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奇洪 河海大学苏南经济研究所
在中国众多的地级市中，很难找到像常州一样的城市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那么深远，也没有哪座城市像常州一样由于历史上所辖县的发展和行政区的调整最后却成了一座中国最为悲情的城市，甚至在21世纪初还因“铁本事件”成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众矢之的。作为中国近代变革思想的发源地和实践者的常州，如今虽然也不乏创新思想和创新实践，但似乎什么都想做，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城市定位至今不明确。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经济全球化下的常州应该向何处走？
“务实创新”造就昔日辉煌
淹城遗址的重现天日，证明了常州的发展历史不逊于苏州，甚至还长于苏州，只不过，苏州的先哲们对后人留下的是可看得见的城池和供达官贵人玩赏的园林，这使得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苏州反而借此成了吸引外资和世人注意力的“资本”。反观与苏州同样历史悠久的常州，虽然留下了最珍稀的精神财富，但由于精神财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因此也就仅仅作为现时常州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只重物质、不重精神的时代，常州屡次演绎的“悲情故事”也就不足为奇。
看历史，早在2500多年前，常州就有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季札；1500年前，有“文学甲天下”美誉的常州，不仅出了齐、梁两朝皇帝，而且萧统编纂的三十卷《昭明文选》，集秦汉至当时诗文精华之大成，堪称“总集之祖”
；500年前，常州人陈济主持编撰的《永乐大典》，则为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300年前，常州由于工商业、文化教育发达，更出现了影响后世，尤其中国进程的“常州学派”，以及文学领域的“常州词派”、美术领域的“常州画派”、中医领域的“孟河医派”；近现代的常州，如计算所辖“八邑”（无锡、江阴、宜兴、武进、靖江、金匮、荆溪、阳湖），则中国各领域之高端，无一不现常州人。
最为可贵的是，在清朝“康乾盛世”之时，具有创新精神的常州人庄存与、刘逢禄等，就不为当时“盛景”所蒙蔽，以《春秋公羊传》为工具、以今文经学为研究对象，在全国率先倡导“变易”思想，由此，“常州学派”不仅名闻天下，而且更重要的是跨越了地域限制，成为近代中国“变易”思想之鼻祖，以至浙江杭州龚自珍、湖南邵阳魏源、广东南海康有为都被后人归纳为“常州学派”代表人，由此，也才有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国难当头之时的常州人，不仅有创新的思想，更有创新和追求民主进步的行动，由此，只有常州城（当时只有20多万人口）才同时走出了中共早期真正追求理想的三位杰出领袖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而需要指出的是，能称得上做学问、且留下数百万字“大家”的中共领袖，可以说瞿秋白是唯一之人，且瞿秋白又是领导“三大起义”的总指挥；而追求民主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发生的“七君子事件”，其主要人员又都是常州人。
在工商业发展方面，常州（包括所辖“八邑”）是中国重要的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不仅指导思想离不开“常州学派”，而且实干家盛宣怀就是常州人氏。盛宣怀既创办了轮船招商局、邮电、矿业，还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时，江苏实业家张謇的“实业救国”，也来自于“常州学派”的“变易”思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常州与无锡工商业的同时崛起，并率先成为江苏乃至全国的两大民族工业基地，更是“变易”思想在现实中应用的结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后期，苏南的本土企业为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并不是靠近上海的昆山、太仓、吴江，而是锡山（现分为锡山区和惠山区）、江阴、张家港、常熟、武进（现分为武进区和新北区）五个县级市。在这五个县级市中，除了常熟和张家港南部外，大部分地区恰恰是原来的常州府所辖地区，而常熟和张家港南部作为过去常州府毗邻地区，显然也是“常州学派”波及地区，深受“常州学派”影响。如清朝末年常熟籍“师爷”翁同和之所以支持以“变易”思想为指导的维新派，不排除受到了“常州学派”的影响。
常州的“先天不足”
