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勤 本刊特邀记者
让外行也来关心城乡改革
《中国改革》：有学者质疑：“一个在电视台讲通俗历史的人，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更不是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又心血来潮讲什么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这不是外行凑热闹吗？”
易中天：早在2004年，作为成都市规划顾问，我就开始关注该市的“统筹城乡一体化”这一改革现象，并于2005年暑期两个月间以学者的身份到成都调研，像记者一样实地走访改革一线，对变革亲历者逐个进行访谈。
2005年7月底，我应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请到了攀枝花。回厦门时绕道成都，朋友谈起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摸索出来的一些具体做法，原来成都不仅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而且还致力于建设基层民主和打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我在成都到处参观、访问、座谈，然后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还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最初的想法，是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后，放一放，看看当时的思路和现在的现实是否吻合。结果放了两年后，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的改革实验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这才有了出版《成都方式》的动议。
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研究美学、文学、历史、美国宪法，两年以前又关注中国大西南一个城市的变化，其实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类幸福的关怀。我最害怕把人放在一个大一统的模子里面。有种专家型的学者一辈子只研究一本书只在一个领域。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
《中国改革》：所以，我发现你经常“串行”。这也是“学术超男”的超级本领吧？
易中天：我觉得中国的改革也好，“三农”问题也好，统筹城乡也好，民主也好，它不是个别专家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事情，应该是全国人民的事情，应该有更多的外行来关注。所有的改革实际上对应着人类的普适价值，就是科学民主法制。
我自封为外行代表，我作为外行怎么看？如果我写出来的书外行也能看懂，这个事就好办了，我往往要去串行的动机就在这个地方。比如我谈历史，我自己说得很清楚，公鸡下蛋嘛，流寇主义嘛。比如我还写了关于美国宪法的书，我说我最没有资格写美国宪法，一不是学法律，二不是学历史，三没有去过美国，四不会英语，有什么资格写，我就有一个资格：外行。外行能做什么？就是要保证外行看得懂，因为首先我要弄懂，我弄懂的过程中间，我就知道外行不懂什么。做专业的人往往不知道外行不懂什么，他觉得这是常识你肯定该懂。我就想从来没有关心过“三农”问题，从来没有关心城乡统筹，要写，能不能让外行感兴趣，让他们看懂。所以，我采取的办法就是访谈、实录加追问笔记。
不希望普遍推广成都方式
《中国改革》：你的这本《成都方式》，我看了以后有一个最大的体会，以前感觉基层官员好人不多，但是在这个书里面，给人一个新印象，至少在成都，我们的官员里面，还是有一批人愿意思考，在读书，在想问题，在找办法。这本书出来以后，我想，很多读者都会改变一下认识：在我们的政府里，还有这样一批好官。
易中天：我喜欢那些有血有肉有棱角有思想的人。我到成都时，用“铁腕”推进民主的成都市新都区区委书记李仲彬的大名已是如雷贯耳。因为夸他的和骂他的人都为数甚多，喜欢他和讨厌他的人都成群结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区委书记个性十分鲜明，也说明他在某些方面一定动了真格。动了真格，就会有人坐不住，也会有人拍巴掌。不过李仲彬的毁誉参半争议迭起，恐怕还与他性格有关。他几乎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爱则喜笑颜开，憎则金刚怒目，言则眉飞色舞，做则雷厉风行，一点都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领导干部。我就是被这样一批干部吸引住了。我愿意把他们的所思所干介绍给我的读者。
《中国改革》：为什么叫《成都方式》而不叫《成都模式》？
易中天：一种做法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可以叫“模式”。当初也有朋友建议把成都的做法总结为“成都模式”，但我没有同意。我觉得，是方式，不是模式。我不喜欢模式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模型和范式。方式，它是开放的，它意味着方法、方向、方针；其次，方式是发展的，它本身也不断地在更新、在变革。模式就固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成都的这些做法不是其他地方都可以照葫芦画瓢的，千万不要克隆。
我觉得成都方式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也不具有可复制性和推广性。为什么呢？成都的例子比较特别，特别是成都在中西部地区是发展最好的，经济实力最强的，自然条件、自然环境最好的，而且没有那么多负担。所以大城市郊区的城乡一体化不可能复制到成都以外的地区，成都主要是解决郊区农民，近郊农民问题。实际上没有把重点放在进城打工的新移民，特别是三无农民，无地、无保、无业的农民怎么保障的问题上，在这方面成都还没有破题。话说回来，地方官员能往这方面思考，做一些事情，还是值得赞扬鼓励的，下一步就是怎么做得更好。我现在担心就是如果成都、重庆真的做成功了，如果还是过去搞运动的思路，要向全国推广复制可能也会出大乱子。
譬如，成都的公推直选方式只适合乡镇党委使用。这就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区别。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全国包括到县，不能实行直接民主，要实行间接民主。
更看重成都方式背后的价值理念
《中国改革》：你曾经是一位宪政学者。从《成都方式》这本书还是可以看出你对基层民主改革观察记录的特色和深度。
易中天：2005年到成都，此前一年已经知道他们搞了一件事情，即推统筹城乡综合发展，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但在我这个不太懂这个事的人看来，有点意思的是，他们不仅仅做了城乡改革这一件事情，还做了一个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有一个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我当时了解了一点情况，听成都朋友介绍了大体的情况，当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其他地方就三农谈三农，把“三农”问题孤立起来了，但在成都，它是一个综合配套改革。那时候虽然没有现在提出综合配套改革的这个提法，但实际上是这样做的了。
当然，我知道自己如何扬长避短，我有我的角度。书的前三章访谈实录，第四章是追问笔记。前面三章都是对官员，上自成都市委书记，下至乡镇党委书记，跟他们实实在在地、面对面地谈，而且把当时的场景记录下来，增强了可读性和真实感。第四章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尽量用外行看得懂的语言描述。现在就是这样一本外行的作品，放到专家的面前，请大家评头论足。我就像是一个二传手，我一手的材料给大家，让大家通过材料去思考，去得出结论。
再比如说，对于城乡统筹改革本身，我也有自己的思考。我去过那里几次，也对三个改革做了一些调研，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权力主导的悖论，纵观那个地方，行政官员不去主导，统筹一体化的东西往前推进不了，但是地方权力主导一浓，改革本应该是农民为主体，市民为主体，但是这主体没有了。你要想让他成为主体，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组织，才可能通过组织化的形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增进自己的利益。但是在权力主导推进改革的情况下，这局面很难出现。
《中国改革》：很多人提出置疑，民主要从哪里开始？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能改变整个中国的大局面吗？还有一个问题，成都的做法肯定是当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推行，尤其是基层民主的探索如果没有当主要地领导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这些领导人调走，成都方式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易中天：民主首先是精神和文化，同时也需要有一系列的可操作的制度，我非常关注他们的操作方式。据我的观察，成都的基层民主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制度，如公推直选、民主测评等。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这个事情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区县在做，是很难存活下去的。如果能够在大多数地区推广开，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变成一个良好的制度，就与领导人没有关系了。这也就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这样一种好的做法不至于人亡政息。
其实，我看重的不是成都的做法本身，而是这些做法背后的价值理念。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三件事，分别对应科学、民主与法治。科学、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经过这么多年探索出来的普世价值。正如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所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这三样东西恰恰是我们要认真学习、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