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从上到下都有呼唤改革的要求。在深化改革中寻找出路总是明智之举。只有改革，才有未来。
一、当前的危机与改革
对于当前的危机，理论界有很多看法，但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都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三个因素的叠加：一是世界经济达到了一个高峰，并向低谷跌下来的自然周期；二是中国过度的积累，美国过度、超前的消费，这个结构很难持续下去；三是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出了问题，这三个问题叠加，总爆发了。
这次危机对中国冲击很大。我们这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在大国里是绝无仅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制造业出口拉动。所以中国根本的问题是增长模式的问题，增长模式的问题又跟体制和结构问题连在一起，最终还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来克服危机。
“危机催生改革”，这句话很有道理。但危机能否催生改革还要看危机程度有多深，范围有多广。中国人往往喜欢扛过去，比如今年危机来了，就大幅度增加投入。但中国的消费问题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消费呈两极分化，农民和低收入工薪阶层的消费没有提升起来，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所以，目前从上到下都有呼唤改革的要求。在深化改革中寻找出路总是明智之举。
二、关于对改革的认识问题
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表达，说话的范式和概念要有定义，不然就会扯不清楚。
目前对改革多有非议，比如，如何看待30年改革开放？主流的意见认为成就是第一位的，问题缺点是第二位的；也有人认为维权已经替代改革；还有人认为，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失去当年的意义了，改革就是分赃，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搞内部人利益分配。
如果说，人们对改革的事实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对改革的概念就更有歧义了。我们在使用同一概念时，可能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有人讲的是事实，有人讲的是理论；有人讲的是实然，有人讲的是应然。如果讲事实（实然），我们的社会在这3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革”年代号称是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那个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是把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和现代的极权手段结合起来无所不包的全面领域的专政。但是30年来的变化对年轻人来说或许感觉不那么深刻，觉得今天的现实离自由、民主、法治的理想社会差得太远。这有一个视角问题，就好像一瓶水，从上往下看只有一点点，但从下往上看又觉得有很多。所以不同角度决定了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和结论的不同。但不管怎么看，事实上，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 如何从概念上把握事实上的改革呢？在我看来，转轨、转型、改革等概念虽来自不同的学科，但大致是“同义”的，指的都是变革，即社会变革。
我把社会变革分成三种形态，第一类叫自发演变。它是个慢动作的过程，时间长，反复博弈，成本比较高。最具典型的自发博弈演变的是英国。公元400年罗马人占领英国时就带进了罗马法，尔后日耳曼人在进入英国的时候，把日耳曼公社残留的议会制，也就是社员大会制和职业法官相对独立审判制度带入了英国，后来又有了宪章运动，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有后来英国的光荣革命。那么中国有这种自发的演变吗？没有。中国是一个东方的专制社会，不断地重复着过去，秦砖汉瓦和明砖清瓦没有什么区别。在封闭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演化出一个新型的社会。其实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了，3000年的演化就是不断地轮回或打回原形。
第二类就是改革。所谓改革是指统治者或社会上层或主导者主动地进行渐进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但都失败了。有一句话叫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这也衬托出改革的艰难。
第三类形态叫革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激烈的社会变革运动，是突变。历史上能称得上革命的有这么几个国家，法国、美国和苏联。法国是最典型的革命。1789年巴士底狱起义，接下来雅各宾专政、热月政变、拿破仑称帝、七月王朝、普法战争，经过100年的折腾，法国进入共和状态。因为革命是一种剧烈的社会变革运动，当社会快速变革，社会的其他结构没有跟上，它就要来回曲折。马克思谈到两代波拿巴时诙谐地说，如果历史第一次是用悲剧开头的话第二次就用喜剧收场。他讲的虽是拿破仑和其侄儿波拿巴，但却道出了法国革命的百年悲喜剧。所以，革命往往很难解决社会矛盾和结构变化的“同步”问题。
