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评论》月刊八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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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子的感受与盛世诤言
摘要：“这次上海世博会强调‘文明’是对的。这里的‘文明’即是指须与国际水准接轨。但这只是短暂的。至多也局限于一个地区而已。”“如果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上普遍受到尊敬的大国，必先有能为世界尊敬的国民。起码要能与国际水准相接。”
本人有幸被邀参观今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适逢我在学校年修期间。因没有平日教课之累，所以能于4月26日抵达上海，直到6月16日返回纽约为止，在中国停留了51日。除了中间来回江西（头尾四日）及香港（头尾三日）之短程旅行以外，其余时间悉皆客居上海。而在上海的时日，曾三次去世博会游览；亦应邀做了几次演讲。另外也间或去了上海各地与近郊参观与见习。见闻甚多，亦感触良深。有如是之多的活动与信息交换机会，可说满载而归。以下只是对所见所闻的片段感想与感言。
由参观世博会说起
百闻不如一见。尽管事前对上海世博会有多高的期望，等到身临其境才会感觉原来比想像的更壮观，更惊心动魄。首先，一到上海，还没有去实地参观世博会以前，立刻直觉地感受到世博会的氛围笼罩着全上海。无论在街上，在地铁里，甚至坐在计程车里，到处只见表达上海要“文明”兴办世博会与决心办好世博会的标语林立。晚间，路旁的树枝上缠有五颜六色小灯泡频频发亮的灯光，无形中给予访客一股温馨欢迎来访的信息。为了世博会，上海的街道也打扫得特别乾净；平常街上的小贩，也无影无踪。地铁的车厢里，每停一站时，都能听到重复欢迎来看世博的广播。并呼吁须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我在上海期间乘坐地铁不超过十来次。但在拥挤的车厢里，就有一半时间有人站起来让座给我这位“老先生”。习惯于纽约地铁毫无秩序的我，不由不感动。
每天有几十万人参观的世博会现场，竟然有条不紊。现场各处工作人员，勤奋职守。主动帮助访客与维持秩序，表现良好。这一切都须归功于精心策划。在世博会现场，一进门就是一条条木栏杆形成的路径，不由得人山人海的访客不排队。这些木栏杆所组成的的排队巷子，来回折绕许多次，就把偌大的人群全部容纳与规范了。进了现场大门后，里面一百多个展览馆，分别在不同区域，就把人群分散了。进世博会大门安检时，虽然不容携带液体（包括饮水）入场，但如携带空瓶进去，里面很多地方都可以冲加饮水。而且也有无数卖饮食的地方。并且几乎到处均有整洁的男女洗手间。所以，毫无后顾之懮。虽然每个馆均须排队，但不同馆的队伍长短不一。最短的要排一、二小时。最长的需要排五小时，譬如中国馆、美国馆、英国馆、德国馆、日本馆就是。但我到过的馆，一般均有所谓绿色通道，让年过七旬的人在出示身份证明（包括护照）以后，转入另一条直通专线。并可带有两人陪同。所以给年迈者方便很多。唯一没有似此敬老的地方，就是那言必称人权的美国馆。
我（与我家“一把手”）去世博会三次。第一次是五月一日开幕式。这次参加的人全是有特别赠票的。尽管人数应该没有那么多，可是仍然非常拥挤。在这三次中，我们参观了包括欧洲、北美洲、亚洲若干会馆。有人问我观后感想，尤其是欧洲与北美各馆，我很本能地想起毛主席“沁园春”的一句话，“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因为很多当年一度叱咤风云于国际历史舞台者（譬如西班牙），馆内除了幻灯片与短电影片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炫耀于世了。中国馆则不然。馆的外形极为雄伟，里面内容也丰富。不过人特别挤。要等我们第二次去看。而且这第二次，是在应邀参加由上海市侨办组合的“华侨华人回家看世博”的队伍，才看到的。这支队伍，5月10日清晨5时45分在人民广场集合，再乘专车到世博会现场。趁在中国馆还没有对外开放之前，并在举行了一个短短欢迎仪式（韩正市长亲自莅临致辞欢迎）以后，进入中国馆从容阅览。与别的馆相比，中国馆显得极有内容，而且设计颇显别致。譬如一幅清明上河图完全立体化与活动化。所有人物诩诩如生，配以山水房屋以及会动的花鸟马匹，并用适度灯光照明。一时恍若身历其境。让人想起毛主席“江山如此多娇”一句话，是最能形容这一景致的。