2006年常州在苏南地区的排名已远远落后于苏州和无锡，且被南通所超越。如今的常州与历史上的常州，为何差距如此之大？或者说，常州的悲情是如何演绎的呢？应该说，如按照清朝的行政区划，在所有的府城中，目前常州的经济实力最强，因为“常州八邑”所包括地区涵盖了无锡市区、宜兴、江阴、靖江和张家港北部等地，这些地区加总的经济总量，远非苏州能比。因此，与历史上常州比较，常州的衰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衰退，如果像苏州、南通等地一样，都维持清朝时划定的“疆域”，就是在区域经济主要依靠外来经济拉动的今天，常州依然为江苏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如今常州的“不幸”，客观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所辖区域经济的发达，导致无锡等地的独立和分割；另一方面，则是1982年江苏推行“地改市”改革中，“家产”分配的严重不公。应该说，1982年江苏以“地改市”为核心的行政区划改革没有真正遵循经济规律，分“家产”时严重背离了公平原则，片面照顾了当时地区行署所在地城市的利益，使得苏、锡、常三市在发挥区域经济中心方面，呈现不是“小马拉大车”就是“大马拉小车”不合理情况。对于常州而言，一方面，虽然常州自古就是苏南中心城市之一，但由于1982年分“家产”时所得甚少，且所带的金坛、溧阳离常州远，且均为苏南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自然而然在计算苏南三大地级市经济总量时，常州就不如苏州、无锡；另一方面，历史上就为常州府江阴、宜兴划归到了无锡，自然而然常州对江阴、宜兴经济辐射就受到无形且又强大的行政区界限制约，而宜兴目前受武进阻隔，目前也并未与无锡陆地相连，俨然是无锡在太湖西岸的一块“飞地”。苏州因为是当时苏州地区行署所在地，不管能否有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分“家产”过程中却拨得头筹，拿到了六个县、市；无锡市区经济实力远比苏州强，当时也只能从苏州行署中拿到剩下的江阴、无锡两个县，由于所辖两个县数量太少，只好把宜兴划归到无锡。
常州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中国的“明星”城市，但除了“名”以外，并没有拿到真正的实惠，在分“家产”过程中，常州除了武进外，只能拿离镇江较远、且镇江也不要的溧阳、金坛两县。需要指出的是，当前苏南经济板块中出现的一些全局性问题，无不可以从1982年分“家产”违背公平原则中找到“烙印”：在被人诟病的“市管县”体制中，意见最大者一般是经济实力强，但又远离地级市，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又不能得到地级市“垂青”的县或市，因为在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下，这些县或市向地级市往往缴得多、分得少，所以迫切要求从地级市“解放”出来。为此，在苏州、无锡，为了安抚经济实力强并且又是“缴得多、分得少”的张家港、昆山、江阴等县级市，通常的办法就是让这些县级市的官员的晋升道路比一般县级市通畅。目前，尽管在苏锡常三个地级市中，常州市区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陆地面积与苏州和无锡两市区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但在对外统计和领导干部考核上，还是以整个地级市为范围，则使得“不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常州往往处于劣势之中。
“低调”中的常州悲情
“常州学派”的影响，导致常州是个务实创新和做事低调的城市，但在“吹泡泡”的年代，这就成为常州“悲情”的由来。近现代的常州，除了外界普遍认为的是一座工业城市外，文化城市、旅游城市似乎戴不到常州头上。尽管常州人才辈出，但除了中小学教育，常州的高等教育在江苏乃至在全国经济总量2006年过1500亿的城市中，排名最为靠后；尽管常州的历史与苏州一样悠久，但先哲们并没留下如苏州、扬州一样的私家园林，则使得常州人文旅游资源贫乏得可怜，在旅游发展方面，既不如南京、苏州、无锡，也不如镇江、昆山、常熟，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最没“看头”的城市。为此，常州也努力尝试过改善城市形象。在长三角引起过小小波澜的亚细亚影城、恐龙园，也曾让常州人自豪过一把；另外，为了提升文化含量，常州也投入巨资，兴建了大学城。但在中国重走市场化道路的过程中，常州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中国的“明星城市”红过一时，并向外输出过一批领导干部外，常州不曾有过像苏州、无锡般的辉煌。尤其从常州纺织、机械两大传统优势产业出来的吴文英、程维高连续“出事”，仿佛也在意味着常州引以为豪的纺织、机械两大产业也在呈现被“边缘化”的趋势。