最成功的革命应当是美国革命。美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还不如说是移植。最初的美国人大部分都是从英国去的，他们把英国的社会制度移植到北美新大陆。新大陆没有传统的包袱，所以他们很快就把英国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造，甚至提升。也因此有了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宪法和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等等。美国开国先贤能够用理想主义，搞出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说是开辟了人类的一个新天地。
为什么说革命的概率如此之低？这可以用生物的本性来说明。法国前共产党人莫诺，诺贝尔生物奖得主，写了本书叫《偶然性与必然性》。他举例说，人类之所以存在完全是非常偶然的现象，30亿年前的细菌跟现在的细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因为细菌太完美了，它没有任何缺陷，所以不可能发生突变式的革命，就一代代的复制下去了。可能人类的祖先某个类似细菌的单细胞由于结构不太完美， 产生了革命，才有了生物的进化或突变，才有了今天的人类。生物的本性是保守的。作为一种突变的革命是非常偶然的。从这个角度讲，人类社会的演变很少采取革命的方式。而中国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实际上是“打倒皇帝自己再做皇帝的历史”，它只是改朝换代，绝不是新制度的诞生。
那么现在的中国可不可能发生革命？我认为不可能，但有可能出现社会动乱。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中国不具备自发演变的条件。1840年被打开国门以后，它就被卷进了全球化，它的所作所为不能自已。既然变革是开放带来的，那就肯定是动荡的、跳跃性的。鸦片战争1 6 0 多年以来的中国，其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混战、国民党的党治、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的阶级斗争等等。作为落后国家，人们总想跳跃发展，总想超前发展，所以不可能去自发演变。
第三个判断， 中国是具备改革条件的，最切实可行的路径就是改革。我认为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也是改革的条件之一，处在那个位置上，国家的兴亡是他不得不考虑的；第二个条件是具有强烈需要变革的大众，极度想发财的百姓也是变革的一个条件；第三，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情怀也是改革的条件，虽然有人可能觉得知识精英权贵化了，但有些还是很理想主义的。然而，具备改革的条件不一定就会改革，还必须有催化改革的催化剂。比如，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文革就是改革的催化剂。事实上，这个催化剂随时可能发生，比如一定程度的危机可能催生改革，一定条件的恶化也能催生改革。我们国家只有改革才有未来。
三、关于改革战略问题
我们应该进行改革战略的研究。以下是改革战略需要考虑的问题：
（ 一） 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要有一个鲜明的战略方向，或者战略构架。当初“摸着石头过河”从哲学角度讲可以理解，因为改革也是试错。但是30年后的今天还这样讲就比较搞笑了。
（二）中国的社会变革100多年走过了一条曲折动荡的路。各种改革、改良、革命的药方都试过，从宪政到三民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都搞过，最后还是要回过头来搞经济。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改革从经济开始符合人的本性，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国家的外部变化，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由哪个人决定的。从经济改革走向社会改革再走向政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逻辑。
（三）改革有这样几个阶段：第一是放开搞活，开放开发阶段；80年代拨乱反正，开始放开搞活，90年代的改革是大规模的放开搞活。这个阶段付出的代价非常大，比如环境污染、贪污腐化、道德沦丧、信用危机等等；第二是经济转型阶段，第三是社会转型阶段，第四是政治转型阶段。我们现在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交叉进行的阶段。改革的目标是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政治民主化。
（ 四） 改革的战略问题： 一是全局性，二是长期性，三是前瞻性，四是进取性，五是务实性。社会主义也好，民主宪政也好，市场经济也好，都是一砖一瓦扎扎实实添加起来的，是建设起来的，而不是用美丽的诗篇唱出来的。我们现在是诗人太多，工匠太少。
（ 五） 我们正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转型主要是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社会转型就是将社会从国家分立出来。我们原来是党政军合一的，党国同构，政权和经济合一的社会。社会转型就是国家、政府从很多领域退出来，给社会让出空间。在这个阶段要做的事很多，归纳起来有三个层面。一是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主要是产权改革。改了30年，我们的产权制度还是不清晰。第二个是要建立现代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不健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个股市基本上是政府调控股价。我们现在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是它的信用基础建设。