其他馆缺乏内容，相形见绌。美国馆更是没有东西可看。除了放映正副总统以及国务卿致辞的短片以外，相对于美国如此的大国，几乎是空洞无物，令人难以理解。而且，这三个致辞，全是高姿态居高临下似的训人口气。徒然引起很多排了五小时队的访客反感叫屈。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期间，许下一个大愿，即要恢复小布什总统以前的美国在世界上享有之声望。本来，美国很可以趁其参加上海世博会的机会，对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访客争取一点人缘与向心力。不幸却坐失了良机。想其背后原因，大概是下意识地轻视中国人，却万没想到上海世博会竟然会办得如此之有声有色。与别的有内容有深度的会馆（譬如俄罗斯）相较，就比下去了。
在所有上海各处张贴有关世博会的标语，最发人深省的是“倾赴全力办好世博；不辱使命为国争光”。我亲眼所看到上海主办的世博会，真的做到了这十六个字的要求。上海世博不仅为上海市带来可堪自豪的成果，而且是为中国（以及全体华人）带来了无比的光彩。故有人认为这次上海世博会的成功，应该视为与2008年北京奥运有异曲同功之妙，堪称并驾齐驱。香港一个计程车司机对我说，“13年前香港回归时，我们(指香港人)看不起大陆人。现在，我们觉得他们在奥运会和世博会上，已证明他们除非不做一件事，要做的话，一定是最好的”﹗这话，出自一个香港计程车司机之口，更是难能可贵。
对“中国模式”的体会与困惑
自2008年华尔街崩溃带来全球金融海啸以及经济低迷以来，中国经济却发出一枝独秀的异彩。除了外汇存底是世界第一以外，其GDP每年仍以百分之八、九的增长率成长。很多国外经济学家，开始注意中国这种奇异的表现，惊为观止。既无以形容，乃称之为“中国模式”。但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鲜有人能道其详。国内学者对于究竟应说是中国模式或是中国道路，似乎也没有共识。我在上海这段时间，“恶补”了诸多著作，并遍查网上资料。再经上海社科院为我召开专谈这个题目的座谈会。这一切，虽然对我瞭解问题有很大帮助，但我仍然有很大困惑。有很多重大问题仍然无法以理智办法来解释。
据知，有关“中国模式”，国内专家都能同意的是，这个模式的特征，可用三句话表达：（1）国家主导加市场作用；（2）公有制加多种所有制；（3）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可是，究竟如何做法，似乎很难看到有人提出详细具体例证来说明。另外，尽管“宏观调控”大家都说极为重要，但到底如何调控法？除了有人提出两个例子以外，别无所知。这两个例子，第一是人民银行（即中央银行）扮演调控货币的三大手段；第二，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监控。但，我知道宏观调控绝对不止于此。可是究竟是什么？对我仍是个悬念。
在一般讨论30年来中国经济强势挺进，对主要因素的共识，包括六项：
（一）有统一的改革开放政策，先从农业着手（譬如放弃公社制、采取家庭联产承包制）；（二）因此而释放出来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68亿人），有助于城市与工业的发展；（三）中国起步晚、后发展的优势；（四）居民的高储蓄率(50%)；（五）稳定的国际环境（至少在1979中美建交以后）；（六）国家战略的转移（譬如韬光养晦、重点发展经济）；（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
可是，问题来了。我们如果仅看中国一例，这些因素均言之成理。但，如果我们采取与别的国家对比的方式来看的话，这些因素中有很多（尤以第二、第三、第五点为然），都是其他开发中的国家也具备的。譬如印度就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下于中国。储蓄率，新加坡就比中国高。至于第五点（稳定的国际环境），更不是中国所能垄断专享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别的国家在经济开发速度上，无法与中国竞争？
世界银行对181个国家（地区）曾作一个“营商环境”的调查。中国在这181个国家（地区）名单的排名，是第83位。连肯尼亚都排在中国前面。同样排在中国前面的有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波兰。亚洲排在中国前面的有新加坡、香港（这两个均是前五名）、韩国（第25名）。连泰国（13名）、马来西亚（第20名）也在中国排名之前。不但此也，2007-2008年之间，中国对外来投资者保护指数，在这181个经济体中仅排名第88。可是，同时有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吸收外资总额占世界第二位。能使用的外资金额接近1,000亿美元。试问，为什么在中国营商环境排第83名以及投资保护率排第88名的状况下，还有那么多外来投资？这也是无法解答的问题。
