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着中华龙的万里长江，四大名川“江河淮汉”的汉江，分别由西南和西北，冲破崇山峻岭，划开广袤的平原，在白云黄鹤的故乡，在龟（山）与蛇（山）的注目中相会，汇聚成汹涌的巨川，奔向浩瀚的东海，让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融合。
两江交汇，分隔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桥飞架南北，将三镇连成特大城市——武汉。武汉的秋天别具韵味，江风徐来，游人如痴……
国庆节前夕，武汉市政府一号会议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走访了武汉市长李宪生。
记者现将改革实践者与理论研究者的精彩对话实录如下：
石小敏：李市长，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前几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就“中部崛起” 、“武汉城市圈”的问题作过精彩的发言，成了会上的热点话题，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对此，学界和社会各界议论也很多，今天很想聆听市长的想法。
李宪生：促进“中部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为中心，由武汉及周边一百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八个城市构成的城市圈，简称“1+8城市圈”，这是湖北省委省政府贯彻、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决策的重要举措。其实，我们研究城市圈综合改革试验区时，也感觉到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不是跟风，是吸取了人家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城市圈建设不仅仅是空间布局的问题，更是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所采取的必要战略措施，但要各扬优势，各具特色。武汉和“武汉城市圈”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城乡功能提升的历史关口，要克服发展中存在的大中小城市差异性大、产业结构趋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就必须把发展和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一定区域内打破行政壁垒、整合资源，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市化的新路子。
石小敏：武汉“1+8城市圈”的概念有别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也不同于成渝和长株潭，这里的“1+8”中的“1”应该是武汉，用您的话说，“武汉在哪里？”
李宪生：武汉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有它很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要说改革，武汉敢为天下先，如辛亥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质的改革。在上世纪那一轮改革开放中，武汉的工作在全国也很有影响。武汉有三次大的文化高潮，每一次都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洋务运动，武汉由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摇篮之一，奠定了大武汉的基础。
解放后，在每一次的中国经济大发展中，武汉虽不是中心，但也没有错过机遇，如“一五”期间，156项国家大型项目就有6项在武汉。这可能和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系，武汉在地理学上被称为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心，从武汉到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及周边的城市空间距离大概都在1000～1200公里左右，航空时间都在100分钟左右。如果以武汉为圆心划圆的话，大体这个圆里面可以囊括全中国80％以上的大、中城市，所以武汉历史上叫“九省通衢”。过去的“九省通衢”主要还是从水路上来说，通过长江、汉江影响周边。现在由“帆船时代”到了“航空时代”，又到了“信息时代”，那么武汉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了呢？这就是您刚才说的“武汉在哪里？”
2003年“两会”期间，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参加湖北团讨论。团里安排我发言，我就说：“我是武汉的市长，最近刚回到武汉来工作，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武汉究竟在哪里？”温家宝总理就抬起头来微笑地看着我。我就讲，曾经有过“大武汉”，历史上有过辉煌，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武汉被边缘化了，现在武汉要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温家宝总理在小结时就说：“刚才武汉市长宪生同志提到武汉在哪里，我理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概念，还是说的武汉的地位和作用”。后来被新闻单位一杜撰，就成了“李宪生三问总理：武汉在哪里？”这个故事就讲大了，海内外都知道了武汉有个“吃毛”的家伙，提了一个这么“吃毛”的问题。（众笑）
石小敏：总理的话一针见血，时空早已变换，一个城市的地位是靠综合经济实力来说话的，是靠对市场要素的集聚和辐射功能来凸现的，您怎样估价武汉？并请您谈谈怎样找回大武汉的地位，如何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李宪生：说起来，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武汉现在875万人口，其中中心城区人口500万，肯定是特大城市。但是不是中心城市？这不是以规模大或行政级别高为标准的。一个城市的中心地位取决于它的聚散功能，正如您所说的生产要素，来自于多大半径，辐射多大半径，这决定了城市的综合功能。只有城市的综合功能、聚散能力都处于中心地位，才有中心城市这个说法。从历史上看，武汉过去曾经是中心城市，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过生动描述：“痞子运动”的发起，让地主阶级产生了恐慌，小地主到县城，中地主到长沙，大地主到武汉。可见，武汉历史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过，现在武汉不是中心了，而在被边缘化。虽然它现在还是区域航空、区域电力的总部。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在“中部崛起”中发挥战略支点作用就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研究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重新形成一个真正的区域中心。
