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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杰: 协同论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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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论与和谐社会

作者:乌

摘要:美国《独立宣言》把“追求快乐”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组成元素。其中讲道:“我们把以下真相当作显而易见的,人生而平等,被他的生命创始人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快乐的权利。”

 

  一、导言

 

  协同论(协同系统)是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提出来的,以研究完全不同的学科之间存在着的无序和有序相互转化的共同现象为目的的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协同论研究的对象是非平衡有序结构系统,也就是说从具体地分析各种可能形成的非平衡有序结构入手,建立其共同的数学模式,随着数学模式的推广和深化,钱学森认为,哈肯用统计力学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系统有序化的问题,称得上是关于整体性定量化的理论。这一理论已越来越多地解释和预言各种系统的非平衡有序现象,具有哲学的一般意义。

 

  二、协同原理的普适性

 

  系统哲学认为,协同原理适用于客观系统物质世界。它从系统的整体性、协调性、统一性等基本原则出发,揭示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与要素围绕系统整体目标的协同作用,使系统整体呈现出稳定有序结构的规定性。协同原理适用整个系统物质世界,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中,普遍存在着整体性、统一性、协同性、合作性等现象,这种内聚吸引、合作、相互作用的普遍现象,是由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差异与协同来完成的。

 

  三、协同的基本内容

 

  1.协同放大原理

 

  协同放大原理是指开放系统内部子系统围绕系统整体的目的协同放大系统的功能。使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例如,经济学的乘数原理,管理学的倍数原理,力学的加速原理;数学中的乘数论;物理学中的共振现象。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优化组合;这些都是开放系统内部呈现出的要素结构的有序,使系统整体功能放大。

 

  非平衡系统的开放性,使系统内部结构与外部作用产生共鸣与涨落,这是促进系统内部协同放大的外因。那么,系统内部结构的差异的非平衡性,非线性作用是产生系统功能协同放大的内因。系统的非平衡性决定了系统内部物质、能量、信息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相互作用使系统要素之间与子系统间具有动态的非线性作用,而这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导致差异系统协同放大,并促使有序结构的迅速形成,以实现系统整体优化目的,也就达到了系统的和谐。

 

  2.协同进化

 

  宇宙进化中,宏观的演化与微观的演化互为条件,相互对应和相互协调。宏观是微观的外部条件,微观是宏观的内部机制。宇宙的演化是宏观的分化与微观的整合相互对应的一个协同进化的过程,是系统改变了环境,环境又影响系统的交互作用。如奇点的大爆炸是“最大”与“最小”尺度的起源的交叉点;如宏观演化岩山的出现与微观演化晶体出现的交叉;如社会发展与生物个体发展的交汇——人脑;如昆虫与植物的协同进化;如微观上的血吸虫与哺乳动物宿主的协同进化,同一行业的竞争者汇集在一条街上,并卖同一类商品;分散的居民点汇集到一起形成城市,人与人之间、社团之间,他们的共生、合作、协调地竞争,比你死我活的斗争更加重要,等等。物理学家狄拉克认为,从宇宙到人,所有的物质世界不同尺度的结构、形态都取决于物理常数。这个常数就是协同的本质。这个从胀观到渺观的差异协同进化是宇宙进化的最根本的核心。这个协同进化的结果就是和谐系统。

 

  3.协同的开放性

 

  一个封闭系统是不能产生有序结构的。尽管封闭系统也可以处于非平衡状态,但这只是暂时的,封闭系统的发展趋势必定是自动地趋向无序的平衡态。只有系统内部具有非线性时,有差异涨落时有序才能产生。由此可见,开放性是产生有序结构的必要条件,而子系统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即协同作用则是产生有序结构的基础,只有协同作用才是产生有序性的直接原因。

 

  四、和谐的基本内容

 

  黑格尔讲:“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的差异面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清除了这些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的互相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现为它们的统一。”(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0-181页)是差异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彼此融合和渗透构成一个新的有机整体。因此,和谐就是指系统内部差异的要素在协调一致时的一种关系或属性。和谐是协同的另一种表述,也是协同过程中协同进化的另一种属性。自然界、人类社会尽管纷繁复杂气象万千,然而又是那么和谐统一。恩格斯说:“理论自然科学把自己的自然观尽可能地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页。和谐整体的本质特点,揭示了自然界系统中的物质统一性的本质,即差异世界中的统一。