另外一项共识，认为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所作的调整与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大有俾益。但问题是，世贸组织有一百多个成员。所有的成员，均同样受到因是该组织成员而来的优惠与约束。那么，为什么其他的成员，都无法像中国一样得到因加入世贸组织而得到突飞猛进之功呢？
小结：诸如这些疑问，都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关键问题。可是我们说不出来的答案（不管它是什么），也许正是“中国模式”之所在以及它所能发挥的功能。我们说不出这些答案，并不表示“中国模式”不存在。正好相反地，可能旁证了它的存在。
中国模式不是什么﹖
如上所述，“中国模式”，不能因为我们无法具体地解释出来就认定它不存在。只是无法为它做出一个确切定义，介定它有什么内涵与如何使中国的经济持续地迅速成长。下面，我想换一个方式、用分析它不是什么来瞭解它。就是要问“中国模式”不是什么？
第一，“中国模式”不是盲目遵循市场万能的信念。所以大大有别于西方所熟悉的放任性资本主义（laissezfairecapitalism)，中国模式虽然有很大市场成份，但并非纯由亚当斯密所谓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推动。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
第二，尽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中国模式”并不是没有目标。其目标，乃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这只是要达到让13亿人口温饱以及国家强盛的手段。
第三，“中国模式”不是没有严密的制度基础。宏观调控的部门就包括：（1）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会）；（2）财政部；（3）人民银行；（4）商务部；（5）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6）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等。
第四，“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央完全集权。中央对地方循一个选择性放权原则。所以，在改革以后，中央只负责任命省一级官员，而赋予省级政府任免辖区内厅级与地市的人事权。中央和地方形成一个相互问责制。
第五，“中国模式”中，政治集权并不是个负债，而是个资产。这是由于它的背后有一个组织理论的基础。按照这个理论方针，以党领政、再以政领经济，对中国模式可起的积极作用有二：
（1）党负责全面策划，负起了最终运筹帷幄的功能。但因不像政府职工直接参预每日第一线作业，故可以驾凌于日常眼花缭乱的细节之上。可避免见树不见林之弊端。
（2）因为党驾凌于实际操作之上，故能避免与利益集团挂钩或纠葛之陷阱。更能阻止利益集团之形成与扩张。严格来说，“党企分家”或“党政分家”的想法，均是违背这个党领政的理想的。而党的领导人员如太深地陷入实际日常行政作业，也同样是违背这个方针的。
在经济分权的同时，如无政治集权，按照邓公小平的看法，很可能走向戈尔巴乔夫导致苏联崩溃的不归路。可是，“中国模式”的集权也不是没有财政分权。譬如1994年的税制改革，就是要设立分税制。其中目的之一，即要划清省的独立财政权。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激励。因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这是那只看得见的手和另只看不见的手共同起了相得益彰作用的一个实例。
当然，以上所列之中国模式“不是什么”的名单，并不能概括全部。但有这些例子并用这样方法推理，我们对于“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会有一个新的瞭解。当然，如真要深一层瞭解“中国模式”何以能使中国经济如此持续性急速增长而不衰，还另有一组隐而不显的因素，也应该考虑进去。譬如，中国人的控制消耗浪费、1949年以后新生代的比赶打拼精神(这在奥运会中已显示无余)、低工资、低利润等等，俱是重要成因。但因篇幅关系，在此只能一提而不能深入。
