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卓元就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专家一起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稳健派”代表之一。1983年——1993年他在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积极主张市场化价格改革，坚持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要并为市场价格单轨制，探索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
参加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参与了“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起草工作。
张卓元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兼任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价格学（协）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
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张卓元改革论集》，主编《中国经济学60年》。
当前，我国正在着手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组织起草“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的国家发改委正在广泛听取专家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在日前完成的调研报告《“十二五”规划应着力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几个失衡问题》中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着力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特别是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以便更快地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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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经济失衡问题更加突出，粗放扩张型、数量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了严峻挑战
记者：您在日前完成的调研报告中提出，“十二五”规划应着力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失衡问题，那么，请您谈谈近年来我国经济积累的失衡或不协调问题？
张卓元：首先应该看到，进入新世纪(002280,股吧)后，2003年——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五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8年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由于政府实行强刺激投资计划，2008年和2009年经济仍实现9％和8％以上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在规模和数量扩张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令世人瞩目。到2008年，我国GDP按当年汇率计算折合成美元达38600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基本上沿袭粗放扩张模式，加上国际金融危机袭击下采取强投资应对措施“保增长”，因而积累了不少问题，经济出现了几个大的失衡或不协调，严重制约着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一是内外需失衡。2007年我国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6％，比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的18％高出一倍。在这样的情况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收缩、出口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
二是投资消费失衡。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降到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2008年降到占GDP的35．3％，比一般国家占60％—70％低近一半。这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根源。
三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失衡，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目前，我国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已满足不了经济的粗放式增长，资源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如，1990年我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只有5％，目前已达50％左右，风险很大。
四是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比名义上为3：1，实际（加上社会福利）为6：1，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仍在扩大。
记者：在这四大失衡问题中，您认为哪一种失衡问题最为突出？
张卓元：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最为突出。投资增速很高，产能过剩，只好靠扩大外需找出路，致使出口依存度一路攀升。投资增速很高，粗放型扩张，必然要付出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投资增速很高，在于追求GDP的快速增长，导致财政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财力不足，不能很好地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几个失衡问题更加突出，尤其是出口大幅下滑，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这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暴露出来。有人估计，我国第二产业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大概是20％－30％。产能过剩问题导致不少企业停产倒闭，资源浪费严重。
从我国几个失衡问题看，扩内需应着力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而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调整结构和长期持续增长，有利于发展第三产业，但这要靠长期努力，短期不易见效。的确，靠常规的办法，消费增长难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难以大幅度提高。如果要较大幅度提高消费特别是居民的消费比重，对国民收入结构做重大调整，就要着力提高居民首先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治理我国经济问题，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十二五”规划要重视解决长期积累的失衡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记者：为什么制定“十二五”规划要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张卓元：制定“十二五”规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打算，并在实际工作中着力解决上述四个失衡问题，特别是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以便更好地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可持续的较快增长，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我认为，在政府多项刺激政策和措施带动下，较快地扭转了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势头，出现了回升向好趋势，2009年我国经济超额完成“保八”任务。问题在于这些刺激措施能否使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包括这些刺激措施能否持续。如，贷款的飞速增长能否使我国经济走上V型轨道。如果这些刺激措施只能短期有效且措施本身也不可持续，就有可能使经济向上走一阵后再次向下探底或多次上下，走W型轨道，这比走U型轨道还糟。因此，对治理我国经济问题，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制定“十二五”规划有利于人们冷静地思考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要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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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的强大动力，只有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经济社会才能走上科学发展轨道
记者：您认为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怎样使我国经济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张卓元：是改革，改革是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的强大动力。只有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经济社会才能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同时，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也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紧密联系起来，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要认真研究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克服通货紧缩的经验，特别是研究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的成功经验。1998年以后几项大的改革是很成功的。如，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使此后房地产产业大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改革，使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并迅速发展壮大；剥离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改善治理，为后来国有商业银行成功上市打下基础，并使我国银行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很小；2001年加人世贸组织，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等等。
“十二五”时期，要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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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认为“十二五”时期应该不失时机地推进哪些改革？
张卓元：当前，国内经济运行回升向好，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提供了有利时机。因此，“十二五”时期，要不失时机地推进以下几项改革。
一是抓住国际市场资源产品价格不高的机遇，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应致力于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管制，而不是靠政府去理顺价格。这是一项基础性改革，能减少甚至消除资源能源价格的扭曲，对节约型社会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限制，引入竞争机制。这对加快金融、电信、铁路、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服务业就业岗位，有重要作用。现阶段，保增长主要是保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这就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所有领域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机制。
三是建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制度，包括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建立健全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对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不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出现挤兑现象，这得益于各国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我们要吸取经验，抓紧建立这一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制度。
四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型。要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就要使财政尽快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应将绝大部分用于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这对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结构也有重要意义。
五是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应以追求GDP增速作为主要目标，而应以人为本，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深，扮演资源配置主角，就会刻意追求短期GDP最大化，不但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必然使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越来越大，使发展不可持续，祸及子孙后代。
六是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扩大消费的各项改革。具体改革措施应包括：较大幅度提高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金额，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继续推动家电等电子产品和农机、汽车等大规模、低价格进入农村市场，提高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建立对农民工失业的援助制度，等等。
我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因此，必须制定中长期规划，必须有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严峻，面临的国内问题依然复杂，这也有利于大家努力从改革找出路，使改革获得较大的动力。重要的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适时推出必要的改革，积极配合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更加稳固，并逐步使国民经济走上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人论点
论点一：“稳中求进”的“渐进式”改革思路
1987年，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以刘国光和张卓元为代表的社科院课题组在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的“渐进式”改革思路。
张卓元指出，经济体制改革要“稳中求进”，才能较好地处理改革同发展的关系。治理整顿并不就意味着不要改革了，恰恰相反，随着治理整顿的深入，急需深化改革来配合，用深化改革来促进治理整顿的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在改革过程中要很好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盲目推进，那就不但会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损害改革的顺利进行。
改革本身也要稳步配套推进。这是因为，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求多方面的协调和配合，个别方面孤军突出会搞乱阵脚，出现类似交通秩序混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革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环节的全局系统的改善与变革，涉及人与人之间、地区间、部门间、企业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与改革，这就需要慎重对待。改革过急，利益关系变动必然过大，就容易引发社会的震荡与冲突，影响社会的安定。改革的步子稳一些，改革的成本可能高一些，但却不容易翻船，能够避开大的风险比较顺利的到达彼岸。
论点二：中国经济需转型：从追求数量扩张转为注重质量效益
张卓元不久前撰文提出，为顺利推进经济转型，今后5—10年的对策建议有三条：
一是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增长。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现阶段潜在增长率为7．5％——9％之间，因此今后十年的经济增速以控制在8％左右为宜，不要再企求两位数的增长，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
二是致力于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是很艰巨的任务，要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能降耗减排，而且要用慢功夫，急不得。当前调结构最重要的是调整投资消费结构，大力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努力抑制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不正常现象；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减排减碳，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转为市民的进程，这是今后扩大内需最为有效的选择。
三是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很多途径，其中最主要的是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当前，经济形势比较严峻，这也有利于大家努力从改革找出路，使改革获得较大的动力。
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来源：深圳特区报[2010-03-03]