石小敏：“1+8”是以“1”吞“8”实行外延的扩张，还是以“1”带“8”进行内涵的融合？若是后者，“1”和“8”行政体制互不隶属，不同于成都可以实行体制内的统一规划、转移支付。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改革方式破除“壁垒”融合发展，又避免重复建设？
李宪生：构建“武汉城市圈”，武汉应摆正位置，它不是武汉的城市圈，而是以武汉为中心，武汉起引导作用，或者说是以市场为导向，产业为纽带的这样一个城市圈。所以在这里不能简单的用行政的办法，而是更多的用市场的办法，用经济的办法构建城市圈。
怎么来构建城市圈呢？具体讲就是“五个一体化”，围绕着聚散功能、综合实力的构造，从构建大市场的角度来考虑。一是“基础设施一体化”，构建能快速通达的半小时经济圈、1小时经济圈、3小时经济圈。二是“产业布局一体化”，钢铁产业，武汉－鄂州－黄石，沿长江形成一条钢铁带；汽车产业，以武汉为中心，孝感－随州－襄樊，客观上形成汽车走廊；高新技术产业，以东湖高新区为代表，鄂州－仙桃，客观上形成光电子产业雏形；石化产业，孝感的盐化工和武汉市的石油化工结合形成一个重化工走廊；农业，发挥武汉农业科技、信息和深加工优势，培育壮大一批龙头企业，促进城市圈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是“区域市场一体化”，从市场体系来说，总部在武汉、分销在各地的物流链条客观上已形成态势。下一步，还要在市场组织、金融证券、信息快速通道等方面，通过市场的办法有效地打通，形成一体化。四是“城乡建设一体化”，充分发挥武汉的资金、信息、技术优势，促进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转移，发展农村优势特色产业，支持农村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和信息平台，大力发展城乡职业技术教育，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五是着力推进“环境和生态建设一体化”。我们想把武汉建设成全国公园最多的城市，建成宜居城市。因为武汉是百湖之市，整个城区169个湖，中心城区就有40个湖，其中东湖33。2平方公里，这在全国都不多见。60个湖准备变成城中公园。这就需要圈域各市，尤其两江上游地区协调配合。
此外，还要发挥武汉的科教文卫优势，带动、辐射周边地区。如果说武汉还有一点什么优势，表现最突出的还是科教文卫事业。现在周边哪个城市有52所大学，82万在校大学生？没有哪个地方有我们这样健全的科教文卫体育设施？所以，武汉的社会事业比较优势非常明显。另外，我们想建成博物馆比较多的城市。最近我们把地质大学的地质博物馆、中科院水生所的水生馆开放了，陆续地整合起社会资源，实现资源共享。这些对于武汉市的个性魅力，是极大的彰显。
石小敏：我国的内需动力不足，武汉城市圈可以算是内陆最大的城市圈，是否在发展过程中兼顾外向与内需，甚至把内需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李宪生：武汉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也应该是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开放的步子不大，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诸多领域，尽快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潮流。同时，中国的内需市场潜力巨大，武汉城市圈是推进内生型改革的理想区域，通过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有利于探索内生型和外向型相结合、以内生型为主的发展模式。在整个城市圈的描述中，我们不想仅仅把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回到过去计划经济的老路上，更不能一市独大，以自己的行政级别高低，来决定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是应用市场办法来构建这样一个城市圈。大体想法反映在我们给中央的报告中，我们希望通过报告的批准，在实施中围绕着城市整体功能的提升，围绕着辐射功能的发挥，围绕着一体化的形成，来推动区域的整体发展。
石小敏：假如报告批下来后，经过若干年的城市圈建设，这五个一体化大致能够实现的话，您心目中的武汉就找回来了吗？可以叫大武汉了吗？
李宪生：应该是重新叫大武汉了，我们叫重铸昔日辉煌。不过，那时的大武汉应该不是个行政概念，而是个经济概念、市场概念，是以武汉为中心的大都会。
石小敏：现在社会上都有一个企盼，十七大以后，社会的整个改革会有一个创新。我们也想知道，武汉积蓄了这么多年的力量，能否走在前面，争取先机。
李宪生：所以我们发改委的龙主任他们正摩拳擦掌（笑指在坐的武汉市发改委的同志）。武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真是“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全场会心大笑）但不东不西正是现在哲学讲的一分为三，不东不西正是东西，不黑不白正是灰色地带，这正是我们理论研究的领域。武汉应该是最好改革的地方，它可以把东西南北的优势集聚到一起，后发优势会很强。
石小敏：您是学历史专业的博士，请问李市长如何处理尊重历史和城市开发的关系？
李宪生：这在学术界也是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就是保护与开发的问题。背上祖宗的包袱也不行，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在这方面试图通过规划，把哪些是属于保护的，哪些是属于利用的，哪些是属于开发的想透，这样在规划的指导下不会犯大的错误。
有时我和人们调侃，说武汉最大的优势就是“落后”，一些地方发展过程中把很多老建筑破坏了，我们还没有，这使得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好地做我们的建设和保护工作。就拿租界区来说，现在是全国保存最好的地区之一，这不是我们文化意识很强，而是未来得及拆，结果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文化遗产。（众笑）
石小敏：城市圈建设中难点是什么，有什么瓶颈性障碍，如何突破？
李宪生：现在的障碍首先还是思想观念，因为行政色彩还很浓，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还没有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架来考虑问题，推进工作。城市聚散功能的形成，要通过要素配置来形成经济圈，而不应该是行政长官的意志，这可能是问题的实质。这方面我们过去说机遇和挑战，都是机遇，抓不住机遇全是挑战；突破的就不是障碍，不突破的就全是障碍。应该说每件事进行起来都不容易，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思想观念问题。当然，体制的障碍，要用改革的办法来突破。
石小敏：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作为一个大市的市长，有何感触？
李宪生：就像朱总理说的，如履薄冰，深感责任重大，不敢丝毫懈怠。
一位学者说：“官员过上安逸日子，老百姓的日子就难过；只有官员的日子不好过，老百姓的日子才好过。”市长“如履薄冰”，就会勤政廉政，就会按照他的宏图大略去创造伟业；只有市长“深感责任重大，不敢丝毫懈怠”，宏伟的规划才不致流于形式，才能避免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应景。真正的“1+8城市圈”建成之日，就是“大武汉”找回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