什么是“模式”﹖
国内学者不愿意接受“中国模式”一词，是因为对“模式”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模式”是有剧本可循的模范。但由社会科学角度来看，一个“模式”只是一个缩小的模型。因为人世间任何事体，均太复杂。何况像中国之大以及它的经济发展面面观，是无穷尽的。所以，社会科学家只须要寻找到一个缩影。也就是一个缩小的模型，能够解释真实情况运作之一般，特别是其中相互因素彼此相连的复杂关系，这就是“模式”。如用这个定义的“模式”来看，相信用“中国模式”比用“中国道路”更能传神。更能解释中国持续快速经济发展的复杂现象。
盛世诤言
以上是我趁在学校正值年修而能在中国(主要是上海)停留总共51天的观察与钻研得到的部分心得与体会。多半都是正面与较积极的。但为了避免留下一个一面倒或仅说好不说坏的错误印象，我想在最后，提出几句诤言，以示公允，并供国内参考。
虽然国内突飞猛进已无可争论，但“硬体容易、软件难”那句老话还是有其真实性的。譬如，高楼大厦兴建容易；人们生活水准提高也享受了现代各式各样物质文明。可是，某些根深蒂固的恶习惯，要想改过来，就没有那么容易。譬如国人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仍然比比皆是。尽管有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的法律与法令，而且在很多场所均有禁烟的贴示，可是仍然到处有人吸烟。在上海的市场甚至街道上，常常有人吵架。到处更有人拉高嗓门讲手机，包括在地铁与公车上。除了在世博会内因木栏杆强迫人排队以外，其他地方照样一窝蜂似的争前抢后。尤以过街以及地铁上下为然。纵使在世博会场地由于木栏杆限制，非排队不可；可是，间或还是有人企图插队。这些，都不是短期能自动改过来的。国内应该考虑从幼稚园开始教导，才有希望。
以上这些陋习，在世博会的期间，在上海似乎略有改进。但希望这种改善，不仅是由于世博会筹办期间强调“文明”而来的。也希望不要因为世博会结束就中断了。更希望中国其他地方也能提高“文明”的警觉心。何况近来国人到海外旅行的越来越多。以上这些陋习，如果也带到国外各地去的话，它在海外为中国造成负面形象的杀伤力，是无法估计的。
我说这些，是想提醒国人，如果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上普遍受到尊敬的大国，必先有能为世界尊敬的国民。起码要能与国际水准相接。
另外一点，就是尽管中国的ＧＤＰ已列世界上第三位，而国内公司到国外投资开垦的也与日俱增，但是国内的某些商业上或金融上的做事方法，仍然不能与国际水准接轨。譬如，由坐落上海的汇丰银行开出的银行本票（banker'scheck），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居然不被接受与现金有同等地位。这在国际上，是贻笑大方的事。在上海近郊况且如此，遑论中国内地和其他地区。
还有一点，虽然没有那么显明，但也属于与国际水准(或做法与惯例)接轨一类的问题。是关于上海的交通规则。我在上海这段期间，感觉步行过街有在纽约不会发生的困难。因为在上海闹街上，车辆遇到前面红灯时可以右转，因此造成与横街因绿灯而过街的行人冲突。间或有老外走过，只见摇头不已。在纽约市内，因为行人过多，所以车辆逢到红灯时，是不可以右转的。只有在离开纽约市50英里以外的近郊才可以红灯时右转。因为那里行人与车辆没有那么多，不太能发生相撞的意外。这个问题在上海特别严重。因为，除了汽车以外，上海街道上驶行的还有摩托车、自行车、机动自行车等等。在红灯时，正好是另一边行人过街的时刻。而这些车辆右转就对行人安全造成绝大的威胁。常常行人为了避免这种威胁，宁可不等街灯改变而“偷垒”式地抢先过街。造成了阻碍交通甚至给自己带来更大危险的后果。在上海的人，也许习惯了这种现象，不觉有异。我是外来客，所以特别觉得怵目惊心。才觉得有义务提出来，供给上海主管交通的单位参考以及设法补救。
总而言之，这次上海世博会强调“文明”是对的。这里的“文明”即是指须与国际水准接轨。但这只是短暂的。至多也局限于一个地区而已。中国传统，国家(指政府)有教导百姓的职责。希望国内从学校开始，能就类似以上各节多加注意，并灌输正确的指导。以保证中国国民素质，能与中国重新恢复世界上大国地位符合。
【作者系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