“马太效应”、“杀鸡儆猴”，使得弱小的常州稍不谨慎就会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对象。因为，每当出现国家经济发展过快、过热时，资本充裕、民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就会成为中央政府重点关注的区域，相反，珠三角则由于港澳资本多，中央政府不太容易对其出“狠招”，且珠三角设立经济特区，就是容许其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性质；另外，对长三角出“狠招”的对象，一般又会选择民营企业，这不仅是中国民营资本在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软肋”，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真实反映，而对民营资本出“狠招”的区域选择，由于考虑到负面影响最小，就必然会选择弱小城市，这既是因为弱小城市缺乏强大的游说集团（如珠三角有强大的港澳游说集团），同时客观上对经济政治又是影响最小。非常不幸的是2004年常州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但是，即使现在，常州还是不能在沿江发展钢铁工业，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常州市区离沿江较近，钢铁工业项目不宜放在市区较近的区域；另一方面，常州长江岸线只有十几公里，如果批准在常州沿江兴建“铁本项目”，常州将没有岸线发展公用码头，发展第三方物流。此外，常州发展经济也根本用不着非要发展大企业、大项目不可。事实上，广东的东莞、南海等地，就是依靠中小企业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与常州有类似问题的厦门，在对待台湾王永庆石油化工项目投资时，就是由于有厦门大学教师的反对和据理力争，才使石油化工项目远离了厦门，而常州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自我纠正机制。
因此，“铁本项目”停了下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杀手锏非常及时。可惜的是，这个叫停“铁本项目”的最终主张并非常州人提出。
常州的问题在哪里
如今的常州，虽然经济在不断发展，但横向比较，常州明显地也在相对衰退。其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找不到北”的常州亦步亦趋，交通区位竞争优势正在不断丧失。在苏锡常三市中，常州区位优势最为突出，一是常州市区濒临长江，拥有军民合用的奔牛机场，是苏锡常三市中唯一具有海陆空交通优势的城市；二是常州位于沪宁两个特大城市中间位置，更重要的是，常州地处吴方言语系与北方语系的交汇地带，具有发展成为苏南经济区“门户城市”的优越条件；三是长三角经济区中沪宁、沿江和宁杭三大经济带在常州交汇。由此，不经意间，常州一些物流业企业也成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如邹区镇的灯具市场、凌家塘农产品批发市场和红星家具市场均为长三角同类最大批发市场。但常州政府却没有把物流业放在主导产业位置，物流业竞争优势能保持多久，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第二，中心——腹地不匹配，使得常州区域经济总量偏小。在苏南经济板块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区域经济现象，即在包括太湖在内的苏锡常三市中，京杭大运河犹如一条等分线，把苏南分为了东西两个部分，但由于东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基础优于西部，使得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东部单位面积产出远比西部为高。以江阴和宜兴、金坛、溧阳对比为例，2006年江阴每平方公里生产总值为1亿元，而宜兴、金坛、溧阳每平方公里生产总值则分别为0。21亿、0。19亿、0。142亿元。因此，尽管2006年苏、锡、常三市的市区生产总值均在1000亿～2000亿元的数量级上，但由于常州所辖的溧阳、金坛均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苏南西部地区，在统计整个常州市经济总量时，就必然出现常州经济总量远不如苏州、无锡的情况。
第三，常州市区与常州所辖的溧阳、金坛两市在经济地理位置上的错位，使得常州市区经济辐射溧阳、金坛，显得力不从心。在常州行政区图上，由于金坛、溧阳犹如“飞地”偏离常州城区，使得常州在统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常常遭遇行政区管理上的阻扰。目前，常州市区与无锡、镇江乃至苏州所辖区、市联系便捷程度要远大于常州市区与金坛、溧阳联系便捷程度。一般而言，经济活动在空间上扩散通常有墨汁扩散（就近扩散）、通道扩散、等级扩散、随机扩散等几种形式，但由于金坛、溧阳远离常州市区，且交通不是最为方便，使得常州市区难以带动金坛、溧阳发展。由此，常州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存在鞭长莫及等不合理情况。
第四，常州虽然制造业发达，但常州缺乏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企业，且优势企业也面临边缘化风险；另外，虽然常州民营经济较为发达，但与广东、浙江的民营企业相比，还处于初创阶段。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相比，常州制造业非常繁杂，并且，一些原先优势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看好的背景下，还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如常州内燃机车辆研发和制造在全国居领先水平，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车辆需求市场，铁路干线都实现了电气化，另外，随着全国高速客运专线网的建成，现在需求最大的是电力机车和高速牵引的客运电力机车，但作为进口替代合作生产企业，国家则排除了常州戚墅堰车辆厂；常州长江客车集团是江苏重要的城市客车生产基地，但在全国客车市场需求看好的背景下，不进则退，现已成为国内客车生产三流企业；常林集团作为国内上市较早的工程机械企业，现也跌出国内工程机械一流企业行列。