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要加快，不能停
中国经济时报：在你接触到的跨国公司中，他们怎么看待这场危机？
王志乐：像上述这些跨国公司，他们在重新思考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中，看法是一致的：全球化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还要加快。正是因为全球化，虽然他们在有些地方的市场出现了萎缩，但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中，他们仍在迅速扩张，并成为其新的利润增长点。
我跑了十家企业的全球总部，也跑了二三十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部。跟企业家沟通，我觉得人家还是相对冷静的。比如通用电气的老总，他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初来中国访问时宣布，通用电气不但不放弃在全球的发展，还要加大。未来三年在中国要投资２０亿美元。５亿美元要建立６个新的研发中心，还有１５亿美元要和中国的企业合作，进入新的产业。他非常理性，这都是我跟他们在沟通中感觉到的。
我到德国的几家公司，他们也都在开足马力生产。世界零部件巨头博世，他们一条生产线，满员是七八个人，去年一条生产线只有两三个人在工作，我去的时候看到，生产线是满员的，忙不过来。说明这些实体经济企业的生产都在恢复。去年１１月我又去了德国，打的时发现德国司机很高兴，德国人特别感谢中国，觉得中国经济复苏快，带动了德国经济，因为大汽车公司都是德国的。另外，德国企业巴斯夫、西门子在中国的发展也很快，同时也带动了他们的国内生产。我们去年６月去了德国、瑞士的十家公司，当时基本上都恢复了。在我们调查的３０家跨国公司中，起码三分之二在迅速复苏。
全球化治理与监管出了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么评价这场危机？
王志乐：评价金融危机，要摆脱表面现象，应该深入剖析，它不是全球化造成的危机，尽管它发生在全球化时代，而是非全球化造成的。在企业迅速全球化扩张期间，这种跨越国境的全球化治理与监管出了问题。大量的资金在超越国界运转时，难免会出现漏洞，因为一个国家的管理一般都是在国界范围内，如果超越了国界，企业可能找到很多漏洞，即使出现了一些违规操作的行为，政府管理起来也比较困难。
一言以蔽之，危机是由于经济迅速全球化，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在跨越国境的全球化管理中没有跟上，缺乏监管的体系和力度。
另外一个原因，我认为有些国家恰恰是非市场化的。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它这些年有一些做法其实是非市场化的。比如，美国在货币管理或金融政策上，为了刺激经济，从而鼓励放贷、超前消费，这些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明明知道购房者没有还款能力，还鼓励他们去买房，去高额贷款，这是非市场行为。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应该是在贷款中根据市场规则，审查个人的还款能力。政府不能为了刺激经济，把正常的市场监管都取消了。拉动经济可以理解，但手段不能完全脱离市场规则，所以美国就出事了。
市场化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的双翼，中国经济做得比较好是因为我们也重视这两者。特别是加入ＷＴＯ的十年中，中国经济高度全球化，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而美国恰恰在这十年出现了问题。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采取了非市场化的做法，还指责这些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这本身说明他们的一些想法是非全球化的。当然这个不代表美国所有官员，我想他们有些官员还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从他们采取的措施来看，他们回避了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非市场化的操作导致金融体系问题积累，又不按照市场化、全球化来进行治理。跨国公司反而在这两点上是清晰的：即加大全球化，继续市场化。
跨国公司理论亟须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后危机时代，如何看待全球化，面对跨国公司？
王志乐：从跨国公司转型为全球公司是冷战结束以来企业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但很多人并没有跟踪观察这一变化，也没有研究这一变化的深刻含义。不少人从传统思维出发必然产生抵制跨国公司的舆论。
一是跨国公司理论需要创新，应从传统思维方式向全球化思维方式转变。应借鉴跨国公司的研究成果，不是照搬这些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尤其应该对冷战结束以来跨国公司的变化进行跟踪研究，对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与跨国公司合作竞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通过官、产、学、媒各个方面的协作来创新跨国公司理论。二是与其他国家利用外资有所不同，中国利用外资不仅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更是借助外资促进经济体制转型。
下一步要继续做好外资工作，扩大利用外资。转变发展方式需要跨国公司，和平崛起需要跨国公司，所以中国不但不应该减少利用外资的规模，还应该扩大。充分利用好外资，使中国在金融危机后更健康发展。
所以，后危机时代，应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并且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合作，提高中国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程度。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