 

  系统哲学认为,和谐是指系统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结构层次之间内在的各种差异部分,在整体中呈现出的协调一致的系统要素的属性。系统整体是和谐的基础。在一定条件下,数量比例匀称协调,结构合理而有序,从而按系统整体功能优化的趋势和方向发展。因此说系统整体的有机性是和谐的基础。

 

  1.和谐是多样性的统一

 

  和谐有起点的和谐(如奇点),有过程的和谐(如共同进化、相互促进),有结果相对的终极态的和谐(如各种对称)平衡态,相似的重复循环等。自然界是有规律可循的多样性差异美的和谐。各种运动形式之间,中观、宏观、微观各领域之间,四种基本力之间以及自然、社会、思维之间的协调演化,是对自然界多样性及过程和谐统一的最深刻的描述。也是自然界“内在和谐”和“内在美”的外在表征。有机的多样性的差异整体是和谐的基础。系统事物的多样性,多方向性是和谐美的根源。比如一个差异统一体的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生物链。有机物与无机物的多样性的统一,也是自然界内在的和谐。在生物界一切生物的多样性的和谐都表现在统一的遗传规律和遗传物质系统的基因中。

 

  2.对称性的和谐

 

  对称性是系统事物内部互相作用产生的自然美的一种和谐。也是一种可能的、阶段性的终极态的和谐。它是系统事物在演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对应和谐。凡是有规律性系统事物都可能产生对称性美的和谐,对称性本身就是差异系统美的和谐。19世纪的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是按其内在的和谐规律和对称性,把自然界中的组成元素统一起来,成为化学中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自然界中的对称和谐统一的天然美,也反映到数学中,如牛顿力学的引力势,电学中的静电势都可以用二次偏微分方程式来描述。宇宙的对称和谐这一理念给哥白尼与开普勒的宇宙理论学说提供了思想资源。爱因斯坦在建立狭义相对论时,就把对称和谐的思想作为他的科学方法,并把物质世界的统一性称为“内在和谐性”、“内在完美性”与“神秘的和谐”。因此应该承认物质系统“内在美”就是和谐,物质系统的“内在和谐”就是系统事物的“外在美”。其实,对称性本身就是差异协同和系统的外在美。各种守恒定律是自然界中统一和谐的表征。因此,协同与和谐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事物,彼此互为目的与手段。协同以和谐为基础,和谐是协同的阶段与目的,和谐与协同结伴而演化;协同与和谐是事物系统不同层次的表征。

 

  五、和谐社会

 

  系统哲学认为,凡是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物质,与其交互作用的思维都应该是和谐的。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基础是由“最少数的概念和基本关系所组成”。“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和谐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正像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产物,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的,它属于整个世界,它属于大同世界。

 

  黑格尔提出历史发展过程的“三段论”。他认为:“东方国家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我们知道一切真正的人(人之为人)都是自由的。”这就是说:和谐社会应该是“一切真正的人都是自由的。”

 

  马克思讲:“每个人自由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就是恩格斯讲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后,“将重建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讲:“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社会。”

 

  从人文科学上讲、人类在实践“和谐村”过程中没有现成的模式,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它是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信仰、一种理想,一种对平等、自由、民主、共进的真挚追求。它不是教义,是一个过程。谁要认为它是一种现成的模式,或是一种理想可实现的境界,他肯定会失望的。

 

  因此,根据数千年来思想家、和科学家们的理论与革命家的实践,可以把和谐社会概括为:

 

  (1)以民为本。人民的物质、文化、政治生活都能不断持续地提高,不能像中国数千年社会中,百姓生活由“盛到衰”数百次的循环,最后沦为“衣不遮体,食不充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也不能像拉丁美洲那样,成为马太效应表现十分严重的地方。

 

  (2)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快乐。全社会不能只有一个人(皇帝)自由幸福,其他人是“普遍的奴隶制”或者是黑暗的中世纪;而应该是多数人的民主政治社会,不只是“选举民主”而应是“公民民主”,是市场可调控的公民社会民主。

 

  美国《独立宣言》把“追求快乐”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组成元素。其中讲道:“我们把以下真相当作显而易见的,人生而平等,被他的生命创始人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快乐的权利。”