在常州，固然某些行业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但难以找到行业“排头兵”企业。另外，与浙江、广东一些地级市民营企业相比，常州民营企业数量不少，但大多处于初创阶段，民营企业一方面大多没有发展到跨区域和资本经营阶段，规模普遍偏小，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主大多由实干出身，对外界宏观经济考虑少，应付市场风险能力弱。
全球化下的常州出路
著名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分析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原因时指出，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实行了同质竞争。固然，他人干什么，我也做什么，可以降低学习成本，但这种方式容易导致产业在低水平上的重复。因此，针对竞争，常州既要有战略，还要有策略。
常州要抓住全球产业转移重点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机会，大力发展以流量经济、商务休闲服务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在全球化第三阶段背景下，常州的政府、企业、个人都要有全球化思维、本地化作为的思想，审时度势，充分发挥比较竞争优势，把握发展机会，借助全球服务业转移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常州流量经济和商务休闲服务业。未来，服务业转移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重要现象，常州应以现代服务业为发展重点，实现经济增长。
在长三角地区中，常州要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综合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目前，常州的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沪宁铁路两侧。未来，常州要实现统筹城乡综合发展，关键在于常州市区有所提升和溧阳、金坛有所作为。为此，常州必须跟踪世界产业发展潮流，及时发现新的产业群，并充分发挥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产业集群优势，促进产业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产业集群区域化，从而带动常州农村城市化和农村居民就业的“非农化”。
常州要率先打造各种平台，通过平台建设达到吸引流动要素的目的，从而提升常州城市竞争力，成为长三角城市群重要的“结点”城市。城市功能发挥主要以各种平台为载体，为此，常州要达到吸引流动要素（人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集散目的，应该建立健全各种运行平台。
常州要优化城乡结构，以合理的功能分工，实现城市、农村经济互动与交融。常州要优化城乡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在经济层面，必须通过“产业”发展解决；在社会层面和生态层面，必须通过“土地”措施解决；在文化层面，必须通过“人”的安居解决，而要达到“人”的安居，又需要依靠“产业”发展与“土地”措施。目前，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最后一个堡垒就是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虽然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权从法律上还不属于个人，但在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地区，早已出现了各种“准土地所有权”流转的情况，常州可以在非基本农田领域进行必要探索。
常州要以理性招商代替盲目招商。如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真正有竞争力的地区应是“本土经济外源化+外来经济根植化”的地区，而常州应算此类地区。常州要根据产业集群和流量经济发展需要，瞄准世界一流企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中心城市，“不求大，但求专、求精”。为此，在招商引资上，应该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目标，以完善产业链为核心，开展理性招商、定向招商。在目标上，以引进规模型、自主技术型、效益型企业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