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在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称，目前高储蓄和低消费达到了近些年的最低点，应对当前内外经济形势，提高消费率必须在四大领域破题——开征资源税种、国有资本分红、调整个税、加大社保投入。
樊纲：建议微调个税税率累进制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王世玲 北京报道 2008-12-9 2:04:55 “收入分配问题是导致我国内外经济失衡的关键因素。” 12月6日，在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称，目前高储蓄和低消费达到了近些年的最低点，应对当前内外经济形势，提高消费率必须在四大领域破题——开征资源税种、国有资本分红、调整个税、加大社保投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进行当中，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4万亿启动内需计划的十项措施已经开始实施。相比以政府投资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救急”效应，学界更看重对结构性问题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而带来的长期效果。 “如果不解决储蓄、消费这一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结构失衡问题，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樊纲称。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从拉动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来看，中央新增投资主要的作用在于引导和拉动社会投资，给市场以信心，而真正形成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需求还要靠全社会的投资、好市场的力量，还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要继续深化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改革，如投资体制、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等。 建议对中等收入阶层减税 追寻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的根源，樊纲给出四个原因：资源价格低、国有垄断资本利润未上缴、个税税率不合理、社保投入低。为此，解决方案也依次展开。 首先，樊纲建议以多种形式合理征收资源税，收缴国企红利。 此外，和大多数财税专家一样，樊纲也认为，通过减税来拉动内需、启动消费是根本之举，但“我跟大家提出的提高起征点的看法不太一样。”樊表示，个税调整应该落脚在税率累进制度上。 目前，我国针对工资和薪金所得实行起征点为月收入2000元、5%-45%的九级累进所得税率。月应纳税所得额在500元以下按5%征收、500-2000元按10%征收。一旦超过2000元，累进税率增加很快。如每月5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要面对20%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 “在高收入那个层面应该继续高收，低收入继续低收，而在中等收入那块要让出来。”樊纲称，可以通过改进现行所得税税率来减轻中等收入阶段的税负。 具体做法是，在不改变现行起征点的情况下，月应纳税所得额在500元以下的保持5%的所得税率；500-5000元按10%的税率征收。 “上述两步，既保持了现行个税制度的稳定性，也降低了2000元以上应纳税所得的税率。”樊纲称。 而最关键的一步是，建议把5000-40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统一实行15%的税率。“这个范围包含了大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统一实行较低的税率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樊纲表示，40000-50000元，建议实行20%的税率，50000元以上按照原来税率征收。 “如果仅仅把拉动内需作为应对经济下行的措施，那么在提高消费率的政策和决策上一定会有一些偏差。”论坛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表示，要进行相应的财税体制改革，“应该从一个战略角度来研究怎么提高消费率，即重点解决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增加他们的个人支配收入。” 警惕投资与消费增长背离 除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学界对当前的刺激经济政策也提出了警示。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提醒说，国家的4万亿方案一宣布，各地纷纷报出投资计划，合起来大概有18万亿的“盘子”，“要防止草率决策”。 成思危根据目前财政支出、银行储蓄和准备金率等因素分析认为，政府和银行可拿出来的钱并不多。“社会的投资能不能带动？这需要思考。” 此外，还要警惕投资与消费增长脱离，并对市场原则形成“伤害”。 “从过去十年看，扩大内需的结果更主要的体现在国有投资增长和扩张方面，最终消费比重不升反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称，此轮扩大内需，要吸取十年前的经验教训。 从内外需结构看，1997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34.2%，净出口占比为4.3%，2006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66.9%和7.5%。 “虽然不能由此就简单断定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但至少表明近10年来内需增长相对于外需而言是缓慢的。”高尚全表示。 而从国内需求看，1997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9%和36.7%。2006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49.9%和42.5%。1997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45.2%，2006年下降为36.2%。 “这种情况表明，即使人们不同意投资挤压消费增长空间的说法，至少也意味着投资在相当程度上与消费增长是脱离的。”高尚全称。 “因此，扩大内需要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高解释，这次国务院出台的十大措施中，在保障性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养老等若干方面都作了相应安排，并强调要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体现了中央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及其在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高尚全还提醒，要在理论层面澄清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警惕政府投资扩张中可能出现的“体制复归”。 “扩大内需并非像一些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高尚全强调。 为此，高尚全建议，当下各级政府政策要在“如何撬动市场力量作为考虑的重点”。对于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应避免过度干预，甚至取代市场，同时也要考虑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淡出”安排，要有个退出的机制。
| < 上页 | 下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