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公正看我国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双重挑战
卢迈
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有一般的原则，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无先例可资借鉴。我国的体制改革面临双重挑战：要完成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变，已属不易；而要在这转变的过程和成果中保持社会主义的特征，则更为艰巨。本文试图以社会公正作为连结点，探讨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问题。
一、改革目标
1、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充满活力的探索，至今已有25个年头。1992年，经过14年的改革实践，中国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又经过10年的持续不懈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党的16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它明示着中国对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进步和社会全体成员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的执著追求，凝聚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的理解和尊重。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有制度方面的保证，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来保证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
3、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如下特征：它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具有健全的法治基础，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对外充分开放，同时体现着社会公正的经济体制。要在现有基础上完善具备上述五方面特征的经济体制，不仅是健全和完善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要同时探索我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
4、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其一般性的基本要点。如决定资源配置的价格体系应由市场的稀缺程度决定；企业应产权清晰，能自主地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一旦决策失误将承担后果，直至退出市场；政府承担宏观经济稳定和公共管理的职能。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具有某些影响其效率的严重缺陷，如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低效，市场进入和退出的障碍过多，政府用行政命令和直接投资等方式干预市场的情况太多。这些现象，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在1978年到1992年的改革第一阶段，中国政府围绕着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和范围，采取了许多过渡性措施，来松动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这些措施来自中国以往的实际经验，对推动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离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的距离。1993年到现在的10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二阶段，中国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公司制的实行、价格并轨、宏观经济改革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仍带有很多过渡的痕迹，下一步改革的第一重任务，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规范我们的产权制度、市场规治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效率，收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好处。
5、为了追求经济效率，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撒切尔夫人的“革命”开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有些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它带来高效；有些是“坏”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它提高交易费用，鼓励“寻租”，因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中国加入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列中，也就加速了经济增长和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这种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的潮流，也在全球范围内同时显露了市场经济的两个方面，即：在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和在扩大贫富差距，损害社会公平方面的缺失。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将市场经济的社会公正问题再一次提到人们的面前。
因此，我国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好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才可能在效率方面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争高下。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市场体制最终像美国那样健全，也仍会面临贫富收入差距悬殊，各种社会问题丛生，垄断资产阶级主宰社会的现实。因此，改革的另一重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的经济体制能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
6、要完成这双重任务，我们仍需采取渐进的方式，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探索。但是，有了过去25年改革经验和逐步确立起的对目标模式的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在改革的方案设计和部署实施时已经可以围绕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开展工作。
二、社会公正
7、公正、公平、正义在英文中可以用同一个词（Justice）表达。作为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组成部分的“社会公正”，在西方是个极具争议的观念。在我本人参加的国际劳工组织设立的“全球化社会影响世界委员会”中，把人权、民主等作为基本的价值原则，大家都没有争议，但当讨论到社会公平时，就有不少发达国家的委员持有保留的看法。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社会公平作为一种“程序公正”或作为“机会平等”，能够被许多人接受，但是，作为“结果的公正”则会引起异议。
8、中国长时期有着平均主义的生存土壤，“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平均主义发展到了极端而被人们普遍予以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分配方面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全国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即使在贫困地区，那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现象也已成为历史。全国人口文盲率下降，小学、初中的普及程度显著提高。人们购买商品不再需要凭票凭证，“特殊供应”等种种特权也已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了过去二十多年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中国在社会公平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中国的社会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同时，还存在种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在社会公平方面不断进步的进程。那么，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公平是什么含义呢？
9、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将社会公正理论归纳为三派，即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功利主义是19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公正理论，其代表人物为边沁、马歇尔和庇古等人，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经济学很长时间内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原则依赖于效用，评价社会公正的标准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在一个体现社会公正的社会中，其效用总和为最大，而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中，其效用总和明显低于应该达到的水平。