 

  (3)应该是充满创造力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没有创造力的社会是一个“死的社会”、“静的社会。”黑格尔认为,中国与印度的社会都是静态的,它们自身中没有精神思想发展的基础,社会的精神就是家族的精神,缺乏自主性与自我意识。马克思称这样的社会为:“普遍的奴隶制”。中国学者胡适讲:“中国是中世纪的国家。”任继愈讲,中国社会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儒教即宗教”。政教合一的社会如何有创造力?凡是政教合一的社会,都不可能是发达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必然要灭亡与挨打。只有充满创造力的社会,才有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化、经济、社会、环境也必须协同进化。不能像中国千百年来,只是重复着改朝换代周期律的故事:“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其次,不能靠吃子孙的饭、断后代路的方式,去发展当代的社会,人们只有通过合理的市场机制才能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成为和谐的社会。

 

  六、和谐社会的构建

 

  系统哲学认为,有差异、有协同才有和谐。有和谐才能有多样性的统一,才能有多要素的协同放大、协同进化、整体优化。不可能设想无差异、无协同的和谐,同样也不能设想无条件的和谐、无协同的差异,这是事物系统层次演化过程的不同表征。简单地讲:和谐社会就是多样性(多元化)统一的社会,是差异协同和谐的社会。

 

  社会与其环境(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应该相互依存、互相作用、共同演化,它们也必然符合上述协同论的基本原则:协同放大、协同进化、协同开放,形成和谐系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与环境系统;否则,将是全人类的灾难。

 

  1.最小作用量原理

 

  爱因斯坦认为,宇宙诸法之下存在一个和谐世界。而“最小作用量原理”就是它的核心,因此“凡是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物质及其思维都是和谐的。”这意味着在社会系统中,只有社会结构优化才能达到和谐社会。结构优化就是,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系统为了生存、发展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以最少的能量取得最佳的效益,获得最大的效率,这就是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精髓。比如,在共产党是唯一领导者的苏联,在苏共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共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在苏共拥有2000万党员时,苏联国家垮台了。党员的结构由合理演化成不合理,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由合理到不合理、不优化,所以苏联垮台了。而我们的社会结构远远没有达到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要求。其次,不仅仅是物质系统,思维系统也存在着这一规律性。不可能想象,在非理性思维的指导下,去构建一个理性的和谐社会。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是:皇帝在换姓氏,百姓在传宗接代。汉武帝刘彻、董仲舒共同设计的“儒学加皇权”的模式,尤其后来把孔庙由家庙上升为国庙。社会进入漫长的暴君专制与暴民乱治的周期震荡中,此种社会是不可能和谐与持续的。因为皇权的政权结构与儒教的思想结构都不是优化结构,落后是必然的。近代列强的坚船利炮中断了中国刑人与腐儒的争斗;而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引发了顺民的造反与革命,使麻木而未僵的中国人开始苏醒。

 

  马克思曾精辟的形容中国史:“普遍的奴隶制”。在“儒教与朕就是一切”的整合下的社会,中国不可能有太多进步的,也不可能达到和谐社会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世界上少有的超稳定的周期震荡结构、原地踏步(震荡)的结构。

 

  2.卅年改革的反思

 

  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传统范式的局限: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一直试图寻找改革的“主要矛盾”、“突破口”,试图通过“单项突破”而走出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例如,我们曾准备“冒险闯关”搞“物价改革”,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曾花大力气清理“三角债”,结果是前清后欠、越清越多;曾大张旗鼓地“砸三铁”,但成效不大;讲要提高农民收入,却到处出现乱收费、乱摊派;制止通胀,却出现了滞胀;搞国企上市,却出现了各种“圈钱”现象;“打假”、“扫黄”以及各行各业的“专项打击”已是司空见惯,很难避免左右摇摆、一阵风的局面;等等。可见,“抓主要矛盾”、搞“单项突破”、“专项打击”的方法,往往使我们陷入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境地。我们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导致了以GDP为中心及演变为以项目为中心,市长就成为了“项目办主任”。经济发展以三高(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两低(低质量、低效益)为特点,出现了“任务经济”、“任期经济”、“标志工程”等等。

 

  主要问题:

 

  没有改革的总体设计,我们也就只有摸着小石头过历史大河。

 

