、资源、能源、人口这四个“难以为继”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也为深港合作扩宽更大的腹地。
而在深圳大学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等专家看来，特区扩容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试验”意义的消失，特区的特殊政策不再特殊，关内外在经济体制上并没有多大区别。
“这次其实是扩区不扩政策。”在珠海金湾区开厂多年的商人李先生说，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珠海此次扩容后，新纳入地区新设立的高新企业并不享受原经济特区的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虽然扩容了，但政策上并没有什么改变。”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特区扩容带来的“生活账”还需细算，比如关外的基建、教育、医疗、交通能否跟上关内？孟磊认为，这还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不过他还是欣慰地听到：深圳市交委宣布，改造梅林关通行压力的深圳市中部干线路网一体化改善规划正在征询市民意见，而且明年深圳市地铁4号线、广深港客运专线通车，交通拥堵有望缓解。
也有不少“打工一族”担心，扩容会推高关外的房价。家住深圳关外民乐村的邓伯透露，自从7月1日特区扩容以来，民乐村这个距离福田中心区最近的关外村落，租金行情一路看涨，租户多是外企白领。他这个“包租公”是开心了，但更多的“租奴”则在叹息。
新区并起，“老区”如何作为？
扩容的深圳特区，面积约是香港的两倍，并雄心勃勃地提出未来5年GDP翻一番赶超新加坡。但这个“大块头”的政府管理、公共服务、居民素质和幸福指数等“软件”，能否也像这两个国际大都市一样有大飞跃、大智慧呢？
“扩容热”背后，是“老特区”难掩的焦灼。
7年前，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一石激起千层浪，使“特区不特”的忧思达到一个高潮。
百舸争流、群雄并起。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沿海开放战略之后，中国“新区”战略在新世纪浮出水面：从上海浦东到天津滨海，再到重庆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沈阳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今年5月，新疆“喀什经济特区”宣告诞生，打出的旗号正是建设“西部深圳”。
由此，中国的“特区”布局，已经从南至北，由东至西，由经济改革向社会综合改革全面、梯度展开，而不仅是30年前的四个“老特区”。
在对“特区”新的内涵解读中，有观点认为，“特区”早已不只是“率先试行市场经济的特殊地区”或“享受特殊优惠经济政策的地区”，而应该被理解为获得中央授权的各类改革先行先试地区。下一个30年，特区仍将发挥先锋本色，继续履行“试验权”和“试错权”，为中国的科学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珠海华南经济研究中心专家认为，要实现特区飞跃并非看特区的覆盖范围，关键是城市的定位和规划。珠海的发展不能再指望通过优惠政策等外部刺激来获得发展先机，应从内部积累做起，借助横琴开发、港珠澳大桥动工等契机调整产业结构，扩展珠港澳合作腹地，推动“珠中江”一体化。
前几年刘德华曾主演过一部电影，内地版名叫《大块头有大智慧》。如今，扩容的深圳特区，面积接近香港的2倍，更雄心勃勃地提出未来5年GDP翻一番赶超新加坡。但这个“大块头”的政府管理、公共服务、居民素质和幸福指数等“软件”，能否也像这两个国际大都市一样有大飞跃、大智慧呢？
也许，我们依然需要30年前那种理想主义者的激情和勇气。
南方日报记者陈枫李强
连线专家
深圳特区的两个“15年”
金心异(深圳“网络三剑客”之一、知名政经观察人士)
特区30岁生日之际，深圳迎来了又一次的全国关注(以媒体报道为代表)。细察之下，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整体上肯定的同时，又隐约把深圳30年的历史划分成了“前15年”和“后15年”，“前15年”是所谓“激情燃烧的年代”，领全国风气之先；而对“后15年”则颇有微词，认为深圳“特区不特”了，一定程度上描绘成了“被遗忘、被抛弃、被忽略、被责备、被批评、令人失望的15年”。
其实，对于“后15年”，虽然不如“前15年”那样令人神往，但也不能抹杀深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所作出的探索和贡献，其中至少包括：其一，深圳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其实更多是在“后15年”展开，从中积累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宝贵经验，打造出在国内独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其二，深圳真正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也更多是在“后15年”内展开，迅速从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扩展为一个亚洲级国际都会，进行了一系列城市治理体系的再造。
“后15年”的经验虽然看上去不像前15年那样令人激情燃烧，但却更具有可复制性，对中国未来的引领价值同样不输于“前15年”。正如美国《时代》周刊在去年所说的，“深圳今天面对的转型问题，整个中国经济也将遇到。深圳的转型或许将再次给整个中国提供答案。”
未来的30年，改革进入深水区，从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大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虽然仍然需要改革激情，但更需要统筹兼顾、平淡务实、研究设计、次优选择、谨慎推动、迂回曲折；既需要宏观战略设计和突破，更需要技术性渐进改良。
未来的30年倘若深圳特区仍要为国家承担探索功能的话，最佳的切入路径也许并不在于标新立异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于再次充分利用其毗邻香港、并与香港达成战略共识“共建深港国际都会”的良机，全面学习对接香港的“城市治理体系”，还要借鉴学习包括新加坡、台北等全球所有优秀城市的治理模式，摸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大陆实际环境的现代城市治理模式，从而为内地城市完善城市治理甚至中国完善国家治理找到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模式”。就现实而言，“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可以成为“深港国际都会”的一块“实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