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者赐稿
摘要：富士康12连跳事件,不是一个经济学命题,也不像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命题,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命题。
富士康连续12人跳楼的惨案，毫无疑问敲响了整个社会的警钟，富士康公司显然不能推卸道义责任。但是其背后的问题根源到底是什么？解释清楚这个现象,则对中国社会科学界提出挑战,自杀本身就是最有争议性的课题,即使涂尔干也很难使他的论述严格符合证实或证伪的标准。
惨祸的第一时间,我就有一种胸口发堵的感觉,多么让人痛心的年轻生命啊!但我觉得自己没有想清楚该说些什么。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确实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作乏味枯燥，且持续的高强度。但问题是，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多人跳楼？难道以前富士康的工作就不乏味，不单调么？难道在全国各地的加工制造型企业的流水线上的工作条件，比富士康好么？待遇比富士康高么？
有人提出应该成立工会,这固然也没有错,即使没有这样的悲剧,我觉得也该成立工会,但是工会能解决哪些问题呢？富士康难道拖欠了工人工资么？难道食堂的饭菜质量差？没有给员工上保险？工作场所没有空调？如果这些都解决了，工会还没成立，富士康就主动提高了工资。那么问题就都解决了么？
以前中国农民工也不乏自杀的案例，但那往往是由于，雇主拖欠克扣工资，甚至类似黑砖窑的限制人身自由。而这次富士康事件是基于自由雇佣的，并且符合市场标准的工资水平下的员工自杀。
有很多人已经注意到，这次富士康跳楼的工人，都在20岁上下的年纪，提出”新民工”的概念，认为这些人和第一代农民工有本质的区别。而本文则是结合笔者在国内农村各地的生活体验和对打工子弟第二代的调查研究，提出一个理论假说，解释“新民工”和第一代民工的区别是什么？
稻作与麦作：勤庄稼与懒庄稼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从江苏来到陕西，就感受到一些文化冲突，当时还没有西部大开发一说，陕西当地媒体都在议论陕西人“醒得早，起得晚”。普遍陕西的农民不爱外出打工，到南方的工厂里流水线上干活，都觉得受不了那个苦。陕西农民给我的感觉是尽管很穷也懒洋洋的，性格比较祥乐，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我老家江苏的农民实在太勤劳了，外出打工的很多。我父亲在农村租了一块地，从村上请个两个农民兄弟来平整土地，这两个兄弟，在广东打工，恰好赶上企业不景气，把他们遣散回家，我爸付给他们一天20块钱，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工资，结果两个兄弟干的格外卖力，从早到晚除了喝水，几乎一分钟都不歇气，我劝他们歇歇，他们都不歇。而我也观察过陕西农民干活儿，干一回儿，要歇很长时间，他们叫“抽袋烟”，抽一下就要半个小时，而且到了中午，还要午休很长时间，尤其是天热的时候，都在乘凉，几乎没人干活。
都是农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当时很让我困惑。有一次和贾平凹聊天，他不承认陕西农民都懒，因为他家乡是陕南商洛地区，他家乡的农民非常勤劳，外出打工的人很多，不过在他看来，关中和陕北农民确实懒；另一次我和陈忠实聊天，他是关中人，很为关中自豪，他认为，谁叫八百里秦川是天下最好的黄土呢，麦子撒下去根本不用操心。我在关中农村调研的经历发现确实是这样，只要保证关键时候，浇够两遍水，其他时候，都不用管，确实很省心。而陕北种植小米则更不费心，撒下去种子，几乎就没人管了，广种薄收。
而种水稻则可以算作粮食作物里最让人操心的了。我们的老祖先，至少五六千年前就发现了，稻和野草在淹水条件下的不同反映，通过水淹达到除草的目的。而水稻是在水中生长，水层的深浅对水稻的生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于是要求田面平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水平深浅一致，这样需要对稻田长期精细的维护，还要控制每天的水位。
而且水稻的种植和收获时间比麦子，高粱，玉米更加严格。种麦子只要不赶上特别不合适的雨水，早几天，晚几天问题不是太大，玉米更是嫩一些收，老一些收都行。而水稻的收种几乎一天都不能耽误，而且双季稻的“双抢”---抢收早 稻、抢栽晚稻，恰好是在南方天气最热的时候。这段时期基本从天蒙蒙亮到天黑不歇气的劳作，我爷爷在世时跟我说，他们小时候，赶上“双抢”期间，帮工每天都要吃至少18个馒头或者饭团，以说明劳动强度之大，所谓“起早贪黑”，就是描述这样的劳作。再加上，水稻田单块面积普遍比较小，也限制了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所以直到现在江苏的农村，还有用水牛耕作的，而北方早已推广了拖拉机。
所以同样是农民，种水稻的农民和种小麦高粱玉米的农民是很不一样的。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差异，而是生存环境和技能训练的差异。在陕西这么不大的一块地方，种水稻的陕南农民和种小麦的关中农民及种小米的陕北农民性格都不一样。
“稻作性格”与中国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在全球化产业链中，承担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制造。中国资源秉赋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提供大量适应流水线生产节奏的产业工人。
而我在南方的流水线制造型企业调研时，发现基本上员工主要来源于，安徽、四川、江西、福建、江苏等地区，而这些都是中国主要的传统水稻产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外出到流水线上打工的工人，相对很少，尽管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经济也欠发达，而这些地区是传统的麦作区。