自由至上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诺齐克和哈耶克等人，他们认为财产权等各项权利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人们行使这些权利而享有的“权益”，不能因后果而被否定，不管那后果多么糟糕。所谓社会公正不过是幻想而已，作为社会评判标准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法治所定义的正义，即程序正义。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两个原则为基础，第一原则是每个人都应平等地拥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原则则认为社会分配在个人之间的差异以不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的利益为原则，而且地位和职务应向所有人开放。
而森本人将自由作为首要目的，在他的社会公正理论中，发展可以看成是扩大人们所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同时，自由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政治自由（表现为言论民主和自由选举）有助于促进经济保障。社会机会（表现为教育和医疗保健）有利于经济参与。经济条件（表现为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可以帮助人们创造个人财富以及用于社会设施的公共资源。” 因而个人自由对于消除种种社会苦难和剥夺具有中心地位。
上述四种公平理论都是以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来讨论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否以及减小或消除不公平问题。而对于所有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都存在某些“前资本主义”的特点，不是因为市场体制本身的原因，而是市场体制不健全而产生大量社会不公平，如市场发育不全，缺乏法规管制，某些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或自己所处特殊地位或特殊关系来牟取利益。因此，从社会公平来讲，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0、另一类社会不公平产生于市场机制中。市场机制决定着资源的使用和收入的分配。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资源配置由其价格所引导，因此，配置结果应是有效率的。但是由于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资源的占有者在市场中所处地位
和所获得的收入就不同，因此收入分配结果总是让人失望。资本相对稀缺，使得资本所有者在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而简单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总是相对过剩，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力之外不拥有其它资本，因此在分配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由于技术进步，设备更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增大了工人的平均产量，即财富的总量扩大了，但是劳动的边际产量则下降了。而工人的工资是由边际产量决定的，因此根据效率原则，支付给劳动力的工资只能占总收入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其余大部分则作为利润和租金，归之于财产所有者。因此，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市场经济是有效率的，但是收入分配方面则是不公平，不能令人满意的。
11、除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外，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在进入市场时的条件也是不平等的。经济学家在解释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时，把资本、劳力和技术进步之外的三个决定因素归结为：地理、开放和制度，这三方面的差异对经济发展水平有重大影响。
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正在扩大。老的国有企业受着体制限制，又承担着各种社会福利的沉重负担，虽然有国家的扶持，但仍难以与新的企业“平等”竞争。另外，不同年龄段的职工，其个人条件及形成这些条件的社会历史因素，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平等”竞争也必然是不平等的。凡此种种，必然导致市场竞争中地区之间，个人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
12、自由至上主义和平均主义是针对市场经济中社会公平问题的两种极端解决办法。自由至上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而坚持只需人们有了自由、民主等权利，而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后果。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在各种国际舞台上反复倡导的。
平均主义则是另一种极端，它要求结果的绝对平等，而忽视了由于失去激励，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动力。平均主义消灭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人类发展的目前阶段也就抑制了社会公正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在我国的国有部门中，平均主义仍很严重。当前仍有反对平均主义的任务。
功利主义以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但是它以“效用”为基本分析概念，忽略了权利、自由等非效用因素；它注意了全社会福利总量，而忽视了总量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
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区分了基本的政治权力公平和经济方面对待差异的原则，森将人的自由作为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二人以不同的方法建立起社会价值体系的基点，因而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尤其是森对于阐释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平和提出校正不公平的办法，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想，但是“自由”的提法太过学术化，而且它是人们天生应该享有的，还是别人给予的呢？
13、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产生于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批判。社会主义追求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实现社会平等的条件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显然，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要实现物质极大丰富这一条件，就需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以发展生产力。因为人类社会迄今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协调数以亿计的人们的复杂经济活动，也没有更好的规则来激励人们去满足彼此的需求。而要实现人的充分发展这一条件，则需要在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把人作为发展的中心，给予充分的关注。
14、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追求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会变；但是，因为是初级阶段，我们对社会公正的要求也只能是基本的，同现在阶段我国生产力和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实的要求是社会的每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1）基本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迁徙权，言论权等基本的自由权利；（2）基本的生存权利，包括维持生存和人类再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基本的卫生保健，基本的安全保障；（3）基本的发展权利，包括接受基础教育，平等地进入市场等。政治、生存安全和发展三方面的基本权利是相互联系的。作为权利，它是人与生俱有的。它不需要用社会分裂和冲突的可怕前景去证明自己的重要，也不需要用唤醒人们的慈悲心怀来取得赐予。它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构成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转的社会基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很低、财政还很紧张的时候，政府就确定了大规模的扶贫计划。事实证明，在基本权利方面“公平优先”的政策，对全社会的运行效益的提高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述各项基本权利也会不断提升和扩充，经过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制度建设方面的十几代乃至几十代人的长期、持续的积累，人类就可以达到社会平等的理想目标。
15、人民群众能够接受基本权利的平等和市场竞争结果的不平等。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民自发地划分承包土地时，全国都采取了按人口或按人劳比例平均分配耕地的做法，其平均的程度，比土地改革时期还彻底。因为农民知道，农村人口增加，土地有限，任何其它分配方法都可能威胁到别人的生存权。但是，对于山林的分配，则有不少地方出现了追溯竹林的所有权和按“祖宗山”的分法占有山林的情况，因为与粮田不同，林地带有发展资料的性质，适用市场经济的产权规则。
16、强调我们长远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会不会影响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党和政府早已指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仍有不少私人企业家寻求担当各种政治职务，以戴上红帽子，还有不少人将资金和家人安排到国外。承认所有人的基本权利，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而明确划分长远目标和现阶段改革的目标，应会使企业家的投资预期向好。
来源: 人民网2006-03-15 17: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