货币是债权的凭证，其本质是可接受性，没有法治的基础制度，谁敢用人民币？同时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我们现在讲美元泛滥，杠杆无限拉长，要去杠杆化，但人家患的是富贵病，是吃得过饱了，我们是根本没吃饱过。所以，我们不要听到金融创新就害怕，我们的股票市场连一个对冲的工具都没有，比如，股指期指到现在都不能出来。可见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个层面是要加快社会领域的改革。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大，就是因为我们过分发展制造业，我们生产的鞋一年可能到60亿双，世界市场的鞋大部分都由我们生产。而第三产业却发展得不多不深，特别是科教文卫领域的第三产业发展得非常慢，这也是事业单位改革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走出危机，科教文卫的改革将会是新的增长点。中国有两个领域做不好可能遗害子孙后代，一个是环境污染，另一个是教育问题。当然，社会领域改革不止于此。
第三个层面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宪政而是为宪政创造条件。实现宪政民主要有四个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文化条件，政治力量。例如，印度基本还属于民主政治制度，尽管比较低级，也有很多缺陷。印度为什么能够实现民主？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国大党的自由民主传统。国大党秉承甘地传统，坚持了和平理念和民主自由理念。但是印度的经济条件与民主相悖，落后的经济导致印度形式上是全民民主，实质上是精英民主，是少数精英之间的选举游戏。而支撑印度的精英民主还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包括印度种姓制度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包括内省价值的文化条件。
新加坡无疑也是民主宪政国家，只不过比较原始一点。新加坡为什么能够维持民主制度？第一，新加波的总统制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新加坡的总统不完全是虚拟的国家元首，用李光耀先生的话说，总统是代表人民来看住钱袋子的。总统随时可以弹劾政府官员，包括总理。这个条件弥补了新闻不自由的缺陷。第二，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具有理想主义。党员都是各界精英，党工大多数是义务的，拿工资的党工可能不超过100名，多数是志愿者。第三，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由此，高薪养廉，理想主义，党本身的精英运作，加上总统的制约，形成权力不被滥用的制约因素。
我解释这些是想说明，实行宪政是要具备很多条件的，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如果不具备，又如何去争取，这不是唱高调可以解决的。
（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要有渐进改革的理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第一， 与经济领域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加快进行，具体说就是要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从广义看，政府不限于指行政，而是指国家机器，党组织是国家的决策机构，政府转型或转变职能，当然包括党组织的转型或职能转变。这一点不应回避。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在中共领导下进行，这是不能逾越的。
第二， 加快与社会领域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领域本身的改革有两件事可以做：第一是基层民主自治的配套改革。这里指将乡镇直选制、公共财政和民事的独立审判制“三合一”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基层做起，从村乡两级再到县，逐渐使民主选举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独立审判制度有机地配合起来，这样改革才有希望。否则，我们的选举就难以避免假选、贿选或霸选。越南搞的基层选举比我们正规。原来社会主义国家搞的都是代议制，所以先要改法律允许直选。越南国会通过了一个特别法律，规定可以直选，进行试验。要从法律上给它一个说法，不能每次改革都破坏法治，这样改革也做不下去。我们要吸取越南的经验，在法治下进行改革，用法律规范基层民主制度。
第三， 党的治理方式和组织结构要改革。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就要按现代执政党的要求来建设。党代表直选可以一层层来，但是党的效率和科学化应该走在前面。党的组织结构科学化就应改变领导方式，实行党政分开，党的决策权和人大的审议权、政府的行政权分离，比如，设置多个专门的常设委员会负责与政府和人大沟通协调，应该大量的吸收专业人员进入中共，要把党内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搞起来，使党更有效率的领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如果这些事情能做好的话，我们未来三十年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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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战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