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路上的忧思》序言----中国更需要改革的知识分子
袁绪程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转眼间，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已五年了。说来惭愧，虽是总编辑兼社长，但忙乎的多是社长的活，经营及管理占用了更多时间，而杂志社生存的压力始终没有解除，这与我到来的初衷相去甚远。人都想做自己最喜欢的事，但常常事与愿违或大打折扣。由于稿源和人手的不足，我也只有“冲锋陷阵”了。
本书收录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专为《中国改革》和《改革内参》而写的。除一篇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哲学文章”以外，其余都是近几年所作。多少反映了我对中国改革的一些思考和忧虑。凭心而论，并不满意。正如康德所言：“虽然谁也不能强迫我说我不想说的话，但我也不能说出我心里想说的一切”，我的一些思考也不得不尘封起来。即使写出来了，也不好发表。因为我已不再是“自由撰稿人”，我要对员工们的饭碗负责。这也常使我陷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境地。
在某些“左派”看来，这些改革文章不过是为资本和权力的辩护词；在某些“右派”看来，改革已逝，我们是“活在自己幻影中的改革者”；在某些官员看来是“自由化”；在某些学者看来是“不专业”等等。当然我也并不在意。像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事实上，我从来不是科班类的“学者”，也不想穷其一生去证明某个原理或定理的“正确”。我只想自己弄清楚问题，对中国的改革作一点思考和观察。这种非连续性的思考和观察已多年，不论何时何地，已化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一种难以改变的偏好。
改革的激情岁月已成为往事。人们习惯于利益的博弈和“厮杀”以及能否挤进“最后的盛宴”。改革的思考者已被视为稀有动物。
关心“国是”本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专利而代代相传，用今日的流行语，有一点“垄断”之嫌。曾几何时，关心“国是”在纸醉金迷的世界中渐渐远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人志士仿佛是一种久远的记忆。这也许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知识分子已经专业化了。中国不缺或者说大量拥有被称为“做学问”的“专业”知识分子。学问做到最高境界是入朝为官，学而优则仕，或做到极致，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某原理或某定理而流芳千古。入朝做官者不少，但在专业上做出“名堂”来流传后世的则寥若晨星，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于是大多数学问不过是诠释，许多知识有余智慧不足的人一生都在诠释某个原理或定理的正确，而不在乎实在或实际发生了什么。但真正的学问不是来自课堂，而是从问题出发并在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中发现理论的。
中国也不缺“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为“社会公共”代言。中国的某些“公共知识分子”很在意自己的理念和“持不同政见”的形象，这与传统重名节的中国士大夫有一些相似，他们关心终极目标，而不在乎“怎样做”的改革。有的甚至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不用为实际的进程负责。
中国缺少的是改革的知识分子。改革的知识分子以推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为己任，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为目标，对变革的实际进程承担责任。这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
如果本书能为改革者提供一点参考，我也心满意足了。但是，内心还是期盼，不论是否“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来关心国家的改革或变革，毕竟我们血管中流着相同的鲜血，有一个叫“中国”的共同祖国，不论你是否满意，不论你走到哪里，这都是命中注定不可逃避并影响你一生的地方。
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30年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轨迹。今后30年如何走，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这需要官产学媒共同探讨。
至今尚未结束的金融危机似乎给中国改革提供了机遇。何去何从，如何启动新一轮改革，人们充满着期待。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09-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