  五大国有银行行长互调与各省组织部长互调,没有解决制度问题。

 

  有些工作是以搞运动的方式开展,如:“扫黄办”、“打假办”、“引黄办”、“专项打击”、“打非”、“打拐”。

 

  缺乏瞻前顾后的总体制度设计,如:金融工委、企业工委、体改委、经贸委,都先成立、后撤销。

 

  三农问题、干部腐败问题、中西部问题、宏观调控、分配差距拉大等,都是因为没有系统的程序化的制度、法律及政策。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我们用以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已不太起作用。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处于系统联系和系统运动的世界。

 

  3.传统范式向系统范式的转换

 

  (1)协同和谐的发展。

 

  世行行长沃尔芬森讲:中国在10年至15年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基本上是社会正义,“与穷人分享财产”,拉丁美洲国家收入差距扩大而导致动荡局面,尤其具有借鉴意义。这意味着城乡系统一体化的协同和谐发展。这意味着社会各系统协同和谐的发展。它包括:政治、思想、文化与经济系统;社会与生态系统;以人为本的小康水平与人的素质全面发展。

 

  (2)社会的可持续的发展。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尔说:“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不要损坏环境承载能力——它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并且他还首先提出:“经济是环境的子系统”,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当代最有远见思想家之一”。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可持续发展就是社会环境系统协同进化、和谐放大的演进。

 

  (3)以人为本。

 

  从“文革”中的“政治人”到改革开放年代的“经济人”;再到现在的“人的全面发展”,核心是尊重保障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这就是马克思讲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1994年开罗国际人发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人类的共识”。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它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等共同繁荣、进步;也是社会与自然的协调进化。而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以人为本,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就是系统观和系统范式,就是系统差异的协同、放大、和谐演化,就是社会整体与环境的优化。

 

  七、小结

 

  1、凡是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物质及其思想都应该是和谐的。因为它能达到高效、快速、节能的目标。以不和谐的思想为指导,要想达到和谐社会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进行思想范式的转换。其次,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必须是最科学、最合理、最优化的社会结构,它必然是最高效、成本最低的社会结构,它的生态系统也必然是可持续的。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行为范式的转换。

 

  2、为了达到相对终极态的和谐社会,中国必须要有总体的改革设计,并系统的实施、系统的调控与反馈、还要求操作的适时性、成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这就意味着:政策的系统配套(即:政治、经济、文化对称性和谐的政策)。否则,中国现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将无法消除,还将会不断扩大,并严重影响中国的稳定发展。

 

  我们应该学习美国1787年讨论“联邦宪法”的精神(55名代表连续开了116天的会议)。马克思称为:“最先产生的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它证明了人类的理性完全有能力可以设计出科学有效的国家制度。恩格斯讲:美国是一个新世界,它藐视一切继承和传统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沉睡的欧洲人。(1888年)

 

  3、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进程,它包括:起点的相对和谐;过程的相对和谐;终极态的相对和谐。如果过程是不和谐的,将产生周期性的震荡,社会不可能进入和谐的演化过程,还会大大延缓社会的进步,就像中国过去的数千年一样,只有周期震荡,而没有社会进步,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教训。

 

  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现在全球比较发达的国家,如:西欧与美国,相对较为和谐的社会(如:北欧数国),没有一个社会是自然演化形成的,都是经历了上百年的改革(或革命)。有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国的富强道路不可能是一个例外。因此,中国必须不断的坚持改革,走还政于民、创富于民,而后强国的路线。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一定要避免形成停滞与震荡的周期。只有适时的改革才能产生新的涌现、新的活力、新的创造力,克服周期震荡。

 

  4、凡是规律性的事物都可以产生美的和谐。规律性是系统物质运动、演化、发展中的和谐,符合规律就和谐,否则就是不和谐;因此,规律性是和谐的标志。在人类社会中,可持续发展、法制、可调控的市场经济,都应该属于规律性的事物,在这种条件下,该社会应该是相对平稳与和谐的。也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社会才可能产生文化、经济、政治环境协同进化,才能产生社会的对称性和谐,人们将幸福快乐,否则将是另外一种景象。

 

  实践和谐社会必须彻底改革我们的生存模式:思维方式、文化方式、治国方式。

 

  2009414

 

  参考书目:

 

  《和谐社会与系统范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