我相信这并非巧合，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方面有竞争力国家中，最早的日本、韩国到发展中的越南、菲律宾也都是传统稻作区。水稻田的劳动经验和他们能顺利的转型为流水线上的手脚麻利的产业工人有某种内在联系。
我亲眼见到流水线上的工人，几乎机械重复的高强度劳动，就像是《摩登时代》里卓别林扮演的拧螺丝师傅一样。富士康现在加薪了，可在我看来那主要不是加薪能解决的问题，你就算给我一个月一万块，我也干不了那个活儿，最主要是受不了那种枯燥和乏味。
但是对那些有稻作经验的民工来说，他们就比较容易承受。劳动条件再恶劣，再枯燥，难道能比在太阳底下，弯着腰保持一个姿势插秧更辛苦，更枯燥么？中国的血汗工厂，经常为了赶订单，让员工，加班加点，但能够比得上“双抢”的劳动强度么？
这里不是笼统地讲谁能吃苦，谁不能吃苦，比如蒙古和藏族的牧民，时常在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放牧，不能说他们不能吃苦，但那是一种不同的苦，对于流水线上枯燥乏味的苦，他们就很难受的了。
我听说有一个政策，在一些民族地区，选拔年轻人到南方打工，作为一种扶贫手段，凡是在藏区、蒙区、新疆选拔民族青年，都很不适应。而笔者亲见云南、贵州的侗族、苗族之类水稻民族的青年，外出打工，到流水线工作中，就基本可以适应。
中国经济的所谓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批“洗脚上田”稻作农民所创造的。他们的坚韧和勤劳，忍受了不仅西方人，就连一般中国人也忍受不了的流水线劳动，成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电玩一代登场
这次富士康跳楼的12个年轻人，都在二十岁上下，在我看来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他们的基本上都是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如果按照传统，已经可以下田帮父母干活儿。但这个时期他们的父母或者自己承担农活儿，希望孩子好好读书跳出农门，或者自己外出打工，赚了钱，更不舍得孩子干农活。所以这一批成长起来的农村家庭孩子，几乎少有真正的农村劳作经验。
而这个时期，游戏厅已经开始遍布村镇，这些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大多数孩子来说，最吸引他们的活动就是电子游戏。有很多学者研究电子游戏对于儿童性格的影响。有一点可以形成共识的就是，电脑和网络游戏，是高刺激性并且兴奋点快速转移的。同时电子游戏，又有一种鼓励人雄心勃勃和竞争性的机制，比如对于积分和不断“通关”，“升级”的追求。
当这样的孩子，到了十八九岁，按照传统社会期望，他们应该能够成家立业了，而这些孩子最有可能找到，并且看上去相对他们的父辈还不算低的工作。就是在富士康这样的流水线制造企业。
等他们进去以后，才发现这样的工作是多么令人难于忍受，乏味枯燥并且似乎看不到“通关”和“升级”的希望。对他们的父辈和兄长来说，那是习以为常，以为是宿命的劳作，对他们来说如同炼狱。
于是最终有些人在绝望下，选择了跳楼，也许他们在飞身一跃的时候，想起的是游戏里经常出现的“Game over!”
富士康案的警钟
在这个时候富士康的青年员工跳楼，无疑敲响了整个社会的警钟。最简单的反思，就是把富士康指责为血汗工厂，固然富士康在很多问题上应该被指责，但什么才不叫血汗工厂呢？难道大批量生产订制电子元器件的富士康可以像谷歌雅虎公司那样，让员工在办公室里养宠物？边喝咖啡，边慢悠悠的干活？
如果按经济学的话语，人们会认为，刘易斯拐点到了。这同样太乐观了，所有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真正严重的问题。富士康跳楼事件，在我看来本质上不是一个劳动力价格问题。
在富士康跳楼的这些年轻的孩子，并不是黑砖窑的奴工，没有人逼他们要去富士康工作，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份工作，富士康给的工资基本上并不偏离市场预期，甚至比市场上其他工作还好，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真正的富士康警钟，在我看来，是要去理解人是什么？一个生命体是怎么成长的？去体会人性需求的复杂性。
中国有水稻劳作经验的这一批民工，现在最年轻也40岁上下了，他们很快就将跟不上流水线的工作节奏，逐渐退出流水线工业的劳动力市场。而打电子游戏成长起来的一代，注定难于长期忍受，乏味、枯燥的流水线工作。打电子游戏形成的性格和流水线作业的要求注定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所产生的心理压力甚至痛苦，不是靠涨工资就能解决的。
这;个道理就好像，一条狗，你给它带上项圈，牵出遛，它会很开心；一只猫，你要给它带上项圈，牵出去遛，它就会极为痛苦，它不习惯被牵着走。假如按照经济学的视角，会理解成，激励不足，可你给猫吃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弥补它被牵着走的痛苦。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生命体。
在我看来从小就玩电子游戏的一代和从小在水稻田里干活的一代，根本就是不同的生命经验体。只要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不变，即使市场机制让他们选择富士康式的工作，市场机制也会给他们一份还不错的收入，但市场机制并不能弥补他们所感受到的，也许不像我能表达得这么清晰的痛苦。
很多学者还在议论，“中国模式”能不能持续？我想答案就在于其中。
注：1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所博士后，长策智库研究员，本项研究是受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的打工